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關張三丰的最早文字記載始於宣德朝。大邑縣的兩塊石刻，以及《敕建大嶽太和山志》《禪玄顯教編》等傳世文獻都是最早著錄張三丰行止的第一手文獻。從中大致可知，張三丰以“張剌闥”之名活躍於元末。至正六年（1346），張三丰獲贈冷謙所繪《仙弈圖》。文獻中的至元六年（1269）說則是誤記。洪武年間，張三丰長期活動於寶雞金臺觀，武當山周邊地區。洪武二十五年（1392），張三丰曾前往成都、大邑鶴鳴山等地。從洪武二十四年（1391）開始，朱元璋開始尋訪張三丰。待至永樂元年（1403），朱棣開始專門針對張三丰進行尋訪。
關鍵詞：張三丰 敕建大嶽太和山志 仙奕圖
儘管張三丰是中國家喻戶曉的道教人物之一，但是張三丰的“隱仙”特質導致他的行蹤莫測，生平難尋。另一方面，通過明代皇室的推崇，張三丰被形塑成“在世真仙”的形象。這促發了各地紛紛尋找，甚至附會張三丰在本地方的活動，從而導致材料的紛雜。歷經明清文獻的不斷創造、加工，張三丰成為一位足跡遍及全國、融傳說與神話於一身的“箭垛式”人物。
由於材料的相互齟齬，張三丰的相關問題皆處於聚訟紛紜的狀態，很難得出公認的結論。為了還原張三丰的歷史真實面貌，必須從甄別歷史文獻入手，在摒棄晚出史料的基礎上，依憑著明前期的文獻呈現出近於歷史真實的張三丰。根據現存文獻的問世時間，有關張三丰的記載最早只能追溯至宣德年間。因此本文主要追索宣德年間的文獻，在論證文獻的真實性的基礎上，嘗試著勾勒更為貼近歷史真實的張三丰。
一、大邑縣文獻中的張三丰
在現存文獻中，紀年時間最早的是大邑縣的兩塊石碑，即蔣夔所撰《張神仙祠堂記》和蔡長通所撰《迎仙閣記》，皆為宣德二年（1427）所立刻石。
《張神仙祠堂記》刻石，落款為“宣德二年吉郡蔣夔撰，臨卭儒士杜□書” [1]。但原石已經不存，加之四川省大邑縣最早的現存縣誌——乾隆《大邑縣誌》並未收錄此文，其真實性尚有商榷之餘地。
作者蔣夔，道光《德陽縣誌》：“太和監生。洪武中為德陽縣訓導，克端模範，終日寒氈，清苦自守。與諸生講究不倦。後擢蜀府伴讀。見《舊志》。”[2]雍正《四川通志》：“泰和人，德陽教諭，克端模範，清苦自甘。後升蜀府伴讀。” [3]兩種方誌所記相差不多。蔣夔為江西泰和人，洪武時期，出任四川德陽訓導。後升任蜀王伴讀。第一任蜀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洪武十一年（1378）封蜀王，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蜀王椿之國成都府”。[4]蔣夔轉任蜀王伴讀必於1390年以後。朱元璋極為重視皇室教育。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當明朝草創之時，“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5]洪武九年（1376）二月，朱元璋完善王府官制時，“增設伴讀四人，選老成、明經、慎行之士任之。侍讀四人，收掌文籍。少則缺之”。[6]蔣夔能從訓導一躍而成為蜀王伴讀，說明他具有極高的儒學素養和文學修養。
蔣夔任職四川期間，才名盛於巴蜀，各地紛紛請其撰寫碑記，因此留下許多蔣夔所作長文。如銅梁縣觀音寺落成後，“工既就，來求篆書寺額，並記其歲月於下方，鐫諸貞石。”[7]蔣夔於洪熙元年（1425）寫就《龍歸山觀音寺石刻記》一文。漢源縣《永興寺記》和豐都縣《景德觀記》亦出於蔣夔之手。永興寺重修後，“書來請記。”[8]何悟淵重修景德觀三清殿之後，“間以其始末，徵餘記之。”[9]《張神仙祠堂記》一文亦是如此，吳伯理建成迎仙閣後，請蔣夔撰文。“宣德紀元之初，歲在丙午冬，復於閣後創祠堂三間。落成，書其顛末，來錦城請記餘。” [10]這四篇文章皆為佛教和道教文獻，很可能與朱椿崇奉佛教和道教有關。明人稱：“仙宮佛院，成都頗盛，半創自獻王之國時。” [11]藉助朱椿的關係，吳伯理才會請託蔣夔撰寫碑文。據此，蔣夔撰寫《張神仙祠堂記》，有理有據，絕非偽作。而寫作時間則是宣德元年（1426），刻石於宣德二年。
