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瓦爾河畔黃昏
法意導言
在歐洲疫情大爆發之時，北京大學法學院章永樂老師正在法國南特高等研究院訪問，本文是他在南特隔離時所作的手記，描述了疫情爆發前後南特高等研究院的生活以及自己的心路歷程。章永樂老師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文研院“未名學者講座”主講人，曾為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訪問研究員。著有《舊邦新造：1911-1917》，《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本文原載於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微信公號，感謝文研院授權轉載。
從“會飲”到“獨酌”：
法國南特高等研究院訪學記
章永樂 ｜ 文
章永樂老師
我經常在半夜時分下樓，到盧瓦爾河邊透氣。對面南特島上的燈火倒映在湍急的水面上，就像過年時孩子們點燃的煙花棒噴出的火花。除了水流聲，以及偶爾疾馳而過的汽車的聲音，再也沒有別的聲響。
而在生活秩序還正常的時候，總有人倚著欄杆，一邊抽菸一邊聊天，當我走過的時候，總有人跟我打招呼“Bonjour”，不管是否認識我。這是處於外省的南特比大都會巴黎更讓人暖心的一個現象。然而現在，這些問候都消失了。盧瓦爾河從城市中間穿過，將寂靜分成兩半。
我的訪學時間剛剛過半。回憶和回味似乎都開始得太早了，然而在特殊時期，一切都這麼自然地發生了。
南特高研院的地理方位
我在2020年1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一抵達法國南特高等研究院，受到已經在這裡駐紮三個月的一群同事的歡迎。這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高等研究機構，座落在盧瓦爾河（La Loire）與埃德河（L'Erdre）的匯合處，正對著南特島，研究院和研究員公寓在同一個聯體大樓裡，只是要從不同的門進出，根本不存在任何上下班交通問題。研究員的構成具有廣泛的地域代表性，來自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佔到一半左右的比例。在這裡，可以和阿根廷學者討論羅馬教廷，和印度學者討論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和斯里蘭卡學者討論“發展地理學”，和埃及學者討論中東在上個十年的動盪，和喀麥隆學者討論他們的去殖民化經歷 …… 在這裡，我與在美國布蘭代斯大學任教的朋友王璞匯合，我們的話題就更為天馬行空，從三大戰役到荷爾德林，無所不有。
在埃德河對岸觀研究院所在的大樓。研究院處於這幢聯體樓的中部，右邊的高樓是雷斯迪家（Residhome）酒店，研究員們住在這家酒店的高層。
是我的博士導師之一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n）把我“誘”到這裡。2012-13學年，他曾經在這裡度過了愉快的一年，甚至和另一位訪問研究員蘇萊曼·穆拉德（Suleiman Mourad，黎巴嫩人）合作寫了一本書，叫做The Mosaic of Islam（London: Verso，2016）。在這本書裡，安德森主要負責發問，蘇萊曼·穆拉德進行回答，兩人對伊斯蘭的歷史與當下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在安德森的所有作品中，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存在。在2月份的一次共餐會上，我見到了來法國開會的穆拉德，和他面對面暢聊了地中海世界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種種歷史糾纏，這次對話帶來了很多思想上的驚喜。要繼續類似的討論，在南特高研院並不困難，好幾位來自印度的同事就是穆斯林，在印度莫迪政府修改《公民身份法》引發的宗教和族群衝突中，他們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2月初，南特的黃馬甲大遊行
