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基辛格：美國與中國
（一）美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兄弟夥伴
基辛格：你在美國訪問，見了許多人，有什麼感受？
傅瑩：我的印象如果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焦慮”。21世紀的世界不同於美國熟悉的20世紀，情況發生很大變化，美國自身面臨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應儘快適應變化了的世界，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必要時做些妥協。
基辛格： 當前美國確實處於不尋常的時期。在過去很長一段歷史時期，美國都處於絕對優勢的地位，外交政策也建立在這一前提之上。因此，這個新的世紀對各方都是挑戰，不僅對於美國，對中國也是挑戰，難道不是嗎？
傅瑩：中美面臨的挑戰還不太一樣。美國的難題也許是要學習如何與平等夥伴相處。我觀察，在美國的傳統世界裡面，國家關係只有兩種，要麼是俯首稱臣、尋求幫助和支持的盟友，要麼是需要對抗和打倒的敵人。美國從未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兄弟般的夥伴吧？美國有兄弟嗎？
基辛格：（笑）沒有吧，我還真沒有從這個角度想過問題。你應該把這樣的觀點寫出來，讓更多的人看看和思考。
傅瑩：我觀察，在美國人的政治文化裡面，沒有與夥伴進行真正平等合作這一說，因此很不習慣面對像中國這樣既不是盟友又不是敵人，只是希望成為夥伴、一個平等兄弟的國家。而根據中國人的政治文化，大國小國都應該兄弟般相處。
說到挑戰，中國的困難在於，突然被推到一個更高的平臺上，被各方賦予更高的期待，我們許多人對此還沒有完全適應，就像上了舞臺卻背對觀眾的人，常常還以為自己仍然是看客。中國正在努力學會成為世界公民，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但這需要時間。其實大部分中國人是處於剛剛實現溫飽的水平，還有許多人沒有完全脫離貧困。您不能想象，僅僅是20年前中國還是多麼貧窮，我還記得那些年自己家裡每個月發工資之前五六天的窘迫。現在的年青人雖然條件好於過去，但是在就業的起步階段也是很艱辛的。所以，要普通人廣泛地建立起國際意識、培養起分享和分擔的能力，這個需要時間。當然中國已經開始有國際利益的觀念，而且是非排他性的。
基辛格：美國的普通老百姓並不瞭解中國人到底在想些什麼，也不瞭解他們的日常生活狀況，只是覺得中國老百姓越來越有錢，中國也變得更加富裕和強大，會越來越像美國。中國的年輕人和下一代人會認為現在擁有的一切理所當然，對國家和政府的期待也將越來越高。我個人認為中國沒有取代美國的野心，只是希望獲得應有的尊重，而且隨著中國變得越來越富裕和強大，這種獲得尊重的願望會更加強烈。
中美兩國都有自身特殊性。我們這裡有著“美國特例論”，認為自己獨一無二，實力超群，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中國則有文化優越論，從歷史角度看，中國很長時期以來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華文化優於周邊其他國家。所以，中國未來到底會如何？許多人是持保留看法的。
（二）中美之間很多問題源於認知偏差
傅瑩：過去就有國家善於遊走於大國之間，但是我覺得矛盾本身是可控的。美國如果看不清楚，因為是盟友而被捲進去，會對形勢走向和各方判斷有很大幹擾，美國最近一些高層講話比較情緒化、不慎重。我在美國這些天許多人都在質問海上問題，我做了解釋，發現他們都沒有認真去了解事實就下了結論。
當前中美關係確實處於微妙時期，其中比較突出的問題是，雙方對彼此的認知存在很大差距。美國過高估計了中國，認為中國想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因而對中國焦慮。而中國人並不這麼想，中國民眾看到的是，美國在很多問題上都站在中國的對立面，當中國面臨周邊問題的挑戰時，美國不分青紅皂白總是指責中國，這導致民眾對美國的反感情緒上升。特別是，在美國一些選舉中，政客需要通過批判中國而獲得選民支持，這令中國人費解甚至不滿。雙方需要加強與對方民眾的直接溝通。
基辛格：當前中美雙方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明顯的衝突。在周邊問題上，儘管中方很多時候是因為受到挑釁而不得不做出反應，但仍然要避免給外界造成威脅鄰國的感覺。現在，中美兩國面臨的共同任務是，能否在一些問題上攜手合作。這不僅有利於中美兩國，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雙方需要認真考慮能在一起做些什麼。正如“二戰”後的美歐之間通過真正的合作而拉緊了跨大西洋紐帶，中美之間也可以通過合作來加強聯繫，例如可以在東北亞地區開展一些新的項目合作。當然這種合作也同樣要避免使中國的鄰國感到不安。
