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佛教于2500多年前由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立，他创立佛教后，给僧人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和修行方法，其核心是：充分发掘自己的悟性，用个人智慧去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了无牵挂，超越生死悲苦和一切烦恼，得到超脱。
从佛教核心能看出，佛祖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之初，要求众弟子以修行精神为根本。
在具体修行方法上，则注重修炼个人的“戒定慧”。
其中，“戒”是指修戒，通过戒除红尘中的某些生活习惯，遵守佛门中的清规戒律，达到完善个人道德品行的目的。
“定”指修定，努力去除心中杂念，致力于内心的安宁和平静。
“慧”指修慧，通过不断修行，提高悟性，让自己变得智慧起来。
“修戒”通俗来讲，就是著名的“佛家八戒”，是红尘中人削发为僧后，必须遵守的清规戒律，只有遵守它们，方能达到修行目的，最终成为高僧大德。“八戒”分别是：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淫邪，四戒妄语，五戒饮酒，六戒着香华，七戒坐卧高广大床，八戒非时食。
可以说，深宅大院里的僧人和红尘中的俗人，虽然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但过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俗人能做的许多事，僧人坚决不能碰。若碰，则是对佛祖的大不敬。
因此，我们在记忆里常常看到许多穿着朴素、生活清贫的僧人，他们每天过着吃斋念佛、滴酒不沾的生活，即使出门修行遇到吃饭问题时，通常也是依靠化缘来解决，从不会嫌贫爱富、挑三拣四，碰到主家给什么就吃什么。
过去的僧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佛，把佛门中的清规戒律当作自己的信仰，一生都在追求知行合一。另一方面，佛教在我国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让许多僧人自觉地把“忠义之心”和“济世情怀”当作修行的重要环节，当国家处在危难之时，他们会跟士大夫一样挺身而出，救国救民。
比如，唐代有十三和尚帮助唐王李世民打天下，拯救苍生的故事，明朝末年当倭寇在东南沿海胡作非为时，少林寺的僧人积极入世，组成“僧兵”，跟戚家军一起抗击倭寇，留下许多美谈。
历史上还出现过许多著名禅医，如北齐洪遵大师（528年——608年）、隋朝智正大师（559年——639年）、南宋慧定大师（1114年——1181年），等等，他们不但是得道高僧，而且身怀高超医术，经常打扮成行脚僧云游四海，在沿途救死扶伤，解除人们的病痛。
上述僧人以身作则，真正体现了佛教中“舍身救世”的伟大情操，他们才是真正的、令人敬仰的高僧大德。
历史上，许多僧人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和实事，在老百姓心目中积攒了良好口碑，促使僧人们的好口碑代代相传下来。再加上普通人心存祈福求平安的诉求，因此，只要是寺院，会因为普通大众的布施，常年香火不断。香火不断意味着寺院能存活下去。
而现在，跟佛有关的许多东西逐渐变味了。
不少寺院通过运作，摇身一变成为上市公司，完全实行市场化管理，寺庙的方丈在身份上跟集团公司的总裁没有什么两样，寺院的其他领导们，则变成高层管理人员，普通僧人则成为员工，每月能领到数量可观的固定薪水，所以说，一些大寺院从来不缺钱，里边僧人的个人财富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
在过去，人们去寺院求佛烧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香火钱并不贵，完全能接受。而当今，一些寺院走上市场化管理模式后，大有以香火敛财的架势，制定的香火钱价格让人望而生叹，不少寺院热衷于制作几米高的巨香，一支香动辄数百元到数千元，给香客美其名曰“烧高香”，似乎是越高大的香，越能体现出虔诚之心，香客烧这种香，如同在烧钱。许多人跟风烧这种香，让寺院财源滚滚的同时，助长了寺院不良风气愈演愈烈。
寺院有钱了，寺院僧人的生活自然就会越来越滋润。
当普通人以车代步，进入快捷、便利的汽车时代时，一些寺院的僧人也不甘落后，甚至比普通人有过之而不及。他们因为不缺钱，对普通车拿正眼瞧也不瞧，购买上百万的豪车成为他们的最低标准。
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僧人开着豪车招摇过市，非常引人注目。外表倩丽、奢华的豪车，跟他们的光头，身上穿的衲衣，以及使用的高档物品形成鲜明对比。
一些和尚不但拥有豪车，而且还有豪宅。白天身份是和尚，晚上脱下袈裟或衲衣后，则变成普通人，生活越来越趋向于世俗化，越来越会享受生活，日子过得堪比中产阶级。
这样的做法早已破坏了“八戒”中的清规戒律，如六戒着香华，七戒坐卧高广大床。只能说，世俗生活太有诱惑力了，连僧人都无法把持住。昔日的佛祖释迦牟尼如果看到这一切，会不会后悔当初创立了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