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主呂后：曾經只是父親一筆吝嗇的“風險投資”》 一文中，三解已經討論過，呂氏家族在劉邦起兵之前並無證據表明曾給予其重大支持，真正的支持反而來自於呂后這個精明的“賢內助”。
那麼，在反秦戰爭中，呂澤、呂釋之為代表的呂氏家族到底是不是某些學者所論述的，“被抹殺”的勝負手，“被隱身”的大boss呢？
還是看看史料，見《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周呂侯呂澤）以呂后兄初起，以客從，入漢為侯。還定三秦，將兵先入碭。漢王之解彭城，往從之，復發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
（建成侯呂釋之）以呂后兄初起以客從，擊三秦。漢王入漢，而釋之還豐沛，奉衛呂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釋之為建成侯。
呂澤和呂釋之兩兄弟的經歷並不相同，雖然從起均為“客”，但呂澤沒有參與入關滅秦，而呂釋之則有“擊三秦”，而之後呂澤卻隨同“入漢”，且被封為“侯”，而呂釋之則還“豐沛”，奉衛呂公和劉太公，也就是說，兩兄弟並不在一起行動，自然也就不能視為“一軍”。
而呂澤早在“入漢”時已經“為侯”，同期封侯的功臣其實並不多，有：
曹參，建成侯；
周勃，魏武侯；
樊噲，臨武侯；
夏侯嬰，昭平侯；
陳狶，未知。
靳歙，建武侯。
以上“六侯”都是在入漢前所封，而呂澤並未跟隨“滅秦”，所以，入漢後才有侯位，值得注意的是，在《漢書·外戚恩澤侯表》中記錄了“臨泗侯呂公”：
以漢王后父賜號。元年封，四年薨，高後元年追尊曰呂宣王。
漢元年跨度不短，但大部分月份都處於漢國與西楚的“蜜月期”，哪怕是劉邦北進關中，也沒有和項羽“撕破臉”，而我們可以看到《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有：
（呂釋之）釋之還豐沛，奉衛呂宣王、太上皇。
（合陽侯劉仲）兵初起，侍太公守豐。
（廣阿侯任敖）以客從起沛，為御史，守豐二歲。
另《漢書·高帝紀》：
（漢元年）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
（漢二年夏四月）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
也就是說，廣阿侯任敖是以御史的身份在“豐”守衛達2年，自劉邦入漢中稱王，乃至楚漢之爭開始後，“豐”都沒有丟失，建成侯呂釋之回鄉奉衛，則是兼顧沛、豐二地。
之所以如此，因“兵初起”後，劉太公一直居住在“豐”，從居者有次子劉仲，那麼，呂宣王家族自然是居住在“沛”，否則呂釋之的“奉衛”之說就只剩下“豐”了，而至漢元年九月漢軍還定三秦，要迎“太公、呂后於沛”，也就說明，劉邦本人的家眷，如呂后、惠帝劉盈、魯元公主居住在“沛”，又迎奉劉太公至“沛”，所以才有漢二年四月，彭城之敗後，太公與呂后的一同逃亡。
那麼，項羽為什麼允許劉邦在彭城北方船行不到一日的距離上擁有一塊“飛地”？
答案應該就在這個“臨泗侯”的封號上。
與其餘的“五侯”封號不同，“臨泗”包含了明顯的地名信息，“沛”即在泗水之畔，而“豐”則遠離泗水，且當時只是“邑”，而非“縣”，說明“沛”之所以長期存在於西楚統治包圍中，極有可能是以呂公封地的形式存在，而“豐”是作為這個區域的一部分。
呂氏家族此時是“一門兩侯”，相比之下，日後的楚元王劉交還只是“封君”，見《漢書·楚元王傳》：
