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97岁）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彻底改变世界秩序。基辛格曾在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他1978年促成中美建交，被誉为美国外交的见证人。
在4月3日刊发的文章中，基辛格认为，“即使新冠疫情结束，世界也将不复从前”，“美国政府必须在保护美国人免受病毒侵袭的同时，着手制定谋划新时代的紧迫工作。”
撰文｜亨利·基辛格 来源｜《华盛顿邮报》
新冠大流行的超现实状况让我想起了自己作为第84步兵师的年轻士兵在突击战期间的感受。现在，就像1944年末一样，有一种危险感笼罩着世界，它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随机的、毁灭性的打击。但那个遥远的年代和现在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时美国人的忍耐力被一个最终的国家目标所强化。而现在，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里，要克服这种全球范围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需要一个高效且高瞻远瞩的政府。维持公众的信任对于社会团结、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国家的团结和繁荣，基于对政府能预见灾难、抵御灾难的冲击和恢复稳定的信心。新冠疫情结束后，许多国家的政府会被认为是失败的。这种判断在客观上是否公允并不重要。现实是，新冠病毒侵袭后的世界永远不复从前。现在为过去而争论，只会使必须做的事情变得更加棘手。
新冠病毒以空前的规模和凶暴袭击了世界。它以指数级的速度传播：美国的确诊病例每五天就增加一倍。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特效药。医疗用品短缺，不足以应付汹涌的疫情。重症监护室不堪重负。检测能力不足，难以确定感染人群的规模，更不用说扭转病毒的蔓延。成功研发疫苗可能还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
美国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来避免迫在眉睫的灾难。最终的考验将是能否阻止病毒的传播，然后以一种能够保持公众对美国人自我治理能力信心的方式和规模来扭转病毒的传播。应对危机的努力，无论其规模有多大、有多必要，都不能忽视启动一项平行的紧迫任务，即启动一项过渡到“后疫情时代”的工作。
领导人正在国内处理这场危机，但病毒对社会的破坏性影响不分国界。它对人类健康的侵袭可能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通过纯粹的国内行动战胜这种病毒。解决当下的问题，最终必须依靠全球合作。如果我们不能两者齐头并进，我们将自食苦果。
美国可以从"马歇尔计划 "和 "曼哈顿项目 "中得到启发，美国有义务在三个领域做出重大努力。首先，增强全球抗击传染病的能力。医学科学的胜利，如小儿麻痹症疫苗和消灭天花等医学科学，或者是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医学诊断的新兴技术奇迹，使我们陷入了危险的自满。我们需要开发新的技术来控制感染，并在大量人口中进行相应的疫苗接种。各个城市、州和地区必须通过储备、合作规划和对科学前沿的探索，始终如一地做好保护人民免受大流行病的准备。
第二、努力愈合世界经济的创伤。各国领导人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汲取了重要教训。当前的经济危机更为复杂：新冠病毒导致的经济收缩速度和规模史无前例。而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如保持社交距离、关闭学校和企业等，都是造成经济剧痛的原因。各项计划也应设法减轻即将到来的混乱对世界上最脆弱人群的影响。
第三、守护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原则。现代政府的传奇始于由强大的统治者保护的“壁垒时代”，有时是专制的，有时是仁慈的，但总是强大到足以保护人民不受外敌的侵害。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重新定义了这个概念，认为合法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安全、秩序、经济福利和正义。个人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保障这些东西。这场大流行病引发了一种不合时宜的现象，在一个繁荣依赖全球贸易和人员流动的时代，壁垒在复兴。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需要守护和维持其启蒙主义价值。权力与合法性的平衡如果在全球范围被打破，将导致社会契约在国内和国际上解体。然而，合法性和权力这个千年来的问题不能与抗击世纪瘟疫新冠肺炎的努力同时解决。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中，各方都必须保持克制。必须确定优先事项。
我们从“突出部战役”（又称阿登战役，“二战”西线战场上的一次重要战役）之后进入了一个日益繁荣和人类尊严得以提升的世界。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时期。领导人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在建设未来的同时如何应对危机。任何失败都可能会让世界陷入灾难。
编译｜权酋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