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1日，毛主席視察黃河沿岸。路經安陽時，毛主席遊覽了一片園林，隨後地方官員趕緊說：這片園林以後是要平掉的。不料，毛主席不以為然地說：“不要平嘛，還要保護好，留作反面教材。”
正是這一言九鼎的“最高指示”，才使這一片中國近代最大的反動封建軍閥頭子的陵寢得以保存下來，這個園林就叫“袁林”，長眠於此的人叫袁世凱。
袁世凱是民國五年農曆五月初六（1916年6月6日）那天一命嗚呼的。儘管總統府的醫官稱，大總統因患尿毒症不治身亡，但人們更願稱其為“優懼而死”，因為自從上一年他執意要做“中華帝國”皇帝開始，就得罪了天下人。四面楚歌的袁世凱，在驚懼中腎病猝發，而他偏偏又不信西醫，不準洋人在自己身上動剪子動刀，結果從發病至嚥氣，只有短短的幾天。袁氏生於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卒時五十七歲，正應了老袁家的“魔咒”，男子都活不過六十。
安陽袁林
其實，如果袁世凱在1914年或者1915年就死了，那他留給世人的形象也許就是一個高大偉岸的形象。在清末亂世，袁世凱確實是一個治世能臣。那為什麼他最後要做“洪憲皇帝夢”，鬧得一個失敗名列、憂懼而死的下場呢？圍繞在袁世凱周圍的很多事件都值得細細的品。
引子——先聊一聊袁世凱的閒話
袁世凱祖籍項城，他也經常被稱為“袁項城”，但袁世凱並未葬於項城祖墳，而是葬在安陽，主要因為袁世凱並非其父袁保中的正妻所生，所以，他的母親亦即生父之妾，死後便沒有資格進入袁家祖塋正穴。雖然當時袁世凱已經官至直隸總督，但正妻所生（所謂“嫡出”）的大哥還很堅持原則，袁世凱因生母未被尊重而憤然遷籍，從此一去不回。如此看來，這個人還有點兒骨氣。
但就是這樣一個性子剛烈的人，竟然見了大總管李連英時居然單腿下跪！這破了規矩的大禮雖讓同僚們恥笑，但卻挺管用。有人記下了這樣一段逸事：
某日，慈禧太后召袁世凱入宮奏對。袁提前問計於李連英，稱自己有一事想稟報，但怕太后心情不好不敢提及。李公公說：看“老佛爺”臉色行事唄！但“老佛爺”的臉乃“天顏”，跪在地上的人哪敢仰面觀“天”？於是，李公公又授意：你老哥伏在地上彙報工作時，不就在我腳下嘛，只看我的雙腳可也——雙腳分立則暗示主子心情不錯，有話快說，雙腳合起則示意太后已面呈不快之色，請免開尊口。袁世凱唯唯喏喏。
袁世凱洪憲皇帝夢醒前後
1912年，大清王朝倒臺，中華民國成立，袁世凱出任大總統。民國伊始，中國人是不會玩兒民主政治的，所有人都覺得皇帝沒了，大家都平等了，這就是民國。首屆民國政府又被稱作麻將政府，因為袁世凱每次開會，那些部長、委員經常遲到，為什麼遲到？打麻將耽誤了，袁世凱也沒轍，因為這些部長、委員要麼有錢、要麼有名望，他都輕易惹不得。地方督撫大員也不鳥中央政府，經常截留稅款，搞得袁世凱的中央政府想做什麼事情都要先好好安撫地方督撫大員。梁啟超就說過民國政府那些要員開會如“村婦罵鄰”，一片烏煙瘴氣。而且民間對民國也變得越來越反感，籌安六君子的領頭者楊度曾經給袁世凱舉了一個例子，說他看到兩個乞丐打架，其中一個乞丐罵道：要是有皇上在，你還敢這樣嗎？老舍的《茶館》裡也有一句經典的臺詞：
“大清國啊，不見得好，可到了民國啊，我捱了餓。”
袁世凱是當過清朝的直隸總督的，也是軍人出身，他哪裡受得了這種夾板氣，而且這種風氣顯然不利於重振中華民國的經濟與政治。所以對他來說，當皇帝確實是一個解決之道，當了皇帝，有了生殺予奪的大權，誰還敢不開會打麻將呢？
袁世凱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就說，我哪裡想當皇帝呢，我今年五十七了，我老袁家的人都活不過六十，我當皇帝又能當幾年呢？有人說我想將位置傳給幾個兒子，你看看我那幾個兒子，大兒子是個瘸子，二兒子是個名士，三兒子是個流氓，望似都不是明君的料，我當皇帝又當個什麼勁兒呢？
對於袁世凱為何稱帝，袁世凱的親屬及親信都說，主要是吃虧於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袁世凱到晚年最相信的也是自己的兒子。但就在其長子極力鼓動他當“中華帝國”始皇帝最熱鬧的時候，才猛悟出自己陷入了絕境。
事情敗露於偶然。就在袁世凱屁顛兒屁顛兒地忙碌著登基的時候，全家女人們也都跟著樂呵呵地訂製娘娘和公主服飾的時候，未來的三公主袁靜雪瞅著丫鬟買回來的五香酥蠶豆傻了眼。袁靜雪無意中發現包蠶豆的《順天時報》竟然與自家的《順天時報》完全不一樣，外邊的報紙上多是反對父親稱帝的報道，而自家看到的“輿論導向”卻全是擁戴老爸當皇帝的消息！袁靜雪懵了，當晚見袁世凱時，就把包蠶豆的報紙遞了上去。
