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上海已進入常態化疫情防控階段。但在此前，“對於上海這個特大型城市來講，我們還是做了很多預案。比如對部分醫院考慮要做騰空機制。”
4月30日的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上，上海市衛生健康委主任鄔驚雷透露了上海在應對此次新冠疫情中所做的一些預案，雖然這些預案最終並沒有啟動。
200張應急負壓床位沒用上
1月20日晚，國家衛健委確認了上海市首例輸入性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隨後，上海第一時間啟動了集中收治。
上海的集中收治點共有兩個，一是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前身是上海傳染病醫院。一是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在遷建的過程中單獨建立了傳染病大樓。其中，成人病例收治到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兒科病例則收治到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
從床位配置上看，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有300多個負壓床位，同時還儲備了200個左右的負壓床位。“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當時建設的時候就預留了一個儲備的場地，準備應急響應。兒科醫院也是這樣做的。”鄔驚雷說。
流行性傳染病的防控有三方面基本措施——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只有三方面措施都落到實處，且儘早實施，才有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住它的流行。
通過全上海各部門的有效配合的總戰鬥，包括道口查控、社區防控、交通防疫、公共場所防疫、錯峰上下班、有序復工等有效舉措多管齊下，以及“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上海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截至4月29日24時，上海累計報告本地確診病例339例，治癒出院331例，死亡7例，在院治療1例。沒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累計報告境外輸入性確診病例308例，治癒出院266例，在院治療42例（其中2例危重）。待排查的疑似病例6例。
“除了定點醫院，如果真的發生特大型的疫情，如何（形成）有幾個機制，比如騰挪、擴大定點醫療機構、組織隊伍等等，所以我們考慮我們的隊伍應該是模塊化的、專業化的、能夠隨時響應的。”鄔驚雷說。
基於循證的集中收治
在上海市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看來，上海在集中救治中遵循了三條：多學科合作、遵循循證醫學原則、不斷創新。
“這次一開始大家就意識到這是一場非常複雜的戰役，如果不採取多學科的精銳部隊一起緊密合作，就不能取得最滿意的結果。”
張文宏表示，按照常規做法，重症病人要麼收在重症病房，要麼在急診重症。但此次新冠疫情中，上海一開始就採取了集中收治的做法，定點醫院匯聚了上海最優秀的感染、呼吸、重症、心臟、中醫等專業團隊，並由14名專家組成高級別專家組駐守定點醫院，病區裡還有一支團隊和專家團隊進行無縫對接。
“這個團隊裡又有大量支持專業的團隊，有專門的人工肺（ECMO）的團隊，有連續性血液淨化治療團隊，還有呼吸治療師團隊、心理治療師團隊。”張文宏表示，多學科合作是此次上海疫情治療的一個重大亮點，而且做到實處，多學科團隊一直待在救治中心，直到疫情得到控制。
新冠肺炎沒有特效藥物，對於治療方案，只能不斷積累和探索。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遵循“一人一方案”的精細診療路徑，並在診療過程中不斷調整、優化。
張文宏表示，早期上海大量收集了在武漢初步的循證醫學證據，包括流行病學、治癒率、病亡率、高風險因素等，並很早就提出來了“一人一策”，根據病人進展的不同階段提出早期阻止疾病進展到危重症，使整體的重症、危重症率降低，進一步降低病死率。
“基於循證醫學的團隊，我們逐步地推進我們新的治療策略，阻止疾病的進展。”張文宏說。
今年3月，上海30位專家在《中華傳染病雜誌》網絡預發表了《上海市2019冠狀病毒病綜合救治專家共識》（下稱《共識》），在國家診療方案的基礎上，結合上海本地的醫療資源，以及300例病患的臨床研究和診治，形成了救治的“上海方案”。
為了阻止輕型和普通型病人重症化，上海採取了綜合措施。其中包括：抗病毒藥物、氧飽和度監測、有效的氧療、免疫維護、維持內環境穩定、儘量避免使用抗菌藥物和糖皮質激素、積極抗凝、大劑量維生素C。
張文宏說，上海專家團隊在國際和國內也是最早根據抗病毒治療的療效提出自己認為最合理的抗病毒治療方案。同時還提出了抑制炎症風暴的多種治療方法，以及糖皮質激素的使用。
“糖皮質激素的使用在我們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治療方案完全不一樣，所以我們遵循“一人一策”。我們並不是一味的拒絕糖皮質激素的使用。”張文宏說，即使上海的糖皮質激素使用比例只佔到9%，但這9%也確切實施了“一人一策”。
基於不斷地創新，上海的危重病人比例不斷下降。從1月20日晚國家衛健委確認了上海市首例輸入性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經過最初兩週的摸索和經驗積累，上海實現了重型/危重型病例佔比，從22.9%下降到了7.4%，現在的比例只佔3%。
“這些經驗總結對我們針對下一階段的抗疫充滿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