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旅法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4月23日 星期四 晴
早上微信裡就有很多朋友說，街道上車輛和外出的人明顯多了起來。看來政府雖然還沒有宣佈解封，但民眾心裡已經解封了。警察似乎也三心二意起來，法不責眾吧。不過法蘭西民族還是和美利堅不同，山姆大叔還是要走向街頭抗議要求解封，而不是自顧自地跑出去。
不過今天最勁爆的新聞還是巴黎大區三家麥當勞重新開業，漢堡粉們不顧禁令，蜂擁而至，排隊長達三四個小時，交通為之堵塞！
麥當勞店面重新開張，有粉絲開車排隊長達三小時（報道截自英國《太陽報》）
卓而不同的法蘭西啊。
這幾天法國社會和華人比較關注的事情是巴黎北郊的騷亂和警民對抗。2005年法國就是在這裡引發了一場後來蔓延至整個歐洲的騷亂。起因其實並不重要，無非是警察執法過程中雙方起衝突。
這一次更蹊蹺：上週六一名慣犯摩托車騎手撞到了警車上。警方表示，事發時車手未佩戴頭盔，從右側超車，正巧一名警察開車門，騎手撞到了警車車門上，摔倒時腿部骨折。警方稱並無暴力對待騎手，而是立刻趕過去幫助他。
巴黎北郊聚集的主要是來自北非的群體，雙方矛盾冰凍三尺，缺乏信任，一點火星就能變成騷亂。客觀而言，警察在這些地方執法都非常小心，媒體透露：“警察內部流傳著一些非正式的命令，讓他們不要管理的時候太嚴格，因為擔心衝突普遍化”。
法國此前因為擔心監獄中出現聚集性疫情，釋放了數以千計的罪犯。士官工會擔心，這些人大概率會成為城郊暴力現象的帶頭人物。
目前全法國約50個城市出現暴力案件。面對這一長期存在的問題，在一封寫給政府的信中，士官工會警告，“國家需要重掌共和國失去的領地”。
從本質上講，這不是社會管理問題，而是法蘭西民族的未來問題。由於法國本土民族出生率持續下降，離婚率居高不下，同性戀又方興未艾，人口越來越少。而其他少數族裔則完全相反。據估計，若繼續照這樣的速度演進，到2050年法國將變成法蘭西伊斯蘭共和國。
其實法國學者也對此憂心重重。我也曾給他們提過多種行之有效的解決之道。第一條要進行價值觀強制同化，任何人想成為法國公民，加入法國國籍，都必須要接受它的價值觀。然而法國學者不同意，不接受，說法國有宗教信仰自由，不能強制別人改變信仰。於是我又講出第二個辦法：法國可以實行計劃生育。現在法國傳統民族已經自動不願意多生了，自發在搞計劃生育。法國如果從政策上全國推行，表面上是針對所有人，但實際上就針對少數族裔——他們不就是靠生育率高來超過你們嗎？結果法國學者仍堅決不接受：“我們批評中國搞計劃生育是侵犯人權，已經批判了很多年了，我們怎麼可能再採用你們這個辦法？”
我說那好，我還有第三個建議，就是取消對孩子的家庭補助。少數族裔很多就是通過多生育獲得政府的補助，從而能夠維持生活，他們甚至為此都不需要和法國社會接觸了。過去他們還是要走出家庭，和法國社會接觸，比如他們還是需要出去找工作的，而只要和社會接觸，就會多少受到一些影響；但現在他們靠領兒童補助，就可以關上門過自己的日子，過著完全封閉式的生活。結果法國學者還不贊同，說：“孩子是無辜的，你怎麼能對孩子下手呢？”沒辦法，我只好說出最後一個建議：取消少數族裔的投票權，因為他們就是通過人多和一人一票來取代你們。果不其然，這位法國學者一聽，猛拍桌子，大義凜然地駁斥道：“宋先生，這還是民主嗎？！” 法國學者首先考慮的不是辦法是否有效，是否能夠解決問題，而是是否符合價值觀。我當時就懟道：“假如有一天你們消亡了，那是活該。”而他的回答令我瞠目：歐洲滅亡過很多次，羅馬帝國是第一個歐洲，我們是第二個，當初我們也是以野蠻人身份取代羅馬帝國的，現在不也是很文明？伊斯蘭或許是第三個歐洲，但也沒什麼可怕的。
堅持價值觀先行，在法國學者中非常普遍。這次西方不得不採取封城和隔離的辦法對抗疫情，法國著名哲學家安德烈·孔特-斯蓬維爾於4月17日、18日連續兩天分別接受瑞士法語區《時代日報》（Le Temps）記者勞爾·呂貢和比利時《回聲報》（L’Echo）記者西蒙·布倫佛的採訪時發表的看法，就相當典型。
