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势论的缘起（二）
文/大可先生
崔瑗所处的时代，正是经学盛行的时代。早在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奠定了以后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正统地位。以董仲舒为核心的“天人感应”学说几乎一枝独秀，在文化思想界可谓所向披靡。而后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谶纬之学的盛行。
大可诗生活·一日一诗书
一方面，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朴素唯物论倾向的阴阳五行学说，在东汉一度为谶纬神学所吞没；另一方面，《周易》对中国古典美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深影响的象征思维模式，在东汉亦一度被强化甚至滥用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到京房易学；从《黄帝内经》到《淮南子》再到《史记》皆无不大侃阴阳灾异，无不承袭《周易》的象征思维模式。据史书记载，崔瑗十八岁时曾游学京师，是时京房易学仍十分流利。崔瑗因此而熟谙这种学说自不待言。与董仲舒相比，京房似乎更能发挥《周易》思维模式的特点，他直接从《周易》的象征出发，不象董氏那样采历史比附，而是直接以象类相比附。比如《汉书·京房传》写道：“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可见，京房的这种灾异模式几乎发展到了可以随心所欲地比附一切自然历史现象的程度。这种思想（或者称为“思维”）直接对崔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这在崔氏的书法美学思想中也体现出其中之“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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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瑗所著《草势》，是我们目前可见到的最早的成篇论书文字之一，也是最早的以“势”为命题提出来的书论专著之一。该文是一篇以赞颂草书为主题的小文章，全文只约200余字，见存于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中。在这里，崔瑗首先回顾了早期书法的发展历程，并针对当时书坛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剿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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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书法艺术正处于大变革之中。表现在：一、隶书蚕头雁尾等“美化”笔画的出现与完善，标志着人们的书法艺术观由自发上升为自觉；二、由民间快写“俗体”发展而来的章草经过文人书法家的整理与美化，形成了便捷流美的新草书。这种新字体（草书，实际上是章草）一出现，立马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但也不应否认，面对这种全新的事物，一小撮思想保守的大臣、学者一时不能理解，难以接受，于是采取种种方式进行排挤、压制，企图维护原先书法艺术领域的原有保守的秩序。对此，崔瑗提出了批评意见：“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剿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他认为：草书之兴，乃是“应时谕指”。草书之所以能够广泛流行，也是社会生活发展致使书法发展与其日益密切关系的结果。它的流行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不能给予压制，应予热烈欢迎才是。崔瑗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新生事物，我们应投以积极热情的态度，不能因循守旧、唯古是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