《張神仙祠堂記》一文大致可分為四部分內容，第一部分寫吳伯理用了近十年的時間，建造迎仙閣的過程。第二部分為蔣夔撰寫碑記的緣由。第三部分為張三丰的傳記。第四部分為吳伯理的小傳。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張神仙祠堂記》開篇即寫吳伯理來到大邑縣的原因。“大明永樂十五年丁酉春正月，上清道士臣吳伯理，欽奉太宗文皇帝玉音，齎香暨御書入蜀之鶴鳴山天谷洞，結壇誦經，祈告山靈，迎請真仙張三丰先生。” [12]因鶴鳴山為張道陵創教之地，且張三丰曾停留於此，永樂十五年（1417），朱棣特命吳伯理前往尋訪張三丰。這段內容，大邑縣其他文字可為佐證。嘉靖三十四年（1555），縣庠生左翹所書《鶴鳴觀記》：“我朝永樂十一年，遣吳伯理請三豐先生。有書。”[13]《修鶴鳴觀醮臺公署記》，“在鶴鳴山。嘉靖壬戌應天巡撫眉山張景賢撰書。” 嘉靖壬戌，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其中寫道：“（永樂）十三年，成廟遣龍虎山道人吳伯理持書詣蜀延訪。” [14]時間雖有差繆，卻也說明吳伯理在鶴鳴山的活動被當地人廣泛記憶和傳頌。隨著張三丰與鶴鳴山的關係廣為人知，這段記憶被廣為流傳。如正德年間成書的《皇明書畫史》：“永樂中，來郡訪張三丰，後居嘉定之鶴鳴山。”[15]王圻（1530-1615）：“我文皇帝聞三豐名，遣道士吳伯理馳書即鶴鳴山招之，遂赴後山巖下隱焉。” [16]
第三部分則是最早見諸文字的張三丰傳記。“世傳張神仙名通，字三豐，號玄玄，乃漢祖天師之苗裔，三十代天師虛靖之元孫，今嗣教天師西壁真人之曾叔祖考行。及宋時，厥考遊宦京都。宋亡，被金人虜至胡地，遂為沙陀人。仙自少膂力過人，善騎射。兄弟三人，中更喪亂，流寓多方，參師學道。初，洪武壬申，獻王召至，與語不契，遂辭入山。陟鶴鳴峰頂，凡三往還。後竟不返，失其所在。”[17]除了寫明張三丰的字號外，還交代了張三丰的出身——源於張天師家族。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1092—1127）並無子嗣，“虛靖不娶無子，弟淵宗為道士，擬令嗣教。” [18]而傳記卻明言為“三十代天師虛靖之元孫”，這是因為張繼先長於道教教義，其著述由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編為《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七卷。張繼先更深受宋元歷代皇帝敬崇，宋徽宗賜號“虛靖先生”，元武宗敕封“虛靖玄通弘悟真君”。由於張繼先的高名，蔣夔才將之寫為張繼先的第四代孫。“西壁真人”為第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字彥璣，別號西壁” [19]。通過張繼先和張宇清，吳伯理給張三丰找到了張天師譜系中的位置。“及宋時，厥考遊宦京都。宋亡，被金人虜至胡地，遂為沙陀人。”張繼先死於1127年，張三丰既然為張繼先的第四代孫，此處之“厥考”絕非指張三丰父親而言，而應是指張三丰的先祖。張三丰一脈在靖康之難時被難，北遷東北，所以才會以“沙陀人”相稱。由於張三丰長期居留東北，耳濡目染之下得以嫻於騎射。“中更喪亂”，應指的是元明之際，由此確知張三丰生於元代。文章明確提及了張三丰在明初的活動，“洪武壬申”即洪武二十五年（1392），這一年張三丰前往成都，與朱椿會面。朱椿所寫《贈張三丰》一詩即於此時而作。《贈張三丰》一詩最早收錄於萬曆年間編纂的《補續全蜀藝文志》，署名為蜀獻園。“憶昔蓬來閬苑春，歡聲未盡海揚塵。恢宏事業無多子，零落親朋有幾人。失馬塞翁知是福，牧羊仙子暮全真。吾師深得留顏術，善養丹砂保穀神。”[20]天啟《新修成都府志》：“憶昔蓬萊閬苑春，歡聲未盡海揚塵。恢宏事業無多子，零落親朋有幾人。失馬塞翁知是福，牧羊仙子慕全真。吾師深得留顏術，善養丹砂保穀神。”[21]除“來”、“暮”二字外，其餘完全一致。
