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十年，全球中產階級衰落似乎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十年間中產階級經歷狂風驟雨般去槓桿後大面積坍縮；1991年日本泡沫危機爆發，在“失去的十年”間，中產階級大量消失逐漸走向“M型社會”……
中產階級群體的壯大，被認為是西方民主政治改良的勝利，也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穩定的基石。在過去10年全球經濟貨幣化的宏大敘事中，中產階級享受著財富膨脹的盛宴。
然而，2020年，交響樂漸行漸遠，明斯基時刻若隱若現，看誰在曲終人散盡後依然酣醉迷糊、濃睡不消……
貨幣 | 美元
“鑄幣稅”與倒U型曲線
1918年美國勞工部就發起“擁有自己的房子”運動；1960年代約翰遜總統提出“偉大社會”目標，決心為美國人的“自身家園”而努力；小布什總統提出“美國住房夢”計劃，出臺了鼓勵次貸的《美國夢首付法案》。
實際上，住房是人的安身之所、心靈家園，擁有住房應該是人類文明的進步。
所以，房產無罪，貨幣才是惡魔，房價問題本質是貨幣問題。正如小布什總統的“次貸計劃”才是中產階級的噩夢。
住房社會化是最理想的機制，但極少國家能夠做得到；
住房市場化是最高效的機制，大多數國家都採用這種方式；
而住房貨幣化則是最糟糕的機制，美國、日本、歐洲以及中國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這條高維生存之路。
1980年代開始，美國總統里根和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共同導演了“里根大循環”。“里根大循環”本質上是一個金融資本主義主宰全球化經濟秩序——即強美元與高債務並存，金融繁榮與實業凋零並存，財富集中與中產空虛並存。
從此，世界各國跟著美國走上了貨幣主宰、金融主導、債務擴張、財富分化的不歸之路。
在美聯儲強勢美元和信息技術的推動下，華爾街金融裹挾金融資本，以及大規模金融衍生品，橫掃全球製造業、科技業、製造業以及農業市場。大量財富集中到少部分金融巨頭及金融精英手中，而大部分在實體經濟中從業的工薪中產的收入反而減少。
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1997年-2009年，美國家庭收入的總數增長了13%，也就是說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13%，但扣除通脹因素，實際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了。研究還顯示，美國中產階級的個人資產比其收入縮水程度更大。1971年至2011年中產階級收入的中位數下降了5%，但同期淨資產中位數則由近13萬美元下降至9.3 萬美元，降幅達28%，資產縮水將近三成 。
在金融資本主義體系中，貨幣發行權是集中或洗劫財富的“金權杖”，誰掌握了這柄“金權杖”誰就能號令天下，向廣大“幣民”收取鑄幣稅，集億萬財富於一身。
在全球金融格局中，美國掌控了最高權杖，通過美元向全球各國收取鑄幣稅。而在各國金融體系中，誰掌控了央行誰就掌控了這個國家的財富分配權。
政府為了實現財政擴張和債務擴張促進投資拉動，往往通過財政赤字貨幣化的方式融資。這種方式本質上是通過發行貨幣向全民徵收鑄幣稅，讓全民買單。
這種“直升機撒錢”的方式，表面上看起來是全民均攤，實際上非常不均衡。
與政府相關的、信用好的國企、房地產、基建、金融以及資金密集企業及個人可以獲得極大的“貨幣紅利”。
而與政府不相關的企業與個人，廣大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的工薪中產階級不但無法獲得任何好處，更大可能是財富在資產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中縮水。
首先，“貨幣富餘”領域與“貨幣貧乏”領域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