《順天時報》是日本人在北京辦的一張銷量很大的中文報紙，袁世凱辦公餘暇之時常讀，藉以瞭解社情民意。原來，老袁這段時間看到的，一直是袁克定為他單獨印製的假報！聯想到這一陣子老有“請願團”（甚至妓女們也組成一團）到“公府”（總統府）門前“勸進”，各地擁戴他當皇帝的好消息一篇接一篇，老袁恍然大悟：都是袁克定搗的鬼！遲至此時，袁世凱才明白：將國體改為帝制，並非“天下歸心”。也有人替他惋惜，說他是上了“籌安會”的當。湘籍才子楊度和他的老友、內務部總長朱啟鈐等擁護帝制的“六君子”組成的這個勸進組織，一心忙著把袁世凱往御座上推。他們欺上瞞下，大造氣氛，終於使得整日待在深宮裡的袁世凱頭腦發熱， “勉順輿情”，放著牢固而舒適的西式高靠背椅不坐，偏要改坐滿人讓出來的又硬又冷的御座。他成了新朝的皇帝，那班人不就是開國元勳了嗎?
籌安六君子之一——楊度
袁世凱追悔莫及，一病不起。
袁世凱的第七子袁克齊詳細回憶了袁世凱的彌留之際：
記得我父親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裡屋去，我們在外屋聽見我父親說：“這個事我做錯了，你以後不要再上那幾個人的當了！”過了半小時，他就死了。
還有人說，袁世凱還曾於昏迷中囁嚅：“楊度害我。”
徐世昌應召從隱居的河南衛輝趕來，見到相交四十年的好友在病榻上命懸一線，不禁老淚縱橫。當著在場的袁克定、段祺瑞的面，徐世昌輕聲問袁世凱：“總統有什麼交代的？”老袁喘息著，吐出了兩個字：“約法。”
這就是袁世凱的政治遺言。
就在袁世凱屍骨未寒時，徐世昌、段祺瑞、袁克定等人打開了他生前寫就繼任者名字的“金匱石室”——這套由上一任元首指定傳位於某某人的方式，還在沿用清室的老辦法，但中華民國的約法上就是這麼規定的，只不過候選名單不止一人，而是三個，即大總統可以指定三個人為其繼任者。所以，袁世凱也是在依法辦事。看來，至少在最後的時刻，這個辜負過中華民國的首任國家元首，總算尊重並維護了國家根本大法的權威。
稍微出人意料的是，那張紙上並沒有傳言中的“袁克定”，倒是依次寫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位。袁世凱總算還明白，天下不是自家的。
袁世凱至死沒弄明白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稱帝”太愚蠢，實在怨不得楊度“那幾個人”。要怨，只能怨他自己——在宦海沉浮幾十載了，難道不知道別人支的梯子不能冒然爬？是他自己靈魂深處爆發皇帝夢了，想盡享個人崇拜了，想獨裁天下事了，才扭扭捏捏半推半就地往回頭路上跨了一步。這一步，就讓自己掉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中。想想就知道了，對袁世凱這樣一個滿腦子封建意識且個性極強的人來說，他怎麼會喜歡上七嘴八舌的政治局面？一次次不得不面對政客們的攻訐與議員們的掣肘，他實在膩了！
曾任民國政府交通總長的梁敦彥更曾精闢地大發牢騷：
民主就是無主，共和就是不和！瞧著往後大亂的吧！
民國以降，政團林立，黨禍連綿；尤其是國民黨一黨獨大，民國二年（1913年）2月初，參、眾兩院開會時國民黨籍議員多達三百九十二席，民主、統一、共和各黨及無黨派人士加起來才獲四百八十席；由六十位參、政兩院議員組成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國民黨佔了三十三席，所以國民黨足以操縱國會。更有甚者，袁世凱派往國會說明起草憲法意見的四位代表，竟被國民黨議員們轟出會場，難怪馮國璋等各地都督、民政長（省長）紛紛通電中央，要求取消國會，“搜捕亂黨”。
再是輿論，不僅隨口指責政府，甚至對袁世凱本人肆意進行人身攻擊——有報紙公然刊登了一組題為《老猿百態》的漫畫，其中一幅，畫著一隻猴子舉起寫有“專制”兩字的大刀橫跨於北京城頭，題曰“刀大殺人多”。猿即袁。如此放肆地攻擊國家最高領導人，即使在現如今的歐美民主國家，估計也是不可。
看看他進入民國後的足跡，一步步都是往獨裁的道上走。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之時，袁世凱隨即下令取締了國民黨，收繳了該黨籍議員的證書，導致國會癱瘓，隨後袁世凱不是重選議員而是搭建了一個不倫不類的“政治會議”以代替之。結果，使國家立法機構成了“袁大總統”的諮議部門。後來，又覺內閣掣肘，乾脆把國務院取消，降為總統府裡的政事堂，內閣總理淪為國務卿，各部悉成“公府”裡的辦事處。
本還有能力為中國做出更大貢獻的歷史上首任民選大總統，就因一個皇帝夢，終於走到真正的孤家寡人的絕境。
袁世凱因稱帝而成為全民族的罪人。前雲南都督蔡鍔將軍稱病離京，潛回滇省首舉義旗誓師“討賊”，西南各省立時群起響應。“護國戰爭”成了比“二次革命”更得人心的正義之戰。
