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97歲）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將徹底改變世界秩序。基辛格曾在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時期擔任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他1978年促成中美建交，被譽為美國外交的見證人。
在4月3日刊發的文章中，基辛格認為，“即使新冠疫情結束，世界也將不復從前”，“美國政府必須在保護美國人免受病毒侵襲的同時，著手製定謀劃新時代的緊迫工作。”
撰文｜亨利·基辛格 來源｜《華盛頓郵報》
新冠大流行的超現實狀況讓我想起了自己作為第84步兵師的年輕士兵在突擊戰期間的感受。現在，就像1944年末一樣，有一種危險感籠罩著世界，它不是針對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隨機的、毀滅性的打擊。但那個遙遠的年代和現在有一個重要的區別，那時美國人的忍耐力被一個最終的國家目標所強化。而現在，在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裡，要克服這種全球範圍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需要一個高效且高瞻遠矚的政府。維持公眾的信任對於社會團結、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國際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
國家的團結和繁榮，基於對政府能預見災難、抵禦災難的衝擊和恢復穩定的信心。新冠疫情結束後，許多國家的政府會被認為是失敗的。這種判斷在客觀上是否公允並不重要。現實是，新冠病毒侵襲後的世界永遠不復從前。現在為過去而爭論，只會使必須做的事情變得更加棘手。
新冠病毒以空前的規模和兇暴襲擊了世界。它以指數級的速度傳播：美國的確診病例每五天就增加一倍。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沒有特效藥。醫療用品短缺，不足以應付洶湧的疫情。重症監護室不堪重負。檢測能力不足，難以確定感染人群的規模，更不用說扭轉病毒的蔓延。成功研發疫苗可能還需要12到18個月的時間。
美國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來避免迫在眉睫的災難。最終的考驗將是能否阻止病毒的傳播，然後以一種能夠保持公眾對美國人自我治理能力信心的方式和規模來扭轉病毒的傳播。應對危機的努力，無論其規模有多大、有多必要，都不能忽視啟動一項平行的緊迫任務，即啟動一項過渡到“後疫情時代”的工作。
領導人正在國內處理這場危機，但病毒對社會的破壞性影響不分國界。它對人類健康的侵襲可能是暫時的，但它所引發的政治、經濟動盪可能會持續幾代人。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通過純粹的國內行動戰勝這種病毒。解決當下的問題，最終必須依靠全球合作。如果我們不能兩者齊頭並進，我們將自食苦果。
美國可以從"馬歇爾計劃 "和 "曼哈頓項目 "中得到啟發，美國有義務在三個領域做出重大努力。首先，增強全球抗擊傳染病的能力。醫學科學的勝利，如小兒麻痺症疫苗和消滅天花等醫學科學，或者是通過人工智能進行醫學診斷的新興技術奇蹟，使我們陷入了危險的自滿。我們需要開發新的技術來控制感染，並在大量人口中進行相應的疫苗接種。各個城市、州和地區必須通過儲備、合作規劃和對科學前沿的探索，始終如一地做好保護人民免受大流行病的準備。
第二、努力癒合世界經濟的創傷。各國領導人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汲取了重要教訓。當前的經濟危機更為複雜：新冠病毒導致的經濟收縮速度和規模史無前例。而必要的公共衛生措施，如保持社交距離、關閉學校和企業等，都是造成經濟劇痛的原因。各項計劃也應設法減輕即將到來的混亂對世界上最脆弱人群的影響。
第三、守護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原則。現代政府的傳奇始於由強大的統治者保護的“壁壘時代”，有時是專制的，有時是仁慈的，但總是強大到足以保護人民不受外敵的侵害。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重新定義了這個概念，認為合法國家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安全、秩序、經濟福利和正義。個人無法靠自己的力量來保障這些東西。這場大流行病引發了一種不合時宜的現象，在一個繁榮依賴全球貿易和人員流動的時代，壁壘在復興。
世界上的民主國家需要守護和維持其啟蒙主義價值。權力與合法性的平衡如果在全球範圍被打破，將導致社會契約在國內和國際上解體。然而，合法性和權力這個千年來的問題不能與抗擊世紀瘟疫新冠肺炎的努力同時解決。在國內政治和國際外交中，各方都必須保持克制。必須確定優先事項。
我們從“突出部戰役”（又稱阿登戰役，“二戰”西線戰場上的一次重要戰役）之後進入了一個日益繁榮和人類尊嚴得以提升的世界。現在，我們處於一個歷史性的時期。領導人面臨的歷史性挑戰是在建設未來的同時如何應對危機。任何失敗都可能會讓世界陷入災難。
編譯｜權酋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