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不僅是地域的、行政的概念，更是情感的、社會互動的概念，是“一個由同質人口組成的關係密切、休慼與共、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撫的具有共同意識和情感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在傳統社會中，距離影響人類社交、區隔社會互動，社區的地理界限與共同體的情感邊界幾乎重合。如今，在城市化、數字化進程的影響下，地理維度與其他維度不斷脫離，“附近”正在消失。這為當下社區治理研究帶來了新主題。
空間利用塑造社會關係
當下，數字化、城市化進程疊加，社會交往、社會流動與社會心態都脫離了原有的“鄉土社會”，基於空間距離的人與人的聯結正不斷弱化。因此，有學者認為，“近鄰”正在消失，導致這種消失的力量是多重的。
第一，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與城市化極大改變了人口分佈狀態，“農民上樓”以後，居民居住空間改變了，社會關係和秩序也重組與重構了。一段時間以來，各地商業樓盤的設計都較少配套公共福利制度，社區居委會、物業、開發商之間的關係未能理順。部分超大生活社區的學校、購物、休閒、物業全都交由開發商進行設計和配套，這導致居民的社區生活也明顯“樓盤”化了。商業樓盤的崛起讓基層治理與服務“斑禿”了。看似緊密有序的樓棟門牌之間缺乏實質的社會聯繫，大量商居混合街區的出現也模糊了社區的概念。
第二，與此同時，城市公共空間與公共生活建設相對滯後。長期以來，“住建”問題都與“民政”和“治理”問題分開，基層社區“九龍治水”的現象十分普遍。在城市化進程中，特大城市的歷史問題與臨時規劃問題交織，導致建設用地與生活空間的配置不合理。二三線城市的規劃，一些以商業或工業為導向，忽視市民生活建設。也就是說，城市在規劃與建設中缺乏遠見，缺乏公共空間建設與運營的思維，導致小城隨處可見並不實用的“效果圖”式城市佈局。
第三，從個體生活來說，互聯網、數字化時代的來臨進一步加劇了“近鄰”的消失。越來越多的個體通過手機終端維繫著與“遠親”之間的感情，也藉助互聯網建立起虛擬的群體歸屬與身份。當前社會，個體遭遇困境時，極少訴諸社會化的“近鄰”來解決，更願意藉助遠親或市場化的手段來解決。這極度依賴有序協作的外部支持網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後，受到影響的市場化、行政化的服務體系讓人們重新認識“近鄰”的重要性。然而，已經形成慣性的社會運行機制如何迴歸社區，激發出互助救助的力量，“我們”如何賦予空間更多的社會意義？
不少志願性與互助性組織都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湧現出不少極具創新性的方案。一些社區實踐者、學者甚至是業主，都認為留住“近鄰”將成為基層治理的一個潮流。近期有幾個趨勢。
新元素介入社區治理
第一，“商業元素”的介入。BIDs（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是政府賦權下的民間商業聯盟/地方發展組織，在全球很多城市治理與區域可持續發展上起到協同促進作用。這種模式對我國大量存在的商業街區治理具有明顯的借鑑意義。BIDs是一種公私合營的方式，通常由業主、經營者代表和地方居民共同成立非營利機構來運作公共空間。這種方式在促進當地商戶營商環境的同時，也推動了公共空間的治理。雖然目前來看，這樣的實踐要想在中國落地還面臨很多制度性障礙，但一些企業已經作了這種嘗試。例如，一些基金會已經開始在樓盤的公共空間中通過經營小劇場、創辦藝術展等形式活化社區，提升社區格調。
第二，藝術與建築元素的介入。藝術與社區的活化似乎有天然的聯繫，不少社區項目都希望通過藝術院校的參與來改善其空間景觀。當下，不少藝術學院的師生也通過公共活動的設計來推動交流。如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的團隊，在北京的地下室做實驗，通過改善地下室外觀、在地下室創辦攝影工作坊、建地下電影院等方式來推動地下與地上、出租屋人群之間的互動交流，建立實質的社區共同體。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的團隊也在廣州做類似的嘗試。他們在菜場辦攝影展，將社區的花園、街角都變成展覽現場，極大提升了社區的生活質量。