大量貨幣流到市場上有一個傳導過程，並不會立即引發市場價格普漲（通貨膨脹）。貨幣富餘領域的價格一般會先上漲，根據斯托爾伯-薩繆爾森定理（指某個產品價格增加並不會導致所有要素的實際收益增加，而是導致這一產品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實際收益增加，而沒有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實際收益反而會減少），該領域的從業者收入會增加，而貨幣貧乏領域的收入反而可能會下降。
廣義貨幣大規模增加時，基建、房地產、金融、銀行、股票、資金密集型製造業更可能是受益者，而軟件、設計、餐飲、零售、知識產業、普通服務業的收益反而因為資產價格上漲或通貨膨脹而降低。
不幸的是，大量中產階級居於後者。
其次，貨幣超發導致資產價格上漲，中產的大量財富被剛需房產所吸收（第二部分論述）。
第三，貨幣超發導致物價普漲，由於工資黏性，工薪階層的工資無法立即上漲或漲幅比例不如物價，同時中產的剛需消費比例大，這相當於購買力下降、財富被擠壓，而富人因剛需消費佔比相對較低影響較小，如此拉大了貧富差距。
金融資本主義對中產階級的第二個殺傷性武器那就是，金融資本攫取產業資本，導致實體產業和中產階級空心化。
在金融對實體經濟降維打擊之下，中產階級的收入被拉開差距。在次貸危機期間，美林公司的CEO塞恩年收入是1500萬美元，貝爾斯登的CEO凱恩在倒閉前賺取了1100萬元。在2000-2005年期間，華爾街金融精英賺得缽滿盆滿，美國的經濟增長了12%，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7%，但普通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僅增長了3%。
由於金融給實體經濟釋放了巨大的貨幣產能，導致市場價格扭曲，一些實體經濟的企業主在跨期調節中發生了誤判，往往擴大產能或增加投資，從而加劇了實體經營的風險，導致一些實體企業、企業主及工薪階層收入下降。
另外，由於信息不對稱、交易費用高、信用指數低、可信賴的抵押品不足，中小企業及中產階級無法像大企業與富人一樣獲得足夠貸款。他們很自然成了“貨幣貧乏”的一方，只能被動地接受財富被洗劫的厄運。如果美聯儲開啟緊縮通道，中產的貨幣則更加匱乏。
所以，在美聯儲對美元的一鬆一緊中，中產階級的財富悄無聲息地被壓縮。
我們不排除普惠性金融對中產階級的幫助，但在美元主導的金融資本主義時代，過度金融化是中產階級每天的噩夢。
本質上，金融對中產階級的掠奪，是央行可以無限擴張無錨貨幣產能的結果。
貨幣產能越大，越來越多的資本則迴流金融領域，金融空轉越嚴重，實體經濟則越凋零；金融大佬越富有，中產階級越貧窮。
若將金融資本主義秩序放大到整個經濟制度，你會發現，市場化、金融化的經濟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冒險的體系，看似一環扣一環的風險最終都壓到了中產階級這個駱駝上。
央行貨幣制度、金融制度、政府財政制度、有限責任公司制度、代理人制度組合成一個龐大而脆弱的體系。
以次貸危機為例：
美聯儲大幅度下調利率，釋放流動性支持中產階級甚至低產者貸款。
以雷曼兄弟為代表的華爾街金融機構則大量發放次級貸款，讓底層民眾買房。
同時，聯邦政府站出來做隱性擔保，聯邦旗下的房地美、房利美兩家全美最大的住房貸款抵押公司，負責收購金融機構的貸款合同，然後打包到金融市場上銷售。如果一旦發生危機，美聯儲又為這些金融機構充當最後貸款人，引發貨幣衝抵掉壞賬。
事實上，金融危機爆發後，美聯儲確實站出來為兩房、高盛、花旗等巨頭提供貸款，而真正的犧牲者是廣大中產階級，雷曼兄弟只是他們棄車保帥、利益博弈的犧牲品。這種金融化的經濟制度刺激金融巨頭瘋狂冒險，賺得缽滿盆滿、紙醉金迷，而不管洪水滔天、芳草萋萋。
憤怒的美國民眾佔領了華爾街，多年後他們用選票製造了“特朗普現象”，傳統建制派黯然失勢。
在一個封閉的市場中，當資產泡沫達到一定程度，對於中產來說，所有的雞蛋都放在本幣這一個籃子裡。而富人更有辦法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產，以規避匯率風險，促使財富保值、增值。
房產 | 債務
“紙牌屋”與“掃地出門”