這段文字並非蔣夔獨自撰寫，而是來源於吳伯理的書寫。“伯理書其大概若此，餘節略而為之記，系其歲月於左方。” [22]蔣夔據吳伯理所寫內容刪減而成。吳伯理為天一道弟子，活躍於明初。[23]蔣夔稱：“伯理，號巢雲子，受業龍虎山上清宮之混成院。善詩文，隸古圖畫，得方壺老仙之傳。” [24]《皇明書畫史》、乾隆《重修龍虎山志》所記相差不多。“道士吳伯理，號巢雲子，居廣信龍虎山。……博通經史，工詩書，精篆隸。” [25]“吳伯理，號巢雲子。龍虎山道士。永樂中任上清宮提點，隨四十三代真人訪張三丰，遂入蜀，居鶴鳴山。博通經史，工詩文，精篆隸，亦能作枯木竹石。”[26]作為當時高道，吳伯理所記必然有所本。因此，《張神仙祠堂記》中的張三丰材料具有極高的可信性。
《迎仙閣記》，“在雞鳴山。宣德二年，蜀府伴讀蔡長通撰文。”同樣收錄於同治《大邑縣誌》，未見於乾隆《大邑縣誌》。作者蔡長通，生平無考。根據立石時間和蔡長通的官職推斷，此文也應為吳伯理請託撰寫之文，材料來源亦是採擇於吳伯通的書寫。其中寫道：“洪武間，相傳有真仙張三丰，號元元子，嘗遊於是，抱道衝素，逍遙內外，人鹹稱有神異之術焉。蓋慕其祖道陵得道之所，居數月而去，莫知其所之。我太宗文皇帝以聖誓之資，尚清靜之化。永樂建元之初，即遣近臣齎香幣，遍歷名山求訪真仙。至十一年，又命龍虎山道士吳伯理齎捧御書，徑詣茲山，築館以居。凝神注意，絕外物於視聽，惟神化之。是想庶幾真仙之有遇乎？歲久志益堅，且以仙人好樓居，乃于山之延祥觀後四十餘步，因其地位清高，草木清華之處，建傑閣，而榜以‘迎仙’。” [27]“號元元子”，與蔣夔所書不同，乃是後世謄錄過程中避康熙帝名諱所致的改動。“慕其祖道陵得道之所”，不僅指出張三丰為張天師家族的身份，而且點出張三丰前往鶴鳴山的原因。“居數月而去”，明確了張三丰停留鶴鳴山的時間，此為蔣夔所未言之事。“永樂建元之初，即遣近臣齎香幣，遍歷名山求訪真仙。”說明朱棣尋訪張三丰的時間始於永樂元年（1403），再次彌補了蔣夔之文所遺之缺憾。
《迎仙閣記》與《張神仙祠堂記》都有明確的立石時間——宣德二年，是所有有關張三丰文獻中時間最早的文獻。資料來源都是源於龍虎山高道吳伯理的說辭，具有較強的可靠性。因此，這兩篇碑文無疑是記述張三丰生平的最重要的文本。就內容而言，兩篇文章互為補充，大致可以還原張三丰的歷史。張三丰祖上在靖康之難中隨金軍北上，家於東北。張三丰生於元代，為張天師家族的遠枝後裔。洪武時期，張三丰曾前往成都、鶴鳴山等地。
二、《敕建大嶽太和山志》中的張三丰
任自垣（1350？—1431）纂輯的《敕建大嶽太和山志》為最早纂修的武當山志。“自宣德三年（1428）十月至宣德六年（1431）三月，是《大嶽太和山志》的編纂時間。”[28]該山志中有大量與張三丰有關的材料。
卷二收錄了朱棣的多份詔誥。題名為《御製書》的詔書專為張三丰而作。“皇帝敬奉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俟雲車夙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永樂十年二月初十日。” [29]這份刊佈於永樂十年（1412）的詔書，表達了朱棣對張三丰的敬仰之情與會面的殷切期望，無形中抬高了張三丰的地位。因此各地宣揚張三丰在本地有所活動時，大多收錄《御製書》以作張本。這使得《御製書》傳播甚廣，根據《武當拳之研究》的統計，“關於《御製書》，初步統計，地方誌乘記載，有六處刻石。” [30]“嘗遣使致香奉書”，表明在永樂十年之前，朱棣就曾下詔尋訪過張三丰，恰與《迎仙閣記》所記相合。
