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月5日平陸縣法院敲響“雲端”庭審第一槌起，到4月19日，山西全省法院兩個多月網上立案16516件，網上調解10123件，網上庭審1877件。
立案“不打烊”、審判“走雲端”、執行“網上見”。疫情期間山西法院系統的工作新模式，讓審判執行新技術使用從“選擇項”變為“必選項”，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助推“智慧法院”建設更進一步。
法庭“隔空喊話” 公檢法司“技術聯手”
近日，一場連接法院和監獄的特殊審判在晉中中院和晉中監獄展開，案件的被告人與被害人同在晉中監獄服刑。準備工作就緒後，經過審理，審判長敲響法槌，宣讀判決書。分別在兩個現場的訴訟參加人通過科技法庭傳輸系統，分別在筆錄上簽字。
“刑事案件審判中，犯罪嫌疑人有羈押期限，監所又是特殊封閉地區，疫情之下，法警入內提審並不現實。”山西高院刑三庭副庭長趙宏說，必須通過技術手段，將分散在公檢法司各個部門和單位的“智慧建設”進行對接，實現“雲上暢通”。
為此，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山西省人民檢察院、山西省公安廳、山西省司法廳聯合出臺《關於疫情防控期間做好刑事案件遠程視頻提訊、會見、開庭等工作的規定》，規範了疫情防控期間刑事案件遠程視頻提訊、會見、開庭等工作，併為今後遠程視頻提訊系統常態化運用提供製度保障。
記者採訪發現，在刑事案件審理中，“雲審判”除保障案件及時辦理、審結外，還消除了服刑人員的健康和安全隱患，提高了工作效率。
“選擇項”成“必選項” 新技術“入腦入心”
發傳票、打電話，然後“坐等”雙方當事人上門，是許多法院民事和行政審判工作的“標準流程”。
“‘智慧法院’建設已經推進多年，利用新技術可以替代以前效率不高的工作方式，但是這種新工作模式只是‘選擇項’之一，法官們習慣延續舊有工作模式，很難主動求變。”太原中院民一庭庭長劉光說，今春的特殊情況讓 “選擇項”成了“必選項”，倒逼法官養成使用新技術的習慣。
今年一季度，劉光審理了21個案子，其中網上開庭18個。“民事案件主要目的是解決問題，完全可以利用技術手段把當事人召集起來，開‘視頻會議’。”劉光說，只要有手機，可以走到哪裡開到哪裡。
太原市萬柏林區人民法院行政庭審判員陽妮最近也改變了工作模式。在晉源區一起村民因拆遷補償沒有兌現而狀告鎮政府的案件中，她通過雲間視頻系統開庭調解。
行政案件屬於集中交叉管轄，萬柏林法院受理鄰近三個縣區的“民告官”案件，採用“雲間庭審”方式，真正實現了讓數據多跑路，讓當事人少跑腿。“以前打電話通知當事人來法院辦理庭前手續、領傳票、提交證據，現在全部電子送達。”陽妮說。
“通過網上立案、‘雲間開庭’等無接觸方式，為當事人及時提供司法服務，滿足了群眾現實的司法需求，這既是過去‘智慧法院’建設成果的有效運用，反過來也倒逼法官提升信息化應用能力，引導群眾利用‘互聯網+’技術參與訴訟，同時助推‘智慧法院’建設再上一個新臺階。”山西高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方劍鋒說。
“信息化”護航 “老賴”無處藏
今年一季度，山西全省法院新立執行案件27756件，辦結案件10628件；通過網上查控、扣劃執行30億餘元，網上發放執行案款13億餘元；通過網絡對查扣財產發起司法拍賣1012件，成交240件，成交金額4.23億元。
“執行工作受疫情影響不大，背後就是信息化的力量。”山西高院黨組成員、執行局局長丁毅說。
“基本解決執行難”階段性目標實現後，最高人民法院在去年提出推進執行信息化向智能化升級，建立囊括被執行人一切財產形式的網絡查控系統，提升查控系統智能化水平，進一步健全以執行指揮中心綜合管理平臺為核心，以四級法院統一的辦案系統和執行公開系統為兩翼，以網絡查控、評估拍賣、信用懲戒、執行委託等多個執行辦案輔助系統為子系統的“1+2+N”執行信息化系統。
“過去執行最大的難題是查人找物難，‘老賴’找不到，錢物找不到。”丁毅說，全國那麼多家銀行，僅靠幾個執行員查找並不現實。近幾年利用信息化建設成果，如新建立的查控系統，可以對“老賴”在全國3600多家銀行的資產進行查、凍、扣。執行指揮系統則打破了地域壁壘，山西省需要在外省執行的案子，外省高院指定到當地基層法院，也會限時執行。（孫亮全、胡靖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