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代的中國人，對自己歷史與文明的態度極為矛盾複雜。
有些人——多數讀過幾年書的知識人物，對舊中國的歷史與文明持絕對的否定態度，他們受近代宣傳家的影響深重，只要一提及舊中國的歷史，馬上就將之與黑暗、壓抑、專制、殘暴、愚昧等最貶義的詞聯繫起來；似乎這數千年來，我們的歷代祖先都生活在地獄裡。以柏楊等為代表的一些人，甚至說中國古代就是個大糞缸，我們的爺爺的爺爺們，奶奶的奶奶們，都是其中可憐而無知的蛆蟲。
另一些人，則相反，他們對中國的歷史與文明抱有美好的情感，持強烈的自豪態度，動輒就說我們的古人如何如何了得，譬如一提到西方的某些科技發明，他們就論證這些東西其實中國古人早就會造。可以說是盲目崇古。
因此，近來社會上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景觀：
一方面傳統文化趨熱，有些人開始喜歡讀古書，說古事，對古代歷史產生了溫情與敬意；另一方面，一些人則痛心疾首，不惜要用最惡毒的語言予以抹黑、咒罵。一方面古代的歷史劇、宮廷戲、人物八卦及評書演義之類節目，在現代傳媒上熱播，深受大眾喜聞樂道；另一方面，有些人則對此憂心忡忡，說中國大眾的心智之所以流連在古代，是殘留的奴才心態作怪。
這種對中國古代歷史與文明的不同認知，反映的是中國社會嚴重的價值觀念的分裂與對立，其影響投射到現實與未來，孕含著極大的容易導致內鬥與摩擦的風險。
而如何消除這方面的分歧？尋找共識，客觀地看待我們的過往，也便成了當今中國社會最為緊迫的課題之一。
不管我們主觀上承認與否，中國的存在，都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蹟。
就古老的程度而論，中國不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最早出現的國家，但那些比它古老的國家—--蘇美爾人的、埃及人的、印度人的—--早已灰飛煙滅，現在生活在那些國家或地區的人民，與那些古老文明不僅在文化上沒有多少直接的承傳關係，甚至在血統、種族方面也沒有多少相同之處。以疆域論，中國不是擁有領土最多的國家，歷史上的蒙古大帝國，現實中的俄國都比它遼闊；但蒙古大帝國僅僅曇花一現，俄國作為受人矚目的大國的歷史，最多不超過400年。
因此，中國文明的獨特，首先在於它無與倫比的連續性，今日的中國人，儘管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禮，但我們在風俗習慣、言行舉止、思想信仰方面仍與我們遙遠的夏、商時代的祖先保持著許多相似之處。我們的某些顯赫家族的族譜一直可以上延到周朝，曲阜的孔氏家族甚至能將他們家族的歷史上溯到商代。其次，在於它龐大的規模（主要指疆域與人口），中國在希臘時代是地球上屈指可數的大國，在羅馬時代也是，在阿拉伯穆斯林帝國時代還是，在伊比利亞時代仍是，在今日的美國時代依舊是。
中國文明的獨特性，曾讓西方的史學家很不安，在“發現中國”時期，它讓那些相信《聖經》中所描述的世界史的人，不得不認真考慮中國歷史的另類問題。在馬克思時代，它讓這個無產階級聖者在論述他的唯物主義史觀時，不得不在中國問題上含混其辭。
要客觀、準確地認識中國歷史與文明，必須先要有正確的關於中國歷史與文明的大思路，否則大的方向錯了，在錯誤的方向上爭辯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在這裡我要闡明兩個史學原則。
一、人類不管怎樣努力，都永遠不會發展出一個無痛苦、無悲劇的天堂式的美好社會。因此，人類社會雖然能從低級階級向高級階段進步，但並不表明人類社會的高級階段就一定比它的次高級階段或中級階段更完美；換句話說，未來未必一定比現在或過去更令人滿意。從長遠看，追求不斷進步是個錯誤，因為在自然界中，沒有一種事物能永遠處於成長階段。
