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稽愚婦輕買臣，餘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唯有愚人方才會用尖酸刻薄去肆意貶低他人，真正的賢者和能者，或是直抒胸臆，或是一笑而過。
是非對錯，自有來往之人評斷一二。就好比李敖貶損魯迅，縱然言語上如此犀利，亦佔據後來者無法令往生者一吐為快的優勢，一一鋪開更是兩個理由、三個論據，可事實證明，終歸是李敖自不量力。
理由之一，李敖和胡適
李敖貶損魯迅，很大的一個理由便是胡適。為何兩個人的故事，會牽扯出第三個人，歸其根源，便是李敖對於胡適的推崇。
胡適和魯迅是同一時期的先進青年，他們相識於1918年，因新文化運動而結緣，最初時，二人心心相惜，都有過相似的留學經歷，亦同懷一顆炙熱的報國之心。
故二人很長一段時間內志同道合，保持著相同的信念，根據統計，1918年—1926年之間，胡適和魯迅來往甚密，在那個車馬很慢的歲月中，二人光是通信便有三十三封之多。
但或許“愛之深，責之切”，當新文化運動後，胡魯二人就因理念、政見等問題產生分歧，最終導致決裂。一時的知己情深變成了後來的魯迅痛批，胡適概不回應。拜讀過魯迅文章的人，不難發現1930年之後他的多篇文章中都對胡適進行了謾罵和諷刺。
反觀胡適，他對於魯迅的痛批並不介意，並且始終保持著對於魯迅的肯定和讚賞之姿態。待魯迅逝世之後，蘇雪林對其進行了謾罵，亦是胡適為其辯護，捍衛了魯迅的尊嚴和肯定了他的成就。
如此看來，胡適和魯迅二人的關係，便是一段魯迅單方面的“相愛相殺”，而胡適始終保持著君子之風。而這，亦成為了李敖貶損魯迅的一個重要理由。
後胡適奔赴臺灣，和李敖結識。當時的胡適功成名就，而李敖還是一個籍籍無名的少年。姚從吾將李敖介紹給了胡適，胡適並未看低於他，二人進行了一場十分愉悅的交談。
之後，胡適更是對身處貧困中的李敖雪中送炭，借其一千元。
年輕時的李敖
或許便是這份恩情，或許是拜服在其崇高之下，胡適儼然成為李敖唯一佩服的人。他先後出版了一些關於胡適的書籍，並曾一度意圖在北大出資樹立胡適銅像，雖未遂，但不難看出這位時刻保持抨擊姿態的李敖，對胡適是真正的推崇。
可想而知，言語犀利的李敖，如何能夠忍受有人抨擊他最尊崇的胡適先生，故當時公開譏諷胡適的魯迅，自然是李敖抨擊的重點人物。
而作為被波及的魯迅，早已在1936年10月19日亡故，如何能夠反駁1935年4月25日方才出生的李敖。李敖亦算是佔據了時間上的優勢，純天然的便是在“欺負”魯迅。
魯迅對胡適的爭鋒相對，是因為時事政治，是因為遠大報國理念，是因為觀念衝突的無法調解，這樣的大道之下，李敖對於魯迅的抨擊，卻充滿了個人主義色彩，未免微妙。
不談其他，便是從身份上，李敖對魯迅的抨擊，便有種躍層“碰瓷”的味道，二人從未身處同一個思想和成就高度之上。
原因之二，白話文的攻城略地
李敖無疑是自負的，他曾直白且張狂的說過一句話：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些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這樣的狂狷之氣，古往今來，亦是少有。他將自己看作中國白話文屆的標杆人物，自認唯有自己方是最強者。也便是這份迷之自信，促成了李敖貶損魯迅的第二個原因。
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乃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其知名度，可謂響徹世界文壇，且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佔最大領土的作家”。
魯迅的《狂人日記》乃是中國現代第一部白話文小說，意義非凡。魯迅珠玉在前，要想擊潰這樣的前人，後者應當付出如何巨大的努力。
一貫自命不凡的李敖自然是不服氣的，他執拗的認為自身的白話文寫作水平並不亞於魯迅，甚至高於魯迅，故其一生都在貶損魯迅，以此抬高自我。