剛搬出中南海不久的副總統黎元洪閉門謝客，即使面對袁世凱派去的說客，也一如既往地當起了“黎菩薩”——面慈心善，但面對敏感話題每每一言不發。
被從青島租界力請回京的國務卿徐世昌，居然也以不吱聲來表示內心的不滿，後來堅決辭職回到原籍河南做起了隱士。
他一手拉扯起來的北洋軍首領、陸軍總長段祺瑞，更是急脾氣一個，當即拉長了臉兼氣歪了鼻子——此人一激動鼻子就向一側微傾，他很無禮地回稟大總統兼幹岳父說：這陣子風溼病犯了，穿不上鞋了。袁世凱一怒，正色道：芝泉！我看你氣色不好，去西山養病吧！段氏這一去，就再怎麼“召”也不來“見”了!
派去南方彈壓國民黨反叛的江蘇督軍馮國璋，不光按兵不動，反倒聯絡各地督軍來了一篇要求取消帝制、懲辦楊度等禍首的通電！
蔡鍔（劇照）
他最信任的政事堂機要局局長張一廖則私下裡對人說：項城（即袁世凱）既受清廷詔旨建立共和，又被各省代表推舉為大總統，就應恪遵朝旨，順天應人。
東交民巷裡的各國外國公使，也對中國恢復帝制不表示贊同，本身就是君主立憲國體的日本國的公使，甚至稱現時不認為中國恢復帝制時機適宜！
袁世凱窮途末路，只好在宣佈實行帝制僅八十三天之後——民國十五年（1916年）3月22日，通電全國：取消帝制，廢除洪憲年號。
在此之前還算是英雄的袁世凱，由是成了“竊國大盜”、“獨夫民賊”“亂世奸雄”。
法華寺疑雲——袁世凱究竟有沒有高密
戊戌變法，可能是袁世凱揹負的罵名中除了洪憲稱帝外，排行第二的一件事。
關於戊戌變法，現在歷史書中的描述是，1898年9月18日這天夜裡，譚嗣同親自去袁世凱所居住的法華寺見他。一見面，譚嗣同開門見山地問：“以將軍看，皇上是怎樣的人？”袁世凱說：“皇上是曠代聖主”。譚嗣同又問：“天津閱兵的陰謀將軍可知道？”袁說：“是的，略有耳聞”。於是譚嗣同拿出了光緒皇帝的衣帶密詔給袁世凱看，要求袁世凱協助他們殺掉榮祿，幽禁慈禧。
傳統的說法是，袁世凱騙取了譚嗣同的信任，隨後即乘火車返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大驚，火速晉京面見慈禧太后。於是，9月21日，戊戌政變發生，光緒皇帝慘遭囚禁，維新黨人橫屍街口，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猝死於血泊中”。
近年，關於“戊戌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引人入勝。其中茅海建先生的《戊戌變法史事考》中的說法，我深以為然。茅海建先生從《清宮大內檔案》中的記載做了以下還原：
備註：《清宮大內檔案》、甲骨文、敦煌莫高窟經卷被稱為中國考古界的三大發現。
9月19號，慈禧太后從頤和園回宮，一路上是慢慢悠悠，好整以暇，根本沒有政變的跡象，9月19號晚上，慈禧太后一定是向光緒皇帝施了壓，母子倆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慈禧肯定是要求光緒逮捕康有為等人。9月20號，光緒皇帝在接見袁世凱和伊藤博文時，明顯提不起精神，這明顯可以證明，19號晚上並未發生政變，不然光緒皇帝不可能單獨接見袁世凱和伊藤博文。9月21號，清廷開始抓捕維新人士，而且在21號一大早，慈禧太后按照平常的路線和程序返回頤和園，但9月21日晚（具體是21號晚上到22號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瀛臺；然後發佈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
史書上寫的是21號一大早，慈禧就幽禁了光緒帝，發動了政變，實際上按照《檔案》記錄，應是21號晚上，為什麼慈禧突然變臉，通過茅海建先生的分析，康廣仁的口供是引起政變的關鍵。史學家對於康廣仁的看法是兩極的，一方面說他是維新志士，面對嚴刑拷打，面不改色，怒斥清廷，並吐露如果不是清廷動手早，他們的“圍園殺後”的計劃就將成功；另一方面，有些史學家對康廣仁的評價又不高，認為康廣仁一入監獄就慫了，四處攀誣，然後把“圍園殺後”的計劃也全交代了。當慈禧聽到圍園殺後這個計劃之後，變臉就比翻書還快了，這時才是戊戌政變的開始。
所以，導致戊戌政變的起因或許不是袁世凱的告密，而是康廣仁的口供。而且經過史學家的分析，在晚清，從北京到天津並不是那麼方便，不是想去就能去的了的，而面見慈禧，也不是想見就能見到的。
戊戌六君子（上部左二為康廣仁）