當今，人們都是從電視屏幕和網絡上獲取信息的，他們的思維方式與當年從報紙和書本上獲取信息的人們很不一樣，所以我們需要設法劃清問題的界限和降低爭議的熱度。中美之間還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因這些問題而受到干擾。
此外，中美需要加強溝通，不僅是討論眼前這些問題，還要就兩國的戰略考慮進行交流，清楚彼此的戰略方向有利於雙方展開進一步的合作。
傅瑩：中美之間存在的很多問題都源於認知上的偏差。因此，雙方確實需要更好地溝通，不僅是在戰略層面，還包括與對方民眾的直接溝通，這將有助於消除誤會，增加彼此理解，逐步建立信任，避免戰略誤判。我聽到不少關於中美開展一些實際的合作來落實新型大國關係的建議，我覺得，要想推動起有時代意義的合作，需要首先培養合作意識和精神。當年美歐的跨大西洋合作本質上是美國援助和扶持歐洲，而且有共同的對立面。
21世紀的中美跨太平洋合作應該是平等和雙方都有需求的合作，不僅要雙方都主動推進，還需要雙方都能夠妥協，能夠照顧對方。我們可以找找共同利益的基線，嘗試合作起來，關鍵是不能一方總是要求另一方滿足自己的需要，而是有進有退，真正的平等合作。▍中國的選擇影響全球新秩序
（一）美國民眾普遍認為美國模式是唯一正確的
傅瑩：想請教的是，您認為未來的世界秩序會是怎樣的？將如何演變？美國相對實力會繼續下降，用舊的方法應對國際事務難以為繼，要想保持領導地位，美國將如何調整，又將如何影響秩序的變化？美國對中國這樣一些後來者將採取什麼姿態？主張開放性，還是排他性的新秩序？
基辛格：上次我們見面交談，你從中國的角度談問題對我很有啟發，我想先聽你說說，這個問題怎麼看？
傅瑩：未來世界秩序的演變會與中美有很大關聯，兩國如能開展廣泛合作，將是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體現和實踐。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對未來的世界秩序意味著什麼影響？很希望傾聽您的思考。
基辛格：我知道，絕大部分美國民眾堅持認為美國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就外交政策而言，他們普遍認為美國模式是唯一正確的。但我發現，現在我的觀點在決策層受到越來越多認可。儘管如此，我依然認為，能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大都主張，當今國際體系應在較長時間裡繼續發揮作用。
坦率地說，對美中關係進行根本性的哲學評估只能留待下一任美國政府了，將來不管是共和黨執政還是民主黨執政，都要面對這個問題，現政府仍會努力解決兩國關係中的具體問題。在未來兩年我們無法解決哲學性問題，但可以為此奠定基礎。需要做兩方面努力，一是要避免對抗，二是可以選擇一兩個大的題目開展合作。從美歐關係的經驗看，戰後美國在對歐關係上提出一系列重大倡議，包括建立多層次對話機制、實施馬歇爾計劃等，逐步形成了美歐緊密關係的紐帶。如果能與中國也這樣做就好了。
傅瑩：我應邀參加過一些美歐論壇，觀察到雙方有很好的對話和商量習慣，建立起牢固的信任紐帶，尤其有重大事件或出現分歧時，總能及時溝通，當然這有特定的歷史和政治背景。中美之間情況不同，但也可搭建更多有效溝通的平臺，擴大可視的合作，尤其在解決雙邊和世界重大難題上，中美應培養平心靜氣商議解決辦法的習慣。
（三）美方不能對中國“桌面上握手，桌底下踹腳”
基辛格：從哲學角度看，我們都存在一些問題。例如，無論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比如說中東問題，美國報紙都會說應該在美國領導下解決，而不會認為可以依據某些原則來解決。這是美國的慣性思維，必須調整，但需要時間。
傅瑩：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是否會逐步開放或者調整？
基辛格：不會，美國人習慣了，對他們來說，世界就該是這樣組織的。外國人好像總以為，在美國的什麼地方有個大方案，由政府來執行，實際上從來不是這樣，美國政府的運作方式是，遇到問題就處理問題。中國人很不一樣，你們的方式是概念化的，善於講動機、講思維方式，而我們這兒不考慮這些。
傅瑩：需要積累國際經驗，我們在表達自己的觀點和解釋自己的做法方面可以進一步改善，需要更及時地向世界做出說明，減少誤解、避免誤讀，因為那會留下被人利用的空間。
基辛格：美國總統大選的政治競爭很快就要開始了，共和黨候選人很有可能對奧巴馬與中方達成的任何協議都提出批評。如果哪個候選人批評他對中國讓步太多，你們不必太在意，競選期間的言論不代表共同立場。
傅瑩：我認為中方重視與美方就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探討併合作，但美方不能在“桌子上面跟中國握手，桌子下面對中國踹腳”。當今時代，外交政策的制定不僅是領導人和精英層的事，也有民眾和媒體的參與，決策層不能不考慮他們的觀點和意見。
基辛格：這是現代外交的一大難題，但是我這樣講是希望人們能理解美國內部有自己的困難。（來源：網絡，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