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人而言，武康大樓是始建於1924年的歷史保護建築，是匈牙利著名建築師鄔達克的早期代表作，是來上海必打卡、必拍照的“好看的地方”。
但對於就住在這幢樓的居民來說，它是“走廊和樓梯特別舒服”的地方，是“不裝伸縮晾衣架”的地方，是曾看到周恩來總理與大樓內文藝界人士招手的地方，是“文革”時很慘的地方，是如今講述起來五味雜陳、百感交集的地方。
《住在武康大樓》書影，本文圖片如無特別註明，均由同濟大學出版社供圖
自2014年起，由媒體人陳保平、作家陳丹燕等人組成的口述史團隊（下文簡稱“團隊”）以武康大樓為紐帶，對這裡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居住者、大樓管理者及風貌保護區總規劃師展開採訪。今年初，該項目的成果之一——《住在武康大樓》由同濟大學出版社出版。
“像我們這樣來自個人立場的志願者小組，做的是一個地方建築的居民口述史，它對上海記憶的意義在哪裡？我們認為，它能給上海的城市記憶增添切實的內容，讓個人生命史來豐富上海的歷史表達，保存上海在鉅變中細微的歷史真相。”陳丹燕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武康大樓居民口述史的意義不在於為建築保留口述史，更在於通過“民間的力量”，為上海這座城市保存記憶。
“所謂民間的力量，離不開當地政府、街道居委會等基層組織的共識，離不開當地居民的配合與那種‘為城市留底’的責任感。而這樣的民間號召者、發起人，可以是一對夫妻，也可以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武康大樓全景圖
展現：每家每戶各有故事，也共有記憶
在團隊做口述史之際，武康大樓有居民143戶，其中主樓96戶，新樓9戶，輔樓汽車間改造的38戶。老住戶大多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政府分配入住的，也有一部分是“文革”動盪時因各種原因入住的。改革開放後，房產進入交易市場，武康大樓自建成以來第一次發生了個人擁有產權的情況。一部分老住戶買下了原來的住房，一部分新住戶買下搬了進來，還有一些當年警備區分配的住戶因部隊規定不能買賣，至今交付低廉的租金。也有部分業主把房子外租給外來租客，如今許多外地人、外國人相繼住進武康大樓。
通過居民們的講述，團隊成員看到了大歷史在這幢樓裡留下的種種印記：孔祥熙的財產、蔣經國的“打老虎”、宋慶齡的來客等等。
陳保平與大樓居民交談
陳保平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一個地方的居民口述史，各人有各人的故事，但我們更看重的是居民共同的記憶。”
比如他們發現，居民們對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文革”之前的那個年代，總體感受還是正面的：對新社會有著熱情和期待，工作上普遍愛崗敬業，人與人之間關係也比較簡單、平等。主樓與汽車間的孩子一起讀書、一起玩，並無階層的隔閡。
但後來，這幢樓成為了“文革”的重災區。1965年入住武康大樓的戲劇表演藝術家王文娟還記得，那陣子晚上基本不好睡，一會兒砰砰砰就來了。對方來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咣咣咣一群人，開門便叫她們低頭，讓她們交代。
戲劇表演藝術家王文娟接受訪談
更讓團隊印象深刻的是這幢樓產權關係的變化：從建造始的租界洋行所有，到抗戰勝利後的收歸國民政府，再到國民黨四大家族之一孔二小姐佔為己有，直到解放後作為敵產被人民政府沒收，作為公房租給各界人士。又到改革開放後房產可以私人買賣、流動。
陳保平說：“每家每戶的不同情況都與時代的變化密切相關，它折射出中國的社會演變，這就是歷史。”
初心：讓歷史實踐者參與到歷史書寫
