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優，鞏俐，郭濤，姜武，這個今天看來的超豪華的演出陣容，二十年前在張藝謀的帶領下曾經演出一部略帶悲憫卻不失黑色幽默的文革悲喜劇。
有人說，《活著》是張藝謀炮製得最好的一部片子，說她正因為正史的缺如，而顯出不凡的文藝價值。有人說，改編後的故事本身便超過了餘華的原著，不僅消減了原小說的沉痛，還讓演員有了更大的發揮。
但正如影片所反映的命運的無常一樣，張導的刪改並未使電影通過審查，成為他至今都未獲公映的禁片。
不過，本文並不想就審查的細節或影片所蘊含的政治意義做過多的評述，因為二十年的風雨足以讓人淡去對意識形態的糾結，而更加關注影片本身所表達的意義。
影片選取了四個時代片段——舊社會、解放戰爭、大躍進、文革，展開對“福貴”（葛優飾）一家的陳述。
主人公福貴起初是一個嗜賭如命的公子哥，不知覺間把家底全都輸給龍二後，懷孕的老婆家珍（鞏俐飾）離家出走，老爹氣死。直至悔悟，夫婦團圓，才重新開始了生活。福貴為了養家餬口，不得不求助於龍二，曾經是皮影戲班的龍二便把一大木箱子的皮影借給福貴，從此唱演皮影戲成為福貴一輩子的營生。
但不想一次表演皮影戲的時候卻被國民黨軍隊拉了壯丁，福貴與春生（郭濤飾）一同成為拉大炮的運輸工。可所在部隊的士兵們全部陣亡，兩人又糊里糊塗成了解放軍的俘虜，一路上他倆給解放軍表演皮影戲，最終歷盡千辛，平安回到家中。
鏡頭轉向大躍進時代的大鍊鋼鐵，四口之家似乎過上了幸福的日子，但命運無常，當上區長的春生不慎開車撞死了福貴的兒子有慶，兒子的死去突然讓全家人陷入了無盡的傷痛。
一晃又是十年，文革期間，福貴的女兒鳳霞與忠厚老實的工廠頭頭二喜喜結良緣，鳳霞生下一子，卻因醫院沒有主治醫師而死於大出血。醫院的年輕紅衛兵護士門手足無措，被二喜從牛棚裡請來的反動權威——王教授卻因暴食七個饅頭而差點一命嗚呼。
影片的最後，福貴與家珍給饅頭講故事：“小雞長大了就是鵝，鵝長大了就是羊，羊長大了就是牛。”臺詞莫名而詭異，留給觀影者無限遐想。
毫無疑問，福貴父親、母親、兒子、女兒的離去，不斷塗抹著影片的悲劇色彩。一開始福貴作為紈絝子弟氣死父親的行為使人對福貴絲毫沒有一點同情，而母親在自己“失蹤”時候的逝世雖沒有在影片中直接展現，卻也讓我們開始對福貴這個小人物的命運有了一絲悲憫。兒子被好友春生撞死，女兒嫁給造反派頭頭卻仍舊死於因革命而沒有主治醫師的醫院，兩次打擊，讓福貴“悔過”的人生一再跌落谷底。“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四十年的長度在兩個小時中講述了一個艱辛“活著”的故事。但活著的意義是什麼，影片沒有直接明示。
或許從對“死”的領悟，才能找到“生”的意義。歐美的基督教文化，無時不刻不在探討生命的意義。是天堂，還是地獄？是救主，還是贖罪？在對死的理解上，他們用宗教倫理規範著自己的行為，似乎只要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就能夠死後昇天得到最後的寬恕。但是，難道唯有西方的文化才能讀懂“活著”的意義？
不是的，司馬遷早已說過“死”重於泰山的意義，而傳宗接代所體現的生命的延續更能表達中國人對“活著”的理解。影片的最後，外孫饅頭與姥爺福貴的對話表明了“活著”仍然存在意義，雖然夢想看似遙不可及，“小雞長大了就是鵝”的願望卻仍然讓人有希望地活下去。
雖然自孔子以來，中華文化就夢想著一種終極理想，但雖然王莽改制遭到了徹底的毀滅，《天朝田畝制度》最終成為一紙空文，但中國人這種對理想的不懈追求，卻出人意料地使文明不斷傳承。西方文化是一種“死”的文化——不時要把天堂地獄掛在嘴邊；而中華文化則是一種“生”的文化——對傳宗接代的不斷追求，以致生者對死者在“陰間”也有所擔心，擔心死者在“那邊”吃得不好，花得不夠。
大背景沖淡不了親情的厚度，日子越來越清貧，但“活著”的念頭卻始終存在。春生撞死福貴兒子有慶之後，家珍無論如何都不能原諒春生，口中唸叨著：“你記著，你欠我們家一條命。”但當文革來臨，春生遭到迫害，妻子自殺，大半夜來到福貴家門外，而表達不想活了的念頭的時候，少言寡語的家珍萬千囑咐春生道：“春生，你還欠我們家一條命哪，你可得好好活著！”從此“活著”不再是無奈，而是一種期許，一種“中國式”的人生態度。
我沒有看過餘華的原著，原著發表於影片出片時間1994年四年之後的1998年，所以不敢評價影片是否超越了原著。但據說原著更加悲涼，相比之下，影片中鎮長（牛犇飾）的那些話語則給電影增加了很多幽默（比如到福貴家徵集鐵器時說：“村裡辦了食堂，砸了鍋，誰都用不著在家裡做飯了，省出力氣往共產主義跑，餓了只有抬腿往食堂門檻裡放，魚啊肉啊撐死你們”），或許正是這些“笑語”讓當時的審查方感到了不自在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