美國房產次貸危機最終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美國乃至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的財富大規模縮水，高失業率以及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全球中產階級遭遇坍塌性打擊。
美國累計失業人數超過800萬人，多達200萬美國家庭由於無力支付房貸而失去住房，淪為中低收入群體。
據斯坦福調研的數據顯示，美國的中產階級在2008年金融危機裡損失慘重，大約佔到了總財產的四分之一。但是，在這十年間，中產階級財富收入在下降，而富人群體的財富卻在增加。
主要原因是中產財富大部分用於買房。將財富過多地配置在房產上的風險，就相當於將多數雞蛋置於一個籃子裡。
在美國，房產佔家庭財富的比例大概是34%，而中產的這一數據要高得多。中產的住房購買往往抵押比例更多，因此其財富受到的邊際影響更大，隨著住房抵押出現問題，房價下滑對中產淨財富的傷害遠大於對富人。
更為悲劇的是，百萬中產家庭在危機中不得不將房屋交還給銀行或低價出售，這也導致隨後的房地產回暖並沒有真正惠及這部分人。而富人由於財富配置相對分散，受到次貸危機的衝擊較小，現金流充足的富人和機構還在危機中抄底房產。
此次金融危機對歐洲國家的中產階級同樣造成巨大的衝擊，意大利、西班牙、希臘等國大量中產失去工作與住房，一度引發主權債務危機及社會動盪。
經濟與收入增長最為穩定的德國，其中產階級規模也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縮趨勢。2010年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德國中產階級群體所佔比重已由2000年的62%下降至54%。
“日本消失十年”的故事是中國財經自媒體最津津樂道的“三大俗”之一。1980年代，受低利率、寬信用刺激，日本房地產價格急劇膨脹。在“賣掉東京買下半個美國”的衝動下，大量日本中產大規模舉債押寶房子，一場空前的地產豪賭愈演愈烈。最終，日本央行快速加息主動刺破泡沫。
經濟泡沫危機爆發後，日本中產階級的財富規模瞬間“崩潰”，世界上最勤勞、壓力最大的日本工薪階層負債累累、苦不堪言。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在其《M型社會》中指出，2015年日本已有八成人口淪入中低收入階層！
大前研究發現，隨著資源重新分配，中產階級因失去競爭力，而淪落到中下階層，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在中間這塊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樣，整個世界分成了三塊，左邊的窮人變多，右邊的富人也變多，但是中間這塊，就忽然陷下去，然後不見了。
所以，經濟危機尤其是房地產引發的危機對中產財富的洗劫遠大於富人。經濟增長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階層尤其是富人中的鉅富階層，西方社會出現了“集體向下沉淪”的趨勢。
房產，對於富人來說是財富、投資品，而對於中產來說，只是具有投資屬性的剛需“消費品”。
中產階級的房產其實是一個債務的“紙牌屋”，其財富的背面就是負債，負債是真實的，而財富只是紙面上的。
對於房產屬性的不同界定，直接導致中產與富人在房產投資上的風險偏差。
富人可以根據房產市場的行情靈活選擇，而中產受制於孩子入學、婚姻生活、社會習俗、租房成本等非投資性因素的影響，在購房選擇的制約性很強，更多時候不是依靠對投資時機的主動把握，而是被動地依賴於自我財富積累與房價走勢的契合（運氣）。
如此，相比富人，中產在房產上更容易損耗財富，且揹負高負債。正如當下的購房者，不少都是剛需，不得不接盤如此高位的房價，承受極重的房貸負擔。
房產，承載著中產幾乎所有的財富夢想與幸福寄託。若房價崩潰，中產夢也就支離破碎。
合理的資產配置尤為重要，我們不能像富人那樣，但我們要儘可能的使用我們手中能使用的工具，做到當風險來臨時，我們能夠對付就行了，至少保證家底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