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基辛格：美国与中国
（一）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兄弟伙伴
基辛格：你在美国访问，见了许多人，有什么感受？
傅莹：我的印象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焦虑”。21世纪的世界不同于美国熟悉的20世纪，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美国自身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尽快适应变化了的世界，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必要时做些妥协。
基辛格： 当前美国确实处于不寻常的时期。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美国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外交政策也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因此，这个新的世纪对各方都是挑战，不仅对于美国，对中国也是挑战，难道不是吗？
傅莹：中美面临的挑战还不太一样。美国的难题也许是要学习如何与平等伙伴相处。我观察，在美国的传统世界里面，国家关系只有两种，要么是俯首称臣、寻求帮助和支持的盟友，要么是需要对抗和打倒的敌人。美国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兄弟般的伙伴吧？美国有兄弟吗？
基辛格：（笑）没有吧，我还真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你应该把这样的观点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看和思考。
傅莹：我观察，在美国人的政治文化里面，没有与伙伴进行真正平等合作这一说，因此很不习惯面对像中国这样既不是盟友又不是敌人，只是希望成为伙伴、一个平等兄弟的国家。而根据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大国小国都应该兄弟般相处。
说到挑战，中国的困难在于，突然被推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被各方赋予更高的期待，我们许多人对此还没有完全适应，就像上了舞台却背对观众的人，常常还以为自己仍然是看客。中国正在努力学会成为世界公民，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需要时间。其实大部分中国人是处于刚刚实现温饱的水平，还有许多人没有完全脱离贫困。您不能想象，仅仅是20年前中国还是多么贫穷，我还记得那些年自己家里每个月发工资之前五六天的窘迫。现在的年青人虽然条件好于过去，但是在就业的起步阶段也是很艰辛的。所以，要普通人广泛地建立起国际意识、培养起分享和分担的能力，这个需要时间。当然中国已经开始有国际利益的观念，而且是非排他性的。
基辛格：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并不了解中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也不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只是觉得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有钱，中国也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会越来越像美国。中国的年轻人和下一代人会认为现在拥有的一切理所当然，对国家和政府的期待也将越来越高。我个人认为中国没有取代美国的野心，只是希望获得应有的尊重，而且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和强大，这种获得尊重的愿望会更加强烈。
中美两国都有自身特殊性。我们这里有着“美国特例论”，认为自己独一无二，实力超群，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中国则有文化优越论，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很长时期以来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华文化优于周边其他国家。所以，中国未来到底会如何？许多人是持保留看法的。
（二）中美之间很多问题源于认知偏差
傅莹：过去就有国家善于游走于大国之间，但是我觉得矛盾本身是可控的。美国如果看不清楚，因为是盟友而被卷进去，会对形势走向和各方判断有很大干扰，美国最近一些高层讲话比较情绪化、不慎重。我在美国这些天许多人都在质问海上问题，我做了解释，发现他们都没有认真去了解事实就下了结论。
当前中美关系确实处于微妙时期，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存在很大差距。美国过高估计了中国，认为中国想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因而对中国焦虑。而中国人并不这么想，中国民众看到的是，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都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当中国面临周边问题的挑战时，美国不分青红皂白总是指责中国，这导致民众对美国的反感情绪上升。特别是，在美国一些选举中，政客需要通过批判中国而获得选民支持，这令中国人费解甚至不满。双方需要加强与对方民众的直接沟通。
基辛格：当前中美双方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明显的冲突。在周边问题上，尽管中方很多时候是因为受到挑衅而不得不做出反应，但仍然要避免给外界造成威胁邻国的感觉。现在，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是，能否在一些问题上携手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双方需要认真考虑能在一起做些什么。正如“二战”后的美欧之间通过真正的合作而拉紧了跨大西洋纽带，中美之间也可以通过合作来加强联系，例如可以在东北亚地区开展一些新的项目合作。当然这种合作也同样要避免使中国的邻国感到不安。
