万历皇帝为何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万历皇帝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然是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但自古以来，嫡长制就是万世上法，太子必须立皇后所生之嫡子，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王喜姐病死，再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朱常洵的身份就变成了嫡子，名分超越了朱常洛的长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万历皇帝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的态度，一直要拖到郑贵妃当上皇后为止。为了心爱的妃子，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最终还是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
然而，世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偏偏王皇后命大，虽然体弱多病，却是迟迟不死。不仅如此，皇后还仗着背后有李太后撑腰，对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十分爱护。皇帝一拖再拖，大臣们自然不同意，上疏者前赴后继，但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到了万历二十九年，万历到母亲李太后那里问安。这位老太后忽然露出不满意的表情，问皇帝为何迟迟不立太子。万历自小在母亲严格管教下长大，可能是老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万历对太后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惊惶之下竟然说了一句关键的错话：常洛是都人之子。意指朱常洛出身卑贱，生母只是个宫女。但皇帝显然是鬼迷心窍，他忘记了母亲也是宫人出身。
当李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万历说：“你也是都人之子”时，他这才醒悟过来，然后惊恐地“伏地不敢起”了。这件事后，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了一疏。这封奏疏写得极为高明，虽然也是催促皇帝早立太子，却巧妙地回避了立谁为太子的关键点，只强调多子多孙，天伦之乐，居然机缘巧合地打动了皇帝。万历终于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朝野上下，闻讯而欢声雷动。但郑贵妃却坐不住了，为此跟万历大大闹了一场。万历心疼爱妃，又开始动摇，以典礼未为由，下诏改期册立太子。在关键时刻，内阁首辅沈一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将皇帝的手诏奉还，坚决不同意改期。
郑贵妃听到消息后，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还是要奋力作最后一搏。她从寝宫翊坤宫的房梁上取下玉盒，这是她最后的制敌法宝，里面装有皇帝誓朱常洵立为太子的誓言。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尘封多年的玉盒时，不禁大吃了一惊。那纸皇帝亲书的手谕已经让衣鱼咬破，“常洵”两字刚好进了鱼虫腹中！万历皇帝见状，呆立良久，怅然若失。然而天意难违，他终于还是下定了决心，不顾郑贵妃婆娑的泪眼，正式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封地洛阳。
至此，前后争吵达十五年，使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万历皇帝身心交瘁、郑贵妃悒郁不乐、天下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正式告一段落。而大明王朝也已经在皇帝的消极与贪婪中，走到了风雨飘摇、油尽灯枯的一天，但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农历是癸卯年。按照阴阳学说，火运不及，寒乃大行，既属平气之岁，又是不和之年。大明王朝也如同这诡异的年运一样，平静的表面下涌动着淳淳暗流，漩涡的中心即是国本，亦即太子之位。两年前，万历皇帝朱翊钧终于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立不喜欢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时人评论道：“从万历十四年阁臣申时行等请立皇太子，至万历二十九年皇太子之位始定。自古以来父子之间，未有受命如此之难也。”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幕，并不是朝臣们前仆后继地上书，也不是久居深宫的慈圣太后李彩凤突然发威。而是万历早前写下的要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洛为太子的手谕，正好被肚虫咬去了“常洵”二字，以至于皇帝不得不长叹道：“此乃天意也。”遂决定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历时十六年之久的“国本之争”虽然结朿，但万历皇帝依旧消极怠政，不理朝政，不批奏折，只躲在深宫中与最宠爱的郑贵妃相伴相守。流言再度纷起，传闻美丽聪明的郑贵妃正在积极谋取皇后之位，预备改立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
对于这场明争暗斗的太子之战，朝野间各有立场。被削官为民的前吏部郎中顾宪成，在无锡设置东林书院讲学，影响巨大，遥相应和者极多。东林之名大著，人称“东林党”。东林党持嫡长子原则，支持现任太子朱常洛。于是时人称东宫皇太子为“大东”，东林为“小东”。朝臣亦各分成几派：有支持太子朱常洛的，有支持福王朱常洵的，更多的还是持中立态度的骑墙派。福王派又有三种情况：一是本来就是郑贵妃亲党，二是因见到皇帝站在郑贵妃一方而刻意逢迎圣意的，三则是完全出于妒忌东林党的私心而反对太子的。
廷臣们结成朋党，排除异己，上下呼应，交攻日盛。而万历皇帝则多年不上朝，不召见大臣，内外意奏悉留中不发，任凭紫禁城外洪水滔天，一律置若罔闻，于是政局愈发败坏。但对天下莘莘学子而言，今年却是个好年头。癸卯正好是大比之年，按照惯例，本年秋季八月，将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主持举行今试，为朝廷选拔出可用之才。从春季开始，北京就陆续多了不少操各色口音的士子，客栈、旅舍、会馆人满为患。有来参加今试的，有来京师游余看热闹的，更多的是已经登贤书的举人，提早来为明年二月的会试做准备。天下学子云集北京，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也成了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