其實，看袁世凱的自述記錄，卻是另一種說法，即他一開始就反對康梁的過激謀劃。他堅持認為，是這班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激進分子離間了太后與光緒的關係，激化了兩位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而且，一旦事發，必然“內憂外患一時並起，中原疆域立見瓜分”！所以，他理應向上司反映實情以求“誅鋤誤君誤國之徒”。靜下心來讀讀袁世凱的表白，其實有他的道理。儘管他的過於詳細的記錄與過於流暢的行文讓人懷疑其事後的作偽，但對一個正受寵於朝廷的正統軍人，一個精明過人、深諳官內權勢消長的政治新秀，在狂風大作亂雲驟起的緊要關頭，他只能做出這樣的抉擇。用他的話說，他是不忍坐視疆域被瓜分，而身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亂弒太后誅上司？而且，即便他的“為國避禍”的動機是事後的貼金之說，那他也異常清楚貿然用兵的結果。
按照袁世凱的記錄，那天晚上，他當面告訴過譚嗣同：
天津為各國聚處之地，若忽殺總督，中外官民，必將大訌，國勢即將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淮、泗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旗兵亦不下數萬，本軍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如何能辦此事？恐在外一動兵，而京內必即設防，上(皇上)已先危!
平心而論，他說的是實情。曾比他更擁有政治與軍事資本的前輩漢臣曾國藩、李鴻章兩人，又何嘗在位極人臣之際有過發動政變的“邪念”？傳統文化教化出的人臣只能選擇“正統”。
但無論如何，從法華寺裡走出去的袁世凱，自此揹負起了罵名。
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背後的博弈與窩囊
袁世凱一生，罵名累累，而最為國人所詬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與日本人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但“賣國賊”其實並非無緣無故而“賣”，而且，就是人們輩輩指責的“二十一條”並沒悉數簽訂，最喪權辱國的第五號各條，均未籤。
在聊簽訂“二十一條”時，關於當時的背景不可不交代：
民國三年（1914年），德與英、法在歐洲交火，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此時中國尚宣佈中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國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青島，與英國人聯手出兵山東，向青島的德軍宣戰。德國無暇東顧，日本如願戰勝。但日本人卻在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賴著不走。袁世凱命人與日本人交涉從山東退兵一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個極不平等的《覺書》(外交文件)，有五號（項）共二十一條款，故時稱“二十一條”。無恥的日本人瞅準了時機——英、法、德、意、奧、比和美國這些有實力的世界強國正忙於在遙遠的歐洲大戰，一時誰也顧不上東方，而虛弱的中國自身又定然打不過日本，所以，他們趁虛而入。
曹汝霖時任中國政府外交部次長（副部長），因參加此項條約的談判而一生都被“親日派”和“賣國賊”的惡名死死壓著，“五四”那天火燒的趙家樓，燒的就是他的家。他生前在美國發表的《我與廿一條》是這樣記述的：
（1915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請見總統。總統以為回任之儀式訪問，令我同見。豈知日使寒暄後，即說：“本國政府為謀兩國永久親善和平起見，擬有《覺書》一通，希望總統重視兩國關係之切，速令裁決施行。”本應向外交部遞交的文書，卻要當面交給駐在國總統，且敢令其“速令裁決施行”，可見日本人對我國之蔑視。
總統答言：“中日兩國親善，為我之夙望，但關於交涉事宜，應由外交部主管辦理，當交曹次長帶回外部，由外交總長與貴公使交涉。”言已即將日使《覺書》向桌上一擱，並未展閱。翌晨，總統即召集外長孫寶琦、秘書長梁士詒、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及餘四人到府。總統說：“日本這次提出的《覺書》，意義很深，他們趁歐戰方酣，各國無暇東顧，見我國是已定，隱懷疑忌，故提此《覺書》，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覺書》第五項，竟以朝鮮視我國，萬萬不可商議!”