当今，人们都是从电视屏幕和网络上获取信息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当年从报纸和书本上获取信息的人们很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设法划清问题的界限和降低争议的热度。中美之间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因这些问题而受到干扰。
此外，中美需要加强沟通，不仅是讨论眼前这些问题，还要就两国的战略考虑进行交流，清楚彼此的战略方向有利于双方展开进一步的合作。
傅莹：中美之间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源于认知上的偏差。因此，双方确实需要更好地沟通，不仅是在战略层面，还包括与对方民众的直接沟通，这将有助于消除误会，增加彼此理解，逐步建立信任，避免战略误判。我听到不少关于中美开展一些实际的合作来落实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我觉得，要想推动起有时代意义的合作，需要首先培养合作意识和精神。当年美欧的跨大西洋合作本质上是美国援助和扶持欧洲，而且有共同的对立面。
21世纪的中美跨太平洋合作应该是平等和双方都有需求的合作，不仅要双方都主动推进，还需要双方都能够妥协，能够照顾对方。我们可以找找共同利益的基线，尝试合作起来，关键是不能一方总是要求另一方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有进有退，真正的平等合作。▍中国的选择影响全球新秩序
（一）美国民众普遍认为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
傅莹：想请教的是，您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会是怎样的？将如何演变？美国相对实力会继续下降，用旧的方法应对国际事务难以为继，要想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将如何调整，又将如何影响秩序的变化？美国对中国这样一些后来者将采取什么姿态？主张开放性，还是排他性的新秩序？
基辛格：上次我们见面交谈，你从中国的角度谈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先听你说说，这个问题怎么看？
傅莹：未来世界秩序的演变会与中美有很大关联，两国如能开展广泛合作，将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体现和实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意味着什么影响？很希望倾听您的思考。
基辛格：我知道，绝大部分美国民众坚持认为美国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外交政策而言，他们普遍认为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但我发现，现在我的观点在决策层受到越来越多认可。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大都主张，当今国际体系应在较长时间里继续发挥作用。
坦率地说，对美中关系进行根本性的哲学评估只能留待下一任美国政府了，将来不管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都要面对这个问题，现政府仍会努力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在未来两年我们无法解决哲学性问题，但可以为此奠定基础。需要做两方面努力，一是要避免对抗，二是可以选择一两个大的题目开展合作。从美欧关系的经验看，战后美国在对欧关系上提出一系列重大倡议，包括建立多层次对话机制、实施马歇尔计划等，逐步形成了美欧紧密关系的纽带。如果能与中国也这样做就好了。
傅莹：我应邀参加过一些美欧论坛，观察到双方有很好的对话和商量习惯，建立起牢固的信任纽带，尤其有重大事件或出现分歧时，总能及时沟通，当然这有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中美之间情况不同，但也可搭建更多有效沟通的平台，扩大可视的合作，尤其在解决双边和世界重大难题上，中美应培养平心静气商议解决办法的习惯。
（三）美方不能对中国“桌面上握手，桌底下踹脚”
基辛格：从哲学角度看，我们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比如说中东问题，美国报纸都会说应该在美国领导下解决，而不会认为可以依据某些原则来解决。这是美国的惯性思维，必须调整，但需要时间。
傅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否会逐步开放或者调整？
基辛格：不会，美国人习惯了，对他们来说，世界就该是这样组织的。外国人好像总以为，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有个大方案，由政府来执行，实际上从来不是这样，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是，遇到问题就处理问题。中国人很不一样，你们的方式是概念化的，善于讲动机、讲思维方式，而我们这儿不考虑这些。
傅莹：需要积累国际经验，我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解释自己的做法方面可以进一步改善，需要更及时地向世界做出说明，减少误解、避免误读，因为那会留下被人利用的空间。
基辛格：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竞争很快就要开始了，共和党候选人很有可能对奥巴马与中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提出批评。如果哪个候选人批评他对中国让步太多，你们不必太在意，竞选期间的言论不代表共同立场。
傅莹：我认为中方重视与美方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探讨并合作，但美方不能在“桌子上面跟中国握手，桌子下面对中国踹脚”。当今时代，外交政策的制定不仅是领导人和精英层的事，也有民众和媒体的参与，决策层不能不考虑他们的观点和意见。
基辛格：这是现代外交的一大难题，但是我这样讲是希望人们能理解美国内部有自己的困难。（来源：网络，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