《敕右正一虛玄子孫碧雲》：“朕敬慕真仙張三丰老師，道德崇高，靈化玄妙，超越萬有，冠絕古今，願見之心，愈久愈切。遣使祇奉香書，求之四方，積有年歲，迨今未至。朕聞武當遇真，實真仙老師。然於真仙老師鶴馭所遊之處，不可以不加敬。今欲創建道場，以伸景仰欽慕之誠。爾往審度其地，相其廣狹，定其規制，悉以來聞，朕將卜日營建。爾宜深體朕懷，致宜盡力，以成協相之功。欽哉！故敕。永樂十年三月初六日。” [31]這份敕書與《御製書》同時，主旨是朱棣命孫碧雲（1345—1417）營造武當山宮觀以待張三丰。文中不僅再次重申朱棣尋訪張三丰遠在永樂十年之前，更指出武當山也是張三丰主要的活動地點之一。“朕聞武當遇真，實真仙老師”，明白無誤地表明瞭這一點。《詩賜虛玄子孫碧雲》是朱棣專為孫碧雲所作詩歌，與《敕右正一虛玄子孫碧雲》的時間相同，其中“若遇真仙張有道，為言佇俟長相思” [32]二句，與《敕右正一虛玄子孫碧雲》的內容互為表裡。
與朱棣這三份文字相應和的是，卷十五所收永樂十一年（1413）張宇清所上《奏疏式》。其中寫道：“臣再伏謂：三豐張真仙道德既崇，聖凡有間，雖富貴不拘於形跡，奈朝廷切慕其容儀，訪尋歷十載之餘，晨夕重九重之念。” [33] “訪尋歷十載之餘”，據此上推時間，再次證明朱棣尋訪張三丰始於永樂元年。文中還提及：“願降敕旨，委差仙官神吏，遍歷名山大川、巖穴洞府，搜訪三豐神仙。不以天下真仙朝會為期，先祈召赴，面奉旨諭，早賜光臨，大揚仙道。” [34]當朱棣尋訪張三丰無果之時，張宇清上疏，請求擴大尋訪人員的隊伍，讓道士也參與到尋訪之中。這一上疏得到了朱棣的肯定，所以才有吳伯理常駐鶴鳴山的舉措。
卷二還收錄有署名為湘王的《贊張真仙詩》：“張玄玄，愛神仙，朝飲九渡之清流，暮宿南巖之紫煙。好山劫來知幾載，不與景物同推遷。我向空山半不見。徒悽然，孤廬空寂大松裡，獨有老獼松下眠。張玄玄，愛神仙，匪抑乘飆遊極表，茅龍想馭遊青天。” [35]此處的“湘王”，即朱元璋第十二子朱柏（？—1399）。洪武十一年，朱柏被封為湘王，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湘王柏之國荊州府”。[36]建文初，因被控謀反，朱柏闔家自焚。《贊張真仙詩》應作於1385—1399年之間。這首詩再次表明張三丰於洪武年間曾活躍於武當山。
此外，《敕建大嶽太和山志》還保存有張三丰的一則傳記。“張全一，字玄玄，號三豐，相傳留侯之裔。不知何許人。”這段介紹與《張神仙祠堂記》所記截然不同。其後介紹張三丰的相貌和平日的言談舉止，勾畫出“鹹以為神仙中人也”的神異之士的形象。其後則是對張三丰在武當山的活動進行描述。“洪武初來入武當，拜玄帝於天柱峰。遍歷諸山，搜奇攬勝。……洪武二十三年，拂袖長往，不知所止。”這裡明確了張三丰活動於武當山的時間，從洪武初年直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最後是明朝皇帝尋訪張三丰的過程。不僅朱棣曾經尋訪過張三丰，朱元璋亦曾訪求過張三丰。“二十四年，太祖皇帝，遣三山高道，使於四方，清理道教，有張玄玄可請來。” [37]早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即留意張三丰，派人尋訪張三丰。
武當山因張三丰的行蹤而大興土木，然而全書中有關張三丰的史料卻並不豐富。這是由《敕建大嶽太和山志》的最初閱覽對象而決定的。任自垣《進大嶽太和山志表》：“遵依前代《總真集》，續入聖朝恩賜，總成志書。庶幾萬世之下以永其傳矣。謹隨表奉上，伏乞聖暇一覽，用展芻蕘之見，少伸葵藿之誠。” [38]《敕建大嶽太和山志》修成之日，即由任自垣獻於朱棣。由於最初纂修的目的即設定為進獻皇帝，因此全書採取了謹慎的態度，關涉張三丰的部分都採用來源較為準確的材料。所以在張三丰傳記中，任自垣對張三丰的出身以“相傳留侯之裔。不知何許人”的平實語句加以表述。正是因為《敕建大嶽太和山志》的謹慎態度，全書能夠提供有關張三丰的線索極為少見。只知張三丰曾於洪武初年至洪武二十三年駐留在武當山。明朝皇帝對張三丰的尋訪則從洪武二十四年開始，至永樂元年，朱棣才專門針對張三丰進行不間斷的尋訪。待至永樂十一年，經張宇清的上奏，尋訪的隊伍進一步擴大，道士亦參與其中。