這正體現了南特高等研究院的一個重要的特徵——相比於我在2014-15學年訪問的柏林高等研究院，它的北大西洋色彩更淡一些，更面向地中海世界，也更面向於全球南方。這當然跟法國的地理位置與歷史傳統有關：法國既是個大西洋國家，也是一個地中海國家，曾經在非洲、亞洲、美洲、大洋洲許多地方擁有殖民地，現在仍然有不少“海外領地”。地中海的位置使得它需要關注中東，關注非洲，關注伊斯蘭，而殖民帝國的經歷，使得它與一系列有法蘭西殖民帝國遺產的亞非拉國家擁有語言與文化上的聯繫。但南特高研院並不是一個逝去的帝國追憶自己昔日輝煌的地方，大量第三世界學者的存在所帶來的結果是，在這裡，反帝反殖差不多是不言自明的共識。
南特研究院的標誌圖——一幅顛倒的世界地圖，
將南方放在上面
抵達南特之後，我參加的第一個集體活動就是觀看和討論埃及導演優素福·沙欣（Youssef Chahine）在2007年11月發行的電影《混亂》（Le Chaos）。這是在穆巴拉克政權之下拍攝的一場影片，揭露了埃及警察和官僚對於民眾的壓迫，影片的最後，社區的民眾動員起來佔領了警察局，而濫用權力的警察Hatim舉槍自殺。這部影片幾乎是2011年末中東爆發的茉莉花革命的預言。在埃及，2012年穆斯林兄弟會一度上臺執政，但很快被軍方重新趕下臺。比影片的內容更為令人窒息的，是這部影片所遭遇的命運：在穆巴拉克統治之下，這部影片被允許播放，它預言了一場反對穆巴拉克的革命，但這場革命的結果卻是這部影片變成了禁片。研究員們看完了電影一起討論，每一個話題都很複雜也很沉重：依附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壓迫性的政治統治、宗教勢力與世俗社會之間的關係 …… 這樣的討論不僅是關於埃及和中東，它也使得我對地中海世界的整體性有了一種切身的體驗。
我們差不多每週都能見到研究院的創始人阿蘭·蘇彼歐（Alain Supiot），他是一名具有哲學家氣質和思維深度的法學家，中等身材，絡腮鬍已經花白，待人非常謙和。他的經典著作Homo Juridicus: Essai sur la fonction anthropologique du Driot （目前中譯名“法律人：試論法的人類學功能”）剛剛出中譯本。在新冠病毒在中國和意大利爆發時，蘇彼歐在共餐會上見到我和另一位意大利同事，就跟我們說：來來來，特別歡迎我們的中國和意大利朋友。於是我們就坐在他的旁邊。這就是蘇彼歐的風格，總是讓人如沐春風。
蘇彼歐目前擔任研究院的戰略委員會主席。當初，在法國社會黨若斯潘（Lionel Jospin）內閣的教育部長邀請他為法國學術研究的未來出謀劃策時，他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在巴黎創建一個與柏林高等研究院類似的研究院。然而，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巴黎高師等單位紛紛表示反對，因為它們覺得自己是高度國際化的研究機構，有何必要再創建一個新的呢？幾年之後，社會黨的讓-馬克·艾羅（Jean-Marc Ayrault）執政的南特市政府接過了這個思路，委任蘇彼歐創建這個研究院。於是，事就這樣成了。安德森在其《倫敦書評》上發表的“Diary: Forget about Paris（日記：忘記巴黎）”一文中對此高度評價——畢竟，法國是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巴黎集中了全國方方面面的精華資源，在這種條件下，能夠在外省建立一個這樣的高等研究機構，是一項了不起的創舉；他同時認為，在英國，金融資本造成了全國資源高度集中於倫敦，在首都之外建立類似的機構，甚至比在法國更難以想象。
俯瞰南特
與柏林高等研究院週二聚會不同，南特高等研究院是週一早上10點聚會，全體研究員聽一位同事做學術報告，討論到12點半左右，演講一個鐘頭，休息5分鐘，接下來討論一個半鐘頭。報告會的程序與柏林高等研究院一樣，也是由一位研究員擔任主持人，介紹演講人，並協調後續討論。演講和討論用法語或英語進行，配有同聲傳譯，相當一部分同事會選擇用法語演講或討論。在柏林高研院，會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同事從事自然科學，尤其是生物學研究，我在柏林的一年，聽了很多場自然科學的學術報告，這當然能開闊視野，但如果自己的研究還沒有上升到一定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高度的話，尋找結合點未必是那麼容易。但南特高研院是清一色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大家尋找交叉的研究興趣會比較快。同時，由於大量同事來自發展中國家，討論也會有一些新的特色——在北美和歐洲主流學界，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通常是在“區域研究”中被給予一席之地，但南特高研院試圖打破這一窠臼，給來自全球南方的知識分子從自己的經驗研究中提煉普遍理論提供一個孵化器和展示平臺，推進知識上的南北對話。