做居民口述史的想法最早源於陳丹燕的寫作經歷。在寫“上海三部曲”時，她就想過記錄個人視角下的城市歷史。
她說：“最開始的嘗試是在寫《上海的紅顏遺事》的時候，那時陳保平的工作還不像後來那麼忙，所以我常常會跟他一起討論採訪和整理資料過程中碰到的事。到後來寫 ‘外灘三部曲’，我更想要做外灘街道的居民口述史。但那時大家對民間口述史的共識還沒有起來，要靠一己之力去完成它是不可能的。”
陳丹燕在紀實人文頻道《今晚我們聊建築》裡，感悟武康大樓百年來的巨大變化
近年陳保平與陳丹燕不斷提出“關於在上海歷史風貌保護區收集街區居民口述史的建議”，從這件事的歷史意義、試點區域、政府主導價值與意義等方面進行闡釋，得到了地方政府及有關單位的理解與支持。《住在武康大樓》一書也收錄了他們當年的具體提案及答覆。
與提案同時進行的還有數次口述史項目推進會。從2014年8月開始，他們決定以湖南街道社區為試點，成立專家顧問團與“湖南街道口述歷史”項目團隊，並計劃以“一位老幹部、兩位名人、一幢建築、一條弄堂、一家單位”為線索落實項目。其中，“一幢建築”便圍繞武康大樓展開。
陳丹燕說：“武康大樓從它建成的那一天起直到現在，從居民的構成，建築的傳承和保護上面，都可以看到上海史發展變化的痕跡。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我們為它做多少努力，都是值得的。這一點一直是我們團隊和整個專家組的基本共識，得到政府部門的認可，後來也成為參與口述史的居民大家集體的共識。”
“這個項目難的是要通過一幢樓居民的口述史，看到個人與歷史的互動關係，大致呈現歷史的文脈。”陳保平說，上海是一座既有中國特色又有多元化元素的大城市，是中國工商文明的發源地。這裡的居民有一些與其它地方不一樣的特點，而這些特點與這個城市的演變、發展密切相關。
他表示，做居民口述史，就是試圖讓這些歷史的實踐者參與到歷史的書寫中來，從而使一個城市的歷史不只有歷史學家的文本，還有親歷者更更接地氣的補充。“如此，歷史才更豐富、更飽滿。”
保存至今的武康大樓設計圖紙
專家顧問團成員之一、同濟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伍江告訴澎湃新聞記者：“要做好城市歷史文化保護，前提是做好歷史文化研究，因為歷史文化價值不完全表現在外觀是否漂亮。武康大樓很漂亮，但還有很多不那麼漂亮的建築，如果不進行歷史的挖掘與研究，人們很難認識到它們的價值。”
在他看來，開展更多社區居民口述史項目的意義主要有三。“首先它能挖掘到城市物質空間中不易被看到的深入的價值。我們說建築的價值主要是建築裡文化的價值，是建築裡曾發生的故事。這部分恰是建築師、規劃師不太擅長的地方；二是過去的歷史總是重視大歷史，但對具體的家庭、個人不太重視。研究大歷史記錄下看不到的小歷史，會更全面、深刻地反映歷史文化價值；最後，很多歷史不存在於文字，而存在於記憶。聽到了，記下了，才能留下來。否則隨著人的消失，許多故事也就沒有了。一定程度上，這個項目也是在做歷史文化搶救。”
推進：提供一份可參考、可借鑑的口述史案例
當然，項目推進的具體過程並不容易。
“每一步推進，都是靠大家的力量，靠我們兩個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陳丹燕透露，“我們一點一點向前走，常常需要停下來，花很多時間來解決一些問題。很多問題並不是口述史採集過程中的問題，而是更外圍的問題，也有道德問題。比如我們是在公共場所，還是進入居民的家裡？這對於上海居民來說很敏感。有的時候，做了一遍，對方覺得私人生活太受打擾，希望停止，那我們就要停止，然後再尋找雙方都能夠接受的那個點。”
澎湃新聞記者還發現，除了居民的口述記錄，《住在武康大樓》裡還附上了屬地居委會支部書記、物業經理、風貌保護區總規劃師、房管員等相關人員的採訪記錄，口述歷史項目計劃書，歷次籌備會議記錄，項目研討會錄音整理等詳細資料。
武康大樓裡保護完好的門把手