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
這也是劉邦親族此時的爵位“上限”，另一位“從父兄”劉賈，很奇異的，連司馬遷和班固都“不知其從起時”，只知道他在還定三秦的戰爭中擔任了“將軍”，也是劉邦集團有數的幾個“將軍”之一，而至他立為“荊王”時，皇帝的詔書也只提及了“將軍劉賈有功”，類似於代王劉仲，直封為王，而非如沛侯劉濞和營陵侯劉澤，先侯后王。
且後兩個侯封在高帝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月，也就是說，在征戰時代，劉氏宗親並未封侯以賞，而呂氏卻走在了前面，就“爵以賞功”來說，呂氏家族既親且貴，除了姻親關係之外，必然有重要的功績在。
這些功績，沒有寫在“功臣表”的條目裡，也沒有單獨立傳，卻並沒有被“抹殺”，因為他的部下的經歷被保留了，也保留了和他的關係：
以時間排列，歸屬呂澤部下的先後順序看似是：
郭蒙：應為秦二世二年四月項梁益兵五千時從，歸屬呂澤在此時；
蠱逢（蟲達）：應為秦二世二年二月，收碭兵六千時從，歸屬呂澤在入漢中時；
郭亭：應為秦二世元年九月，劉邦沛縣起兵時從，在回攻三秦時，歸屬呂澤指揮；
丁復：時間未知，在俘虜翟王后，歸屬呂澤指揮，其為“越將”、“樓煩將”出身，就是騎兵將領。
另外，還有兩個劉邦死後才封侯的“博成敬侯馮無擇”和“成陶夷侯周信”，前一個人主要功績是“悼武王郎中”奉衛其出滎陽，後一個人經歷是“呂氏舍人”，功勞為“度呂氏淮（應為睢水）之功”，兩人都是“呂氏家族”私臣，功勞也是楚漢之爭時事，參考價值不大。
另有一位“單父”籍貫，與呂澤同鄉，應有關聯的列侯：
菌莊侯張平（《漢書》作：滷嚴侯張平）
在之前的文章裡，三解已經考證過，呂澤並未隨劉邦入關中，而是留在了關東，至項羽立十八王后，才“入漢”，此後的經歷反而清晰了，即參加了還定三秦之戰，並在漢軍出關後，“將兵先入碭”，也就是在劉邦率諸侯兵攻彭城的戰役中為“前鋒”。
劉邦彭城戰敗後的情況，“功臣表”作：
漢王之解彭城，往從之，復發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
而《史記·高祖本紀》、《漢書·高帝紀》則作：
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
呂后兄周呂侯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
所以，周呂侯呂澤的真正大功是在劉邦彭城之敗後，本部的本錢“輸光”的情況下，又懸隔於根本之地之外，“二次創業”的基石，所以才有“復發兵佐高祖定天下”之語，類似的評價並不多見，只有幾個人：
（呂后）佐高祖定天下。
（夏侯嬰）常奉車，竟定天下。
（陳平）以護軍中尉出奇計，定天下。
（王陵）以兵屬，從定天下。
哪怕是蕭何，也只是“佐定諸侯”，肯定高於其他諸將的“定諸侯”，也低於“定天下”，至於“佐高祖定天下”，似乎是呂氏的專屬，見《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中呂后封呂澤子呂產時闡述的“侯功”：
呂后兄悼武王身佐高祖定天下，呂氏佐高祖治天下，天下大安，封武王少子產為郊侯。
這個“侯功”也可以視作今天“幹部悼詞”裡的“歷史評價”、“蓋棺論定”，呂澤的評價並非在高帝朝到呂后稱制時逐步升高，而是一直很高，凌駕於諸功臣之上，而這種“歷史評價”並沒有因呂氏的滅亡而廢除，否則漢武帝時代的司馬遷也沒法將其寫入《史記》，只是對於其“排名位次”和“封戶數”無從稽考罷了。