第三，數字元素的介入。數字元素指的是藉助互聯網技術或者服務產生或推動社區治理的方式。例如，在疫情期間，“大魚營造”提出了“社區防疫互助網絡”計劃（CAN），探索在生活圈被侷限於社區的情況下，如何藉助網絡重新連接社區。他們通過研發線上產品來開展工作。具體來說，他們開發出了適用於社區應用場景的工具包，幫助社區產生連接，如城市生活防疫工具包、整理生活快遞小程序、反歧視宣傳、14天雲劇場、家庭時間管理工具包。藉助這些工具包的使用和分享，讓加入其中的成員感受互助網絡的存在。當然除了具體的小程序產品，大數據也被用來改善社區治理。北京城市實驗室BCL以及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團隊，就一直在推動藉助大數據來了解“人和社區”，進而通過合理規劃改善社交互動與公共生活。
新主體介入社區治理
除了這些新元素、新工具進入社區治理，不少新的主體也積極參與到社區建設中來，為社區共治提供新動能與新可能。
第一，社區基金會近年來如雨後春筍般崛起。我國各地區積極探索，深圳、上海、南京等地陸續出臺相關政策推動社區基金會的發展，北京、天津、重慶等地也開始了社區基金會的試點。據統計，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國以“社區基金會”命名的基金會有77家，其中上海與廣東深圳是重要的試驗地，這77家基金會中，上海有20家，深圳有25家。這些社區基金會針對轄區內社區成員開展各種類型的生活支持與服務。例如，北京安貞街道的安和公益基金會就通過志願服務隊服務社區老人、實施策劃“老壽星”項目、慰問困難家庭、關注轄區兒童、提供法律與心理諮詢等服務來開展社區活動。
第二，有識之士下沉社區。新元素介入社區治理的背後是新精英的介入。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具備建築學、社會學、美術、社會工作等背景的各類院校團隊開始運用自己的知識和社會資源服務社區，積極帶動社區成員開展各種類型的自助、互助活動。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社會工作界五位青年學者籌辦的“社工伴行”活動就是這種組織。他們通過開展《武漢抗疫“4+1”線上異地救援模式社會工作實務課程》，與志願者一道進入社區、集中隔離點和方艙進行心理疏導，協助武漢市民度過創傷期、應對社區孤獨感等問題。
積極應對流動的“近鄰”
社區中有個體與家庭需要的最為基礎的社會、經濟與福利聯結。地理本身是客觀的、真實的，不管如何數字化、虛擬化、無接觸，地理的便利性與社會性仍然無法就此拋棄。因此，即使“近鄰”正在消失，人們仍然具備聚合在一起的潛力。以“在地化”應對“全球化”，以“面對面”應對“虛擬化”，這些嘗試與實踐不僅顯示出社會的能動性，更表明社區治理的傳統模式正遭遇困境。
首先，共同體的內涵是空間的，更是情感的。如今，社區的情感與社會再聯結問題愈加凸顯。如何在流動的社會中連接個體孤島，不僅攸關社會發展，也是一種“營商環境”。因此，多樣的自治探索、志願服務形式應得到支持。
其次，社區空間是一個多主體互動的行動網絡。新的行動者也帶來新的變數。如何調動這些行動者的自主性，同時防範意想不到的行動後果，需要建立更多協調共治的法律制度框架。只有擁有一個穩定法律制度框架，很多地方的創新探索才能放開手腳，大膽借鑑前沿實踐，探索符合地方特徵的社區治理模式。
最後，隨著社區邊界的模糊與流動，社會的福利供給制度需要更個體化、靈活化，給個體更多應對風險的“資本”。這也是激發社區自治活力的制度保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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