這裡需要先弄清一個問題，什麼樣的社會近乎完美？對於這個問題，我同意法國重農學派經濟學家魁奈的觀點：人為秩序與自然秩序相統一。具體的指標有：（1）能長久、穩定的延續；（2）物質、文化事業發達；（3）人民的滿意程度較高。以這三個指標衡量世界各文明體，有資格談論完美的或許只有三大文明，即近代的歐美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國文明。
但近代生機勃勃的歐美文明顯然有反自然秩序的傾向，而且其存在的時間向多處算不過五百年，向少處算不過三百年，它是否能再穩定地延續五百年？結論並不令人樂觀。古代印度文明，若從雅利安人全面人侵算起，其長久持續的時間超過了三千年，但這一文明缺乏自我保衛能力，經常被各種入侵者衝得亂七八糟。這其中只有中國文明完全符合上述條件，近乎完美；然而新的問題是，為什麼近乎完美的中國文明會被不完美的歐美工業文明戰勝，最後不得不學習歐美的工業文明？
回答這個問題可以拿體育賽場上的事作比喻：近代歐洲是個經過專業競技訓練且經常服用各種激素的運動員，它高舉著“優勝劣汰”的旗子蠻橫地要與專心於農耕的中國競賽，農耕的中國肯定不是他的對手，而且要想不被淘汰掉，中國就必須學著歐洲的樣子訓練自己且服用大量激素。我們當然不能認為經常服用激素的運動員擁有正常人的健康。
二、人類歷史上比較有影響力、有代表性的文明類型有三種：一是遊牧型文明；二是農耕型文明；三是工業文明。這三類文明各有一套適用於自己生產、生活方式的價值體系，我們不能用農耕文明的價值標準去評判遊牧社會，也不能用工業文明的價值標準去評判農耕社會。在西漢時期，曾發生過漢朝使節用農耕人的價值標準去評判遊牧人的事件，結果遭到匈奴代表中行說的強有力反駁（他的辯辭被司馬遷記錄在了他的著作中）。
儘管農耕文明顯著優於遊牧文明，但有個不爭的事實是，農耕人如果到了茫茫的大草原上，他若想長期生存下去，那麼最明智的做法是聽從中行說的教導，放棄農耕社會的價值標準，“人鄉隨俗”；相反，如果遊牧人想過上較美好的生活，到農業區發展自己的事業，那麼他們也最好接受中國的教化。
歐洲的工業文明雖然挾強勢瓦解、降服了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但如果用它的價值觀念諸如進步、自由、民主、科學等去評判漸漸逝去的這二類文明，尤其是中國的農耕文明，顯然不合適，這樣做很容易給中國的農耕社會貼上黑暗、禁錮、專制、愚昧的標籤。
須知，進步、自由、民主、科學等價值觀念有很大的相對性，它們在工業文明的條件下，在各民族國家內，無疑是非常正確、神聖的；但古代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完整的世界體系的中心，它對外不與其它國家競爭，對內只關心社會秩序的和諧，這類觀念對它有害無益。
毫無疑問，假若用中國農耕文明的價值標準來評判今天的工業社會，那麼工業社會的病態是顯而易見的，這也可以解釋清朝未季，中國的知識精英對現代化的誘惑為什麼遲疑且憂慮。
用這樣的方式對現代工業文明提出質疑，對中國的農耕社會予以頌揚，並非為了表明一種復古主義傾向。在這裡，我只想破除現代人對工業社會中流行的價值觀念的迷信，這對當今的中國有兩重現實意義：
首先，中國作為一個普通民族國家，為了在激烈競爭的國際叢林中求生存，必須全心全意地走現代化道路，不擇手段地爭取實現富民強國的戰略目標；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中國必須追求不斷進步，必須發展科學事業，必須建立民主政體。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一定要用非理性且激進的態度，先去否定我們過去的歷史與文明。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樣做除了在國民內部製造分裂，及助長一部分人的極端情緒外，毫無益處。
第二重意義在於，中國應對整個人類的前途負起一部分責任，它需要深刻理解工業文明的本質，清醒地認識其優勢與缺陷，畢竟工業社會就像一列奔跑起來卻無人操縱的列車，我們不知道它要把人類帶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