埃德河畔
在週一上午的思想 “會飲”之後，我們就會開始一週的第一次共餐。週二晚上通常有研討會或觀影活動。研討會有時候會在埃德河另一邊的Le Lieu Unique（直譯：獨特的地方）舉辦，這個“獨特的地方”原來是Lefèvre Utile餅乾公司的廠房，在“去工業化”之後，變成了藝術文化活動中心，屬於南特的文化地標之一。南特“三大洲電影節”（Festival des 3 Continents）的部分活動在這裡舉行，中國導演侯孝賢、賈樟柯正是從這個電影節起步，進而在歐洲獲得廣泛聲譽。研討會或觀影活動結束之後，舉行第二次共餐，會飲經常持續到晚上10點半乃至11點。遇有研討會的情況，我們就經常在共餐會上看到蘇彼歐西裝革履，熱情地招呼臨時來訪的外地學者。
Lefèvre Utile餅乾公司海報
Le Lieu Unique
第三次共餐是在週四中午。週三和週五通常沒有集體活動。如果臨時有事去不了共餐會，就要通知行政人員，以免造成食物浪費。這樣，研究院實際上是用共餐，不動聲色地掌握了每位研究員的出勤狀況。這沒有任何讓人不適之處。自從抵達研究院以來，我沒有錯過任何一次共餐，因為這的確是身心的雙重享受——大家一邊享受純正的法餐，一邊漫無邊際地聊天。一到週末，同事們都會紛紛出遊，在法國乃至歐洲各地看城堡、教堂、博物館，下週共餐的時候就可以分享漫遊經歷和各種懷古感想，這時候我們的法國同事就經常要扮演百曉生的角色，給大家解答各種歷史疑惑。在各種自發和隨機的對話中，我們對於世界的想象，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改變：沒有來自印度的穆斯林同事，我大概不會對莫迪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有多麼深的感受；沒有信奉天主教的阿根廷同事，我大概也很難深入體會來自阿根廷的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在拉丁美洲的巨大影響力；沒有我的非洲同事，我也無法知道西非正在進行著的經濟上的區域一體化進程 …… 與此同時，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中國在世界各個不同地方的影響，以及給當地知識分子留下的印象。對於許多第三世界同事來說，毛主義是他們當年共同的知識背景，但對當下的中國，他們的認識就有很多的分歧；西方媒體的許多雙重標準的報道，很明顯也會對他們造成影響。
“會飲”所飲的不僅是酒。有一天晚上，蘇彼歐邀請一位法國鋼琴家來院裡，和同事們共進晚餐之後，鋼琴家即興彈了五六首曲子。音樂響起，同事們或站或坐或“葛優躺”，有人託著下巴，有人閉上雙目，有人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鋼琴家的雙手在琴鍵上跳躍，各各沉浸在優美的音樂之中。
俯瞰南特
但這不幸成了未能持續的美好時刻。到3月中旬，隨著法國高校的全面關閉，研究院也面臨著是否停止集體活動的選擇。一些同事希望能夠持續報告會和共餐，而一位同事在春假時剛去過意大利，對意大利接下來疫情大爆發深感恐懼，強烈要求暫停集體活動。我和另一位中國同事剛剛從2月份國內各種抗疫信息的轟炸中緩過神來，我們向行政班子提交意見，認為基於中國的經驗，暫停集體活動是比較穩妥的。3月16日，高研院通知停止一切集體活動。而且停止得比我預想的更為徹底——我原以為，在集體活動停止之後，我們至少還可以期待保留圖書服務，但是由於高研院的圖書服務依賴於高校的館際互借系統，一旦高校圖書館關閉，我們也不可能借到書了。