難怪袁世凱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覺書》上批註：“荒唐荒唐”實堪痛恨”！
遵照袁世凱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長與日本公使等舉行談判，從冬談到春，前後三十多次會議，談判殊為艱難。
為讓國際社會與本國民眾知道日本人的亡華野心，精明的袁世凱借其英籍顧問莫里循之口透露了中日正在秘密交涉的消息。此招兒果然奏效，列強使節們立即奉命發表聲明：嚴重關注中日談判。國內民眾的抗議風暴更是平地而起，強烈反對日本逼迫我國簽訂“二十一條”。
袁世凱再一次用他習慣且奏效的“拖延戰術”，欲把日本政府的強盜胃口拖小。然而，從來弱國無外交。這一次，袁世凱的拖延戰術不靈了——1915年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民國政府提交了最後通牒，要中方必須於兩日內接受除第五項條款之外的其餘幾條：
如到期不受到滿足之答覆、則帝國政府將執認為必要之手段…
此前、日本已經在山東、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軍艦遊弋，關東宣佈戒嚴、日僑準備撤退，戰爭追在眉睫！
高壓之下，袁世凱召集副總統以下的政府要人開會。袁世凱問段祺瑞中日交戰，有無把握，段祺瑞只能實事求是地稟報：“三日即亡。”其餘各人皆默不作聲。
事已至此，袁世凱只能銜恨宣佈：
（日本）現在即已撤回第五項。議決各條，雖有損利益，尚不是亡國條件。只望大家記住此次承認是屈於最後通牒，認為奇恥大辱，從此各盡各職，力圖自強，此後或可有為，如朱使(朱爾典)所言。若事過輒忘，不事振作，朝鮮殷鑑不遠。我固責無旁貸，諸君亦與有責也。
這一段描述，才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袁世凱。
二十一條簽訂現場
此外，他還授人寫就《中日交涉失敗史》，印行五萬冊，秘存於正處於日本人佔據之下的山東境內的一所監獄裡。藏之魯境，無異埋下仇恨的種子。
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曾回憶，當時，袁世凱咬牙切齒地說：終有天我們翻身，會將此書公開發行！
其實袁世凱是最恨日本人的，在朝鮮時，他就與日本人周旋良久，飽受日本人的欺凌，若要親日賣國，早在山高皇帝遠的駐朝時期即可大賣特賣，何苦等成為一國之主後再賣？他死前寫下的最後一紙，竟是自題的一副耐人尋味的輓聯：
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他認為，自己死了，日本就會少了一個大敵。你看，他給自己的定位與後人對他的定位實在差得太遠。
結語：
依我之見，袁世凱落個身後千古罵名，還不是他在戊戌變法時的告密,更不是他對山東境內也不是他的妻妾成群、家資萬貫、生活腐化，甚至也不是以不太光彩的手段當選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任民選大總統、不是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
他讓自己真正成為一個歷史罪人的是，他當上國家元首之後，因已私慾而阻礙了中國的民主政治的發展——他用收買與武力的交叉手段扼制著襁褓中的民主制度，取消黨派，解散國會，鉗制言論，悍然恢復帝制，從而使近代中國的民主政治之旅一上路就崎嶇艱履，陰謀政治卻大行其道。
袁世凱罪在沒有看清歷史大勢，為一己之私與潮流大勢逆向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