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數字經濟提高了服務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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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40多年來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9.7%。不過,從2009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緩慢下行軌道,增長速度持續下行。這個下行點起始於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影響。

從根本上看,下行是由於我們進入了服務業為主的發展階段,服務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持續上升。經濟理論和國際經驗都表明,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有將經濟增長速度拉低的內在力量。這也是許多先行國家走過的道路:服務業比重超過50%之後,經濟增長就開始呈現喇叭口模式:一條曲線是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呈現上行趨勢,比重不斷升高;一條線是經濟增長速度,呈現下降趨勢,速度持續下行。這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規律性現象。

之所以有這種規律性存在,是因為服務業是相對低效率的產業,服務業比重升高,經濟活動的效率會下降,同樣的投入,產出減少,以至於拖累了整個經濟的增長速度。為什麼服務業是低效率產業?這源於許多服務過程要求生產和消費同時同地,“人對人”“點對點”。現在,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服務業為主的時代,同先行者相似,呈現出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行的階段性特點。

中國會不會遵循先行者的軌跡進入中低增長階段?我們有沒有辦法將增長速度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

總體看,速度下行難以避免,但我們希望能夠比其他國家表現得相對更好。這個希望並不是非理性的願望,而是有實在的依據,即我們是在數字時代進入了服務業為主的時期。

數字經濟具有三個顯著特點,不僅可以改變傳統的低效率問題,還可以創造新的商品服務和商業模式,創造新增長點。

江小涓:數字經濟提高了服務業效率

《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經濟與世界秩序》,趙劍英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第一,數字技術極大提高了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服務業主要的問題是勞動生產率提不高,拖累了整個經濟的增長,如果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之後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

第二,數字技術能快速創造新的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數字時代產品和服務創新速度極快,幾大平臺每天合計上新300萬件以上的產品和服務,促進消費者不斷嘗試新的產品和服務,消費迭代的速度加快。

第三,數字技術成為配置資源的一種力量。首先它配置存量資源,數字技術可以低成本地將零散資源和片斷時間與需求匹配,為經濟增長和社會服務做出貢獻。其次能配置增量資源,例如金融機構,靠智能數據分析、依從風險控制指標,決定誰能得到資金和其他資源。此外,數字技術還能配置關注力資源。以前,企業想要知道消費者需求,就要做市場調研、開發產品、試用、反饋、推銷、優惠,最後抵達客戶;現在直接用大數據來探知個性化的需求,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個性化推送。而消費者發現品牌的優先渠道,從廣告、演示和試用,變成了搜索、推送、社交網絡等。數字技術匹配度非常精準,推給你的就是你關注的問題、想要知曉的信息。現在,數字平臺已經成為廣告投放的主要渠道,這就是資源配置的一個方式。

我們國傢俱備的一些國情和產業特點,特別有利於數字經濟發展。首先,我們是一個超大規模國家,消費者有14億人,數字平臺的規模經濟特別明顯,邊際成本基本上為零,增加客戶基本上沒有什麼額外的支出。量大就能支持一個大平臺存在,甚至能支持若干個大平臺存在,大就有規模經濟,多個並存就能相互競爭,既能達到規模效應,也能達到競爭效應,使得服務迭代非常迅速,為消費者帶來福利。大國消費者眾多,小眾感興趣的消費就能有可觀規模,支持多種新商業模式的發展。有1%的關注就是1400萬,足足可以支持一個新型商業模式的成功。

其次,國內市場大,就能支持數字企業在本土成長,直至具備全球競爭力,到國際市場上競爭和發展。如果一個小國家的企業發起一個數字化平臺,一開始就必須是全球性的平臺。而我們國內消費者數量就能支持數個平臺成長髮展,並形成競爭促使企業持續努力提高競爭力。

綜上所述,數字時代,服務業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們有幸在進入服務業為主的發展階段時,恰好與數字技術發展應用相重合,而且具有多方面的優勢發展數字產業。因此,我們在這個階段有可能打破“服務業時代是低增長時代”這個過往的規律,有可能保持相對較快的增長速度,比先行者展示出更好的增長態勢。

(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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