研究院停止聚會之後，一些研究員買了機票回自己的國家了，留守南特的人，就過上了國內人民2月份過的隔離生活。只是，我還可以從研究員們住的雷西家（Residhome）酒店公寓走下來，走兩分鐘的路，到我的辦公室用大電腦寫作。生活就這樣成了兩點一線，除了去家樂福買菜會碰到人，其他時候完全是離群索居。辦公室的窗外，盧瓦爾河湍急奔湧，時而有狂風大作，樹上的花苞悄然變成了花朵，在風中搖曳。打開我的辦公室的門，可以看到樓後面的Marcel Saupin體育場草越長越高，每天都有幾十只鳥在草叢中覓食，很難想象在一個月之前，這裡還是球隊激烈對戰的地方。
辦公室窗外的盧瓦爾河
早在二月份武漢封城的時候，我就詢問過法國同事，二戰之後的法國有沒有類似的封城經歷，答案是否定的。3月份馬克龍總統下的禁足令，在他們的一生中是前所未見的。正在發生的一切，對於所有的法國人都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以中國的經驗為參照，我和我的中國同事忍不住對法國的抗疫措施表示一定程度的悲觀 —— 經歷了二月份驚心動魄的抗疫鬥爭，我們知道，封城和隔離只是起步的措施，關鍵是應測盡測，應收盡收，將感染者與未感染者分開，把輕症與重症分開；輕症集中隔離治療，防止轉化為重症或感染他人；重症重點監護。然而法國在測試的第一關，就展現出了巨大的侷限性。在過去的十年，出於對國際供應鏈的過度信任，法國已經從世界上具有最多口罩儲備的國家之一，變成了儲備量貧乏的國家，疫情一來，醫護人員的口罩都嚴重缺乏，至於防護服、呼吸機等戰略儲備，更是不容樂觀。這一基礎條件限制了測試能力。但法國防疫更多的是認識上的不到位，導致許多措施無法與防疫的需要相匹配。在法國，我們如果懷疑自己被感染，除非症狀已經相當嚴重，基本上得不到檢測的機會的；但危險也就在於此：如果症狀很嚴重了，治癒的希望也就會日益減少。至於將感染者與未感染者分開、把輕症與重症分開，進行不同的干預與治療，看起來是遙遙無期的任務。
法國在統計上也有自身的侷限，3月份通報的數據只涉及醫院系統的確診、病亡人數，4月份才開始加入養老院等社會醫療機構的確診、病亡人數，於是數字驟然提升， 4月7日單日死亡人數達到1417人。目前，法國疫情嚴重程度，在歐洲僅次於西班牙與意大利。在3月初，南特街頭沒有任何人戴口罩，禁足之後，我一週出去買菜一次，可以看到南特街頭戴口罩的人越來越多。日益增長的確診和死亡數字，確實讓南特人害怕了。我期待這裡能像意大利那樣出現“陽臺音樂會”，大家一起唱歐盟的盟歌《歡樂頌》和法國國歌《馬賽曲》，這並沒有變成現實。但每天晚上8點鐘，各個住宅樓都會響起掌聲，這是他們感謝一線工作人員特別是醫護人員的奉獻的活動。
高研院停止了面對面的集體聚會，但沒有停止思考。研究員們用Zoom組織了兩次線上研討會。而蘇彼歐也給大家發信，通知高研院網站設置了專欄，專門收集大家關於全球疫情的文章：(
https://www.iea-nantes.fr/fr/actualites/l-analyse-de-la-crise-sanitaire-par-nos-fellows-et-partenaires-a-travers-la-presse_921)並建議舉辦一次關於全球疫情的視頻研討會，合編一本關於全球疫情的文集。禁足以來，我的身體一直不太好，線上活動參與得不多。但我也開始斷斷續續地寫一些關於疫情的思考。歐洲“震中”為思想工作帶來一種特有的現場感，我相信這是從北京遠觀時不會有的。
我一直把在高等研究院訪學戲稱為“修仙”——一群平時處於高校教學行政工作重壓下的學者，從各種瑣碎的事務中解放出來，從各種短平快的、功利的寫作任務中解放出來，進行面對面的、思想的“會飲”，打開新的視野 。而現在， “會飲”差不多已經成為了“獨酌”，而酒是苦澀的 。我在“獨酌”中懷念男女老少濟濟一堂盡情“會飲”的時光，但我知道有很多同事跟我一樣，在進行著類似的思想的“獨酌”，我所追蹤的世情，他們也在默默地關注，“吾道不孤”。想到這一點，我的內心就會平靜下來。
在這個寂靜的春天，南特高研院的大樓，孤獨地矗立在盧瓦爾河畔。但我相信， “會飲”終有重開的一天。通過南特高研院，我們這批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相遇相識，並共同經歷了一場全球性的災難。在大瘟疫之後的世界，盧瓦爾河畔孕育的思想不會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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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Luna 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