對於李敖而言，抨擊魯迅亦是為了成就自我，他不願自己屈居人下，在白話文中，魯迅便是公認的第一人，這樣的情形，是李敖無法忍受的，此亦成為了李敖貶損魯迅的第二個理由。
當然，此理由的立腳點並不穩固，魯迅先生的影響力豈是一個李敖可以比擬的。魯迅乃是一個大文豪，其作品之深意，縱然如莫言之流都自愧不如。
李敖呢，與其說是作家，倒不如說是一個時事批判家，此言並非否認其才華，但和魯迅這般的里程碑式人物相比，確是李敖不自量力。
三論據的荒誕不羈
李敖貶損魯迅，自然是需要尋找抨擊點著重描繪的，這亦是為了驗證自身觀點的可信度和說服力。而李敖的論據有如下三項：
1、魯迅作品中沒有長篇小說，談不上所謂的文學家；
2、魯迅雜文書寫水準不夠，內容中毫無可品之物，唯有煽動人心的空洞語言，一番過濾之後，尚且能夠存留何物。
3、魯迅學習的是文言文，但卻寫起了白話文，其自是彆扭的。
三個論據一出，其餘不說，乍一看便覺得可笑至極且荒誕不已。
魯迅原先學醫，但因悲痛於當時中國人的麻木不仁，便選擇棄醫從文，希望通過自己的言語和文章喚醒愚昧麻木的國人。
當時的時代裡，戰火紛飛，人民生活在戰亂的恐慌當中，溫飽尚且掙扎，人們的精神世界，處在一種新舊交替之中。這般的思想環境和文化環境，以及如此動盪不安的生活環境，多數人都在疲於奔命，如何能夠有現如今這般的安穩創作環境，此乃其一。
李敖譏諷魯迅沒有長篇作品傍身，卻不知將他放置在這種環境中，是否還能夠如此肆無忌憚的張狂與自得自滿。
魯迅是為救國救民方才選擇寫文章的，這樣的初衷，已遠高於李敖。亦是這份初衷，註定了其多數作品乃是振奮人心、針砭時事的雜文、短評。
動盪的環境亦註定了魯迅沒有足夠的精力專注於長篇創作，縱然曾經有過長篇小說的創作計劃，亦只能“胎死腹中”。
而李敖本人用數量來和質量劃上等號的行為，實乃不雅至極。或許在許多人心中，不論從思想角度，亦或是文字功底之上，李敖的全部作品堆砌在一起，都不及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來的重要。
所謂的魯迅雜文不好，試問今時今日，眾人能夠記住李敖的多少作品，又能脫口而出魯迅的多少雜文。對比太鮮明，更加彰顯了李敖的不自量力。
此處順帶一提，李敖縱然如何尊崇胡適，亦未能學其精髓之處。胡適對於魯迅始終保持著客觀公正的態度，他並不嫉妒魯迅的成就，更不吝嗇於對其的肯定和讚美。
而李敖，卻選擇用尖酸刻薄的言論詆譭魯迅，貶低其形象。
李敖談魯迅的思想，用到了一個詞語——貧乏，他斷不承認魯迅思想家的身份，這樣的行徑，著實值得一番深刻解析。
拋開這些，李敖說魯迅文言文寫白話文彆扭，拿出一本本的魯迅作品集，細細品讀，再觀李敖作品，高下立見。自取其辱，或許言之猶過，但已有幾分意味。
李敖的狂，已然是登天入地了。但事實深刻的向世人證明了，李敖的不自量力。
縱然已逝者無法言說，但魯迅的作品流傳至今，並且被載入教科書中，自有其深意和價值，這是李敖如何都無可比擬的。縱然運用上再多看似冠冕堂皇的藉口，李敖不如魯迅一事實，都無可掩蓋。
是非對錯皆往矣
李敖的言論，某些方面和魯迅是有相似之處的，皆有些許的尖銳之意。但這份尖銳之下的深意，無可比擬，而魯迅先生身上的謙卑和敦厚，亦是狂人李敖沒有擁有的。
作家之成就，從不是因作品多少決定的，量變引起質變的本質，是需要足夠的文學功底、社會實踐和豐富的內心世界，李敖自詡白話文的第一人，這份狂傲自是無話可說，但無法認清現實的感慨，亦從未停止。
2018年3月18日，李敖病逝於臺北，享年八十三歲。李敖的一生嬉笑怒罵，已成過往，但他的張狂，倒是令許多人印象深刻。
李敖死後，更有人戲稱上帝想念被罵的滋味，故讓李敖前去陪他，可見其毒舌之功力，得到了“認證”。
關於李敖和魯迅的單方面恩怨，亦就此終結。他林林總總的譏諷之言也成過往，三個論據的力證之舉，或許只能說服其自身。歸根究底，一切皆是李敖的狂傲和私心在作祟。
李敖無法忍受魯迅抨擊自己尊崇的胡適，便以此回擊。亦無法忍受自己在白話文上的成就永遠無法逾越魯迅，於是對其不滿更深。
最終，兩個理由、三個論據，原是為了證明魯迅不如李敖，卻被事實反擊，力證了李敖的不自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