需要說一句的是，哲學家在法國是有特殊地位的，被視為社會良心、才智和思想的代表。法國發動的、導致利比亞陷入無政府狀態、引發歐洲戰後最大規模難民危機的利比亞戰爭，就是一位哲學家利用其影響力推動的。
孔特-斯蓬維爾被譽為繼薩特之後最具影響力的法國哲學家，是法國當代思想界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曾出版過近20部專著，為法國哲學的普及與大眾化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可以說是法國知識界的代表。
當《時代日報》問：“在您看來，哪一價值高於健康？”孔特的回答是：
“健康不是價值，而是一種財產，是某種可以羨慕、但不值得欽佩的東西。最重要的價值，是人人皆知的正義、愛情、慷慨、勇氣、自由等等。我不會因為健康而犧牲我的自由！”
他進而說出：
“我很愛醫生們，但是我不會屈從醫學的專制。他們會不會以保護為名繼續無限期地禁閉最年長者？他們有什麼權利可以將我禁閉在我的家裡？我害怕強制束縛更甚於害怕死亡。最近15天來，我甚至後悔不是瑞典人，不然我行動自由被剝奪的程度會更輕！”
對於養老院的悲劇，這位同樣是高齡老人的哲學家表示：
“人們為社會醫學養老機構裡死人而哭泣；但是，是不是需要提醒一下，一般而言，人們進那些機構難道不就是為了去死嗎？”
孔特-斯蓬維爾(資料圖/Alexandre Marchi）
不僅學者，政治人物也是一樣。馬克龍總統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也說出這樣的話：“為了抗疫而放棄自由，將對西方民主制度構成威脅。”難道他不知道，為了自由而給病毒以可趁之機，將對生命構成威脅嗎？
通過這位哲學家的回答，我們可以理解西方抗擊疫情過程中發生的中國人無法理解的奇奇怪怪的事。前天，前總統奧朗德的父親也死於養老院，貴為總統的父親，也同樣避免不了這種悲劇。這就是為什麼無論法國、德國、英國還是美國，在疫情中出現放棄老人的言論或者直接付諸於行動，為什麼英國可以提出群體免疫、瑞典直接放棄檢測，因為這是西方的文化，深入骨髓的理念。當然，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也是這種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
巴斯德研究所報告稱法國不到6%的人感染，如果群體免疫有效，感染比例則要達到70%。現在法國死亡已經超過2萬人，若繼續按這樣的比例發展，最後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將會在500萬到700萬之間。要知道一戰期間，法國國內——包括平民軍人在內，也包括饑荒和疾病等原因——死亡總人口不過170萬。（二戰法國早早投降，僅56萬人死亡，就不進行對比了。）
但這龐大的死亡數字並不妨礙英國政府提出群體免疫的建議。不過更嚴重的是，整個西方輕症、無症狀和密切接觸者實行四不政策：不檢測、不追蹤、不收治、不隔離。一旦解封，多數人可都是沒有抗體的啊。
我個人認為，任何價值觀如果高於人類的生命，那它一定是反人類的——除非人類面臨入侵直接危害群體生命的事件。人類發明制度和價值觀，是為了生活得更好，而不是為了犧牲生命。
如果將東西方對比，我們會發現，當中國遇到病毒的時候，我們的做法是首先搞清楚它是什麼，再想辦法怎麼去應對。外界有批評，也只是說措施是不是到位，是不是要更完善，而不會從價值觀角度進行批判——不管什麼傾向，哪怕是自由主義傾向的媒體，都是如此。即使有價值觀的因素，也只是強調人命關天，生命至上。這和西方首先強調措施的價值屬性，而不是措施的有效性、生命的寶貴，非常不同。
這一次東西方對抗疫情，不僅無意中形成兩種制度的競賽，更是兩種人權觀的對決。不同理念指導下的國家，做法自然不同。應該說，強調生命權和發展權的中國，明顯比偏重政治權力的西方更勝一籌。
