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劇《清平樂》的過程中，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宋朝的宰相動不動就會引咎辭職，官員被免職的頻率也很高，但往往過了一陣子又會被重新啟用。感覺范仲淹和晏殊就是走馬燈似的互換，不是你給我送行，就是我為你餞行。
還有一段很典型的劇情是劉太后去世了，八大王出來指證劉娥毒殺了皇帝的生母李順容，要求皇上為李太后報仇，而當時的丞相晏殊為了平息事端，主動的攬下了全部的罪責，願意引咎辭職，仁宗皇帝雖然有所 不捨，當時為了大局還是同意晏殊引咎辭職。
這是電視劇中的劇情，翻翻歷史書，你會發現，有宋一朝，宰相辭職的例子還是蠻多的。
宋朝都有哪些宰相辭職的案例？
比如 ，天聖七年（1029），汴京皇城內的玉清昭應宮受雷擊著火，燒燬宮殿“三千六百一十楹”，只餘“一二小殿”倖免於難。劉太后聞訊大哭：“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火災發生後，宰相王曾即上表待罪，引咎辭職，後罷相出守青州。
寶元元年（1038），宋境發生“冬雷地震”，災害頻仍，而以宰相陳堯佐為首的政府應對無方，賑災不力。諫官韓琦連上數疏，對政府發起彈劾，認為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尸位素餐、庸碌無能，必須對眼下發生的災異負責，最後迫使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四位宰執同日請辭。
一個諫官能做到這一步，不得不說威力還是蠻大的，值得一提的是，後來韓琦也當上了宰相，因為“不赴文德殿押常參班”，被御史中丞王陶彈劾為“跋扈”。韓琦自請辭去宰相之職。
宰相引咎辭職的根源在於“宰相副署制”
按照宋朝慣例，君主將“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宰相組織一個責任政府，負責治理國家；但“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則宰相待罪，或者引咎辭職。
古人相信天人感應，認為天災乃是上蒼對人間執政的警告“陰陽不和，責在宰相”，天災降臨，執政的宰相難辭其咎，當然需要引咎辭職。
體現在制度上，即朝廷的政令（詔書）儘管出自君主之名義，卻必須由宰相副署。宰相副署制是“責任內閣”制度的起點。治理有過失必問責，責任即由副署之宰執承擔，這是通過非成文法（祖宗法）確立下來的憲法慣例。
用南宋朱熹的話說：“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
我們從宋朝歷史中可以看到，每當出現嚴重的災害事故，而政府解決不力的時候，有擔當的宰相總是會引咎辭職；如果他不主動請辭，代表天下公議的臺諫也會上書彈劾，迫使執政官辭職。辭職可能於事無補，卻表明一種負責任的姿態。
皇帝不能辭職，但必要時要下罪己詔
皇帝作為帝國的最高領袖，對於他是沒有引咎辭職這一說，原因很簡單，因為君主的更迭震動太大，假如頻繁地更換君主，勢必引發政治動盪。但皇帝並不是一點 道義責任也不擔當，面對太嚴重的天災，有時候皇帝也要下詔罪己。
嘉祐元年（1056），由於“京師自五月大雨不止”，“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宋仁宗下了一道罪己詔：
“此皆朕德不明，天意所譴，致茲災潦，害及下民。是亦邦治未孚、王政多闕，賞罰有所不當、詔令得非未便、獄訟頗枉、賦役煩急，既民冤失業者眾，則天災緣政而生。思聞讜言，以推咎罰，道有消息，志在更張。應中外臣僚，並許實封言時政闕失，凡當時之利害、制治之否臧，悉心以陳，無有所諱，庶幾弭塞變異、召致和平。”
在這道詔書上，仁宗皇帝向上蒼、向群臣、向萬民檢討了朝廷在賞罰、詔令、獄訟、賦稅各個方面的過失，請求上天原諒，併發誓改正自新，請中外臣僚進言時政闕失。但對古人而言，他們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上天一直監視著人間，皇帝下詔罪己並不是徒有形式。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罪己詔意味著皇權之上有天道，天道乃是人間秩序的監察者；皇帝也承認這一點，所以要向天道表達敬畏，並自覺接受天道的約束。
罪己詔表達的是君主的道義責任與政治責任，而不是具體的行政責任。行政責任由宰相負責，因為宰相才是政府的領袖，才是治理天下的執政者。
君主既然不容有錯，那麼就只能作為尊貴的國家象徵，而不得過問實際行政，不負行政責任，如是，政府有錯，由宰相擔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總結一句：宋朝宰相因為發生災異而引咎辭職，既是“陰陽不和，責在宰相”這一古老觀念的邏輯結果，也是宋人有意識地構建“責任政府”的制度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