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县薛城镇是明清时期的保县，雍正五年保县迁往今天的汶川县城，又称为旧保县和杂谷防。民国时期是理县县治。薛城镇位于杂谷脑河和孟屯河汇合处，位于南岸，被马鞍山和平头山所包围。而高高矗立在薛城镇中央的就是筹边楼了，它位于薛城小学内一平地突兀拔起的巨石顶上，楼为正方形二层重檐歇山式木结构建筑，通高18.5米，四角飞檐，青瓦红柱，雄伟壮观。
位于杂谷脑河南岸的薛城古镇和筹边楼
平头山下的筹边楼
薛城镇筹边楼的介绍
筹边楼的介绍中说到“筹边楼历千年风雨，几经修缮，保存至今，它不仅是唐朝与吐蕃在川西地区军事对峙的历史见证……”，说此筹边楼历经千年，有点夸大其词，说见证唐朝和吐蕃军事对峙就更没有根据了。下面就对筹边楼进行一点考证。
要了解筹边楼，就要看看史料是怎么记载的。最早提到李德裕建筹边楼的就是宋代新唐书中的李德裕传：“太和三年……逾年……德裕至，则完残奋怯，皆有条次。成都既南失姚、协，西亡维、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尽为蛮有。始，韦皋招来南诏，复巂州，倾内资结蛮好，示以战阵文法。乃建筹边楼，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其部落众寡，馈餫远迩，曲折咸具。乃召习边事者与之指画商订，凡虏之情伪尽知之”。
李德裕出身官宦世家，是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也是《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之子，入蜀前曾官至御史中丞，后因受政敌排挤，先是外放为浙西观察使，旋为义成节度使，文宗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入成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他到成都后，认为“今瘢夷尚新，非痛矫革，不能刷一方耻”，遂建筹边楼。
“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其部落众寡，馈辉远迩，曲折咸具。乃招习边事者与之指画商订，凡虏之情伪尽知之”。说明李德裕召集来熟悉边关的将士，在筹边楼上绘制两张地图，一左一右，右边绘制的是对付南蛮（今四川凉山、云南地区）的战图，左边绘制是对付吐蕃（约四川阿坝地区）的战图，在战图上详细标注了山川关卡和敌我情况。筹边楼显然是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作为展示边防布局，与将军、僚属商议边防大事的参谋部，相当于现在的战区指挥部，是唐军抗击吐蕃、南蛮的指挥中枢，兼顾南线和西线的作战。而薛城处于吐蕃西线，而且是战斗的最前线，紧靠被吐蕃占领的维州城（杂谷脑镇），如果把筹边楼建在薛城，不仅危险，西线和南线相距甚远，兼顾不到南线。因此，在薛城建筹边楼不合情理，也违背史料。
其次，明《蜀中广记》谈到筹边楼建成后，邀请女校书薛涛上筹边楼，薛涛作诗一首《筹边楼》：“平临云鸟入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此时的薛涛已约六十三岁高龄，而且写完此诗之后第二年薛涛就去世了，当时他住在成都碧鸡坊，这个年龄到成都周边走走倒还可以，要爬山涉水到四百里外，只为登楼写诗，这样做不仅不可思议，以她身体条件也是很难做到。薛涛能到达的地方，只能是成都及周边，那筹边楼也应当不远。
时间到了三百四十五年后的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范成大由桂林调至成都，任四川制置使，举荐陆游为锦城参议。范成大统帅蜀州，陆游为参议官，二人以文会友，成莫逆之交。
陆游在其《筹边楼记》中写到，淳熙三年八月十六日，范成大邀请陆游登临在成都子城西南新修的筹边楼，饮酒作诗。由于李德裕建造的筹边楼废久，找不到知道其所处地点的人。范成大仿照李德裕的意图在城西建了新筹边楼，可以望见犍为、僰道、黔中、越嶲诸郡，也绘上李德裕旧图、边城地势、险要和蛮夷出入道路。这说明南宋时，他们知道唐代筹边楼就在成都，只是具体位置不详，就在附近新建了筹边楼。
成都处于剑南西川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大后方，恰恰处于西线和南线的衔接处，在成都建筹边楼就可以兼顾对南蛮和吐蕃作战，最为合理。
根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的有关专家考证，李德裕的筹边楼当在西川节度使府署附近，而《成都城坊古迹考》说府署在今四川科技馆东一带。也就是说，筹边楼在在科技馆东一带。
那远在成都四百里以外的薛城的筹边楼是怎么回事呢？根据清乾隆《保县志》作者，当时的保县知事陈克绳写的很清楚：“筹边楼，在县治西北，唐节度使李德裕建，未详何地，后保人建于旧保地（薛城），康熙四十七年没于水，国朝乾隆七年知县陈克绳重建”。说明现在的大家所看到的的筹边楼是乾隆七年（1742）旧址重建，距今只有277年。而李德裕所建楼，他们并不知道确切地点。
薛城古街
其实，李德裕从太和四年入川到六年离川，只呆了短短两年时间，没有时间做出显著的成就。但后人出于仰慕先贤，崇尚文化的原因，把他们想象中的筹边楼建在了薛城，就像西南地区到处都有武侯祠一样，甚至诸葛亮没曾到过的地区都有。虽然不是历史事实，但也表达了人们对民族和睦的向往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