總之，今天西方几乎所有問題的解決辦法都卡在了價值觀上，沒有任何出路。所以我才一再說西方必須要解放思想。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花崗岩腦袋，撞南牆也不回頭。當然，中國經歷十年浩劫才開始艱難地解放思想，西方的困境還沒有變成真正的危機，所以解放思想的條件也還遠遠不具備。只是恐怕未來西方真的覺醒了，也已太晚了，無力迴天。
今天歐洲多數國家的疫情仍然在高平臺中緩慢下降，意大利死亡人數已經越過2.5萬大關，英國正在逼近兩萬關口，整個歐洲突破11萬。土耳其成為歐洲又一個確診突破十萬的國家。
在疫情中，瑞士的措施日益到位，宣佈在兩週內由軍隊每天分發兩百萬口罩給商業人士。這一次歐洲抗擊疫情，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各國頻頻動用軍隊和警察執行在中國都是由普通人完成的工作。中國動用軍方運輸機運輸物資、調配軍方醫療資源援助湖北。但像歐洲執行隔離令也要軍隊，發個口罩也要軍隊，非常不同。西方平時非常強調的公民社會哪裡去了？
法國醫學會呼籲每個法國公民只要出門都要佩戴口罩。又給人以職能倒配的感覺。這應該是政府來做的，而不是一個協會。因為這樣的呼籲需要行政資源來配合：政府要提供口罩，並採取措施監督外出的人是否都戴了口罩。
另外在尼斯，法官下令要給律師提供口罩。想起法國抗疫整個過程，警察為了戴口罩，運輸司機為了戴口罩，超市員工為了戴口罩，都必須以罷工相威脅才能做到。現在法官也要下指令給律師配口罩。這個社會運轉的行政成本太高了。行政成本高低和效率是密切相關的，其實只要認真觀察，每件事背後都能折射出一個國家制度動作的真貌。
德國在死亡人數超過5000之後，昨天也終於做到全國都強制戴口罩了。中國對病毒一採取措施就要求人人戴口罩，西方到今天除少數幾個國家外仍然做不到。西方一再質疑中國數據的準確性，可是為什麼不告訴自己的國民，它們的措施和中國有多麼懸殊呢？
最令我捧腹的消息來自晚上19點法國衛生部：衛生總署署長薩洛蒙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儘管專家存在分歧，我們仍然非常迅速地決定戴口罩。
衛生總署署長薩洛蒙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要迅速戴口罩。作者供圖
從1月21日衛生部第一次舉行發佈會，布贊部長親自強調戴口罩沒有用，到今天曆經三個月終於決定要戴口罩，還居然認為是迅速？法國的官員怎麼能這麼小瞧人民的認知水平和判斷能力呢？總不會衛生部也要說他們在養老院的行動也很迅速吧？看來世界上有兩個迅速：一個是中國迅速，另一個是法國和西方迅速。
總之應對疫情，西方這個社會的功能明顯失調，政府、軍隊、社會組織的分工亂了。危機是對一個體制全面的檢驗，平時有問題看不出來，現在就全暴露了。而中國體制的優勢平時可能感覺不出來，一到危機，就盡顯風采。中國常講，臺上十分鐘，臺下十年功。沒有平時的積累和不斷完善，怎麼可能有如此驚豔的表現？
至於今天的西方，近日微信上流傳的一段點評非常到位：
“美國已今非昔比，經過一個世紀的稱霸世界後，自身矛盾重重，亂象叢生，也面臨深刻危機，需要一場深層次的改革。此時已不見20世紀初那批有遠見有胸懷的政治家，能提出利人利己的方案，化干戈為玉帛；也缺乏二戰後前期所表現的慷慨和對世界的擔當。只見政客們為黨派私利而不顧大局，在席捲全球的嚴重疫情中，執政者進退失據。美國的糾錯機制是否仍有效，自身調整需要多長時間，都難以預料。”
只是我不太明白的地方在於，文章認為“在此關鍵時刻，其現狀和作為對中國不利是肯定的”。中國正處於超越美國的關鍵時刻，美國現狀如此，豈不是歷史最佳機遇嗎？歷史多次證明，能夠打敗大國的只能是大國自己啊。
當然，世人更感興趣的是，美國是怎樣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制度？文化？國民性？
來源|觀察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