陳保平坦言，相較採訪，前期的準備工作還更煩瑣，比如如何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如何依靠基層的組織優勢選擇訪談對象、如何進入現場、如何請專家幫助設計問題等等。而這些，都是讓採訪能順利進行的前提條件。
“這些涉及具體工作流程的文本，都被放入了書內。以備今後有興趣的做社區口述史的朋友參考。”陳保平說。
到2016年，項目採訪部分結束，團隊剪了一個小短片，徐彙區政府和湖南街道一起在武康大樓開了一次項目成果發佈會。因為這次發佈會，項目開始被更多人知道，有更多人跑來講述各自有關武康大樓的回憶，於是記錄裡又多加了幾個樣本。
“再後來就是出書，書的編輯用了快兩年的時間。”陳丹燕表示，那時大家對影像記錄完全沒有經驗，做得很粗糙，但影像團隊也沒有因為採訪結束就離開。“在我們覺得影像和聲音部分可以再有補充的時候，影像團隊又開始工作。於是，我們把影像和聲音部分的積累越做越厚了，那是一本書不能涵蓋的、更加真實的歷史的地理的內容。”
“所以只能說我們的工作到了一個階段，還沒完，還會作新的補充，繼續做下去。”她提到，團隊成員都希望《住在武康大樓》提供的不僅是一份口述史記錄，更是一份可供參考、借鑑的口述史案例。
“很多人以為做口述史就是跑到一個地方，找到人，聽故事，再記下來。但對我們來說不是這樣的。我們希望能摸索出一套方法，而且是讓有興趣的民間人士可以參考、借鑑的辦法，這套辦法在未來上海推行民間口述史工作時可以被用上。”陳丹燕說，“歷史是大家寫的，口述史不是隻有湖南街道才有。我相信居民口述史在未來會遍地開花。這樣的話，社區才是完整的，城市更新才是有文化基礎的。”
思考：居民口述史對於未來社區自治的價值
在項目推進中，團隊也發現了居民們對於這幢大樓很深的情感認同。他們有很強的參與公共事務、維護有序公共空間的責任感，擔心未來入住者是否可以一樣愛護這裡，甚至於形成了社區自治的基礎。
比如秦忠明會和女兒說：“老爸百年以後，你其他東西都可以賣，武康大樓的房子不可以賣。這是你的根，你的出生地。你不是什麼名人，不要成為什麼故居，不可能的，但作為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這個也是你的家，家的歸宿。”
武康大樓油畫，2009 年由上海著名畫家沈勇創作
又比如於2007年入住武康大樓的外國夫妻亞當與張霞非常喜愛這裡，他們透露自己的主業就是對上海老城廂、當年俄僑區的研究，還在武康大樓修整時看到四樓牆上露出了20年代初期的俄文塗鴉，寫的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而從2009年進入屬地居委會工作至今的支部書記柏祖芳更透露他們成立了“老洋房新生活”議事會。她說：“因為我們社區老洋房比較多，影響居民生活質量的東西不斷湧現。所有隻要是影響我們居民生活質量的都可以在這個平臺上討論，我們首先搭建了一個自治的平臺。”
這些意外的發現，都讓團隊成員們為之一動。
在陳保平看來，對於社區治理而言，“居民寫歷史”可以讓市民參與社區建設，形成社區認同，產生社區感情，形成社區自治。“讓居民自己來寫自己的歷史，他們才能形成認同和文化情懷，那我覺得對我們未來的社區自治是有價值的。”
作為上海城市整體規劃公眾諮詢團的成員，他對2040的上海城市規劃談過一個觀點——現在上海整體規劃有高度，有廣度，但還缺少一點溫度。“就是在城市規劃過程中，怎樣體現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老百姓之間的溫度還少了一點。如果每個社區的老百姓都能講自己的歷史，講自己的生活，為我們的大歷史作補充，使我們的歷史更豐富、準確，補充一些細節、故事，那這個城市的溫度就能夠有所體現。”
他說：“聽聞倫敦圖書館有個視聽室，專門存放社區居民的口述史供讀者收聽。在不久的將來，上海或許也會有這樣一個地方，讓年輕一代知道自己的城市是怎麼一步步走過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