當然，很明顯的事實是，呂澤的輝煌歲月應該是從彭城之戰後開始的，而在此之前，也就是劉邦“滅秦”的戰爭中，他的存在感並不強， 這是從“部將”歸屬可知的：
第一階段（獨立勢力）：無；
第二階段（景駒部下）：無；
第三階段（項梁部下）：郭蒙歸屬；
第四階段（北上略地）：無；
第五階段（西進武關）：無；
第六階段（進兵霸上）：無。
也就是說，在劉邦為漢王之前，確定歸屬於呂澤的漢將功侯，只有郭蒙一位，他的經歷是：
以戶衛起薛，屬悼武王，破秦軍槓裡，楊熊軍曲遇，入漢，為越將軍，定三秦，以都尉堅守敖倉，為將軍，破籍軍，功侯，二千戶。
在薛縣加入劉邦部，劃歸了呂澤統轄，之後參加了槓裡之戰、曲遇之戰，沒有入關中滅秦、至霸上，也“入漢”，並參與了“定三秦”之戰。
而對呂澤的行止造成誤解最大的，莫過於“蠱逢（蟲達）”的侯功：
（曲城圉侯蠱逢）以曲城戶將卒三十七人初從起碭，至霸上，為執珪，為二隊將，屬悼武王，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羽軍陳下，功侯，四千戶。為將軍，擊燕、代，拔之。（《史記》“功臣表”）
（曲成圉侯蟲達）以西城戶將三十七人從起碭，至霸上，為執金吾，五年，為二隊將，屬周呂侯，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陳下，侯，四千戶。以將軍擊燕、代。（《漢書》“功臣表”）
《史記》和《漢書》的記載差別，明顯出在“字形”和“混入信息”上：
（1）“曲城”與“曲成”，差別倒不大，“成”、“城”多有通假；
（2）“蠱逢”與“蟲達”，差別就大了，“蠱”字下有無“皿”？“逢”與“達”的繁體寫法近似；
（3）“以曲城戶將卒三十七人”和“以西城戶將三十七人”，看似是“曲”、“西”字形相近，更大的問題是，《史記》中“曲城”二字應為表格首列“侯國名”的混入，也就是抄寫時錯行了，但究竟是“戶將將卒三十七人”，還是“戶衛將卒三十七人”，都比“以戶將卒三十七人”合理，所以，真正正確的寫法已經無從稽考；
（4）“為執珪”和“為執金吾”，也是字形之誤，“執珪” 為楚爵，《史記》所記應無誤，而“金吾”則應為《漢書》誤拆了“珪”字；
（5）《漢書》多“五年”字樣，漢高祖起兵至霸上僅三年，何來“五年”之說？所以，也是竄入的錯誤信息。
不過，從前述的“錯誤”來看，班固作表依據的史料，應該與司馬遷面對的史料類似，但並非直接抄錄，而是查閱了原始檔案，但識別文字明顯不同，所以，面對這段文字仍需謹慎。
而哪怕以確定信息來看，“蠱逢（蟲達）”歸屬周呂侯呂澤指揮的時間，也在“入漢”和“還定三秦”的過程中，也就是漢元年四月至漢元年八月之間，不可能前越至“至霸上”時，並不足以否定呂澤“未入關”的結論。
綜合上述信息可知，在劉邦“滅秦”的這個發展階段之中，“功臣表”中對於呂澤的記載應無刻意貶低的成分，以這個階段與“還定三秦、將兵先入碭”的階段對比，前一個階段，呂澤統將僅1人，而後一個階段，呂澤統將增至5人 ，即蠱逢（蟲達）、郭蒙、郭亭、丁復、張平，而這幾個人的功績也多集中於“平項籍”的戰爭中。
歸根結底，在於劉邦集團在“滅秦”戰爭中，並沒有形成多個戰役戰場的大布局，作戰區域主要在一郡或數郡的小空間範圍內，也就不存在多個“方面軍”的分兵統帥，而以劉邦“自將”為主，特將鎮守為輔，呂氏作為其親族的作用並不明顯，反倒是幾個領兵“將軍”非常耀眼。
即由劉邦統一“將將”，只有分路的“將兵”，還沒發展到分路“將將”的階段。
呂氏家族對於劉邦本人權力最大的價值就在於，呂氏作為“親族”為其“守家”，這在劉氏宗族對他的幫助絕少的情況下，也是維持其團隊核心地位的重要砝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