三、《禪玄顯教編》中的張三丰
楊溥（1372—1446）所著《禪玄顯教編》，專寫道教與佛教中人。儘管楊溥在明初政壇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其文字卻多有不傳。此書因收入《稗乘》四十二種[39]而得以流傳。《禪玄顯教編》首尾並無序跋，很難確定其年代。因為所收人物皆為元末明初之人，最晚記事截止於永樂朝，所以定其年代為永樂年間至宣德年間。
在述及冷謙之時，楊溥提及：“（冷）謙嘗於至正六年五月五日作《仙奕圖》以遺三豐遁老。三豐遁老者，即所謂張剌闥也。迨永樂二年，三豐題此圖以歸於太師淇國丘公。其圖作奇巒異沼，林木室宇，種種軒特，屋內為仙奕。沼中荷花正豔發，群仙妹採其傍。張題及謙終事。但云：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予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蓋張且諱之也。”[40]依其所述，至正六年（1346），冷謙將自己所繪的《仙奕圖》送給張剌闥（三豐遁老）。永樂二年（1404），張剌闥（三豐遁老）將此畫轉增於淇國公丘福，並附上自己的題跋。
《仙奕圖》，又名《蓬萊仙奕圖》，在有關張三丰的文獻中流傳甚廣，學者多以之推斷張三丰的生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明人在轉引文字時，不知出於無意還是有意，多將“至正六年”寫為“至元六年（1269）”。除郎瑛（1487-1566？）《七修類稿》[41]外，其餘皆作“至元六年”。這一謬誤最早出現在祝允明（1460—1526）所著《野記》之中。祝允明全文轉載了楊溥“冷謙”條的內容。其中寫道：“（冷）謙嘗於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仙奕圖》，以遺三豐遁老。” [42]李默（？—1556）《孤樹裒談》轉載了《野記》這則記載，亦作“至元六年”。[43]王鏊（1450—1524）《震澤長語》專闢“《蓬萊仙奕圖》”條目記其事。不過《震澤長語》卻非抄錄自《野記》，而是王鏊親眼目睹了《蓬萊仙奕圖》這幅畫，“今見其《仙弈圖》，三豐題識”。 [44]其後王鏊全文謄抄了張三丰的題跋。其中有云：“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為餘作也，吾珍藏之。予將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昧之妙，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遺元老太師、淇國丘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為後會雲。時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豐遁老書。” [45]除沿用了“至元六年”這一時間外，《震澤長語》還多出了張三丰的題跋時間——“永樂壬辰孟春三日”。楊儀（1488—1562）《高坡異纂》照錄其文。[46]《蓬萊仙奕圖》這幅畫一直在明朝士紳間流傳，為時人所寶重。王世貞（1526—1590）言及：“其所圖仙奕，張三丰道人已詳記之。今年春，有攜售者，以直太昂，不能應。聊為摹其大都。” [47]王鏊、王世貞所見這幅畫是偽作，王世貞早已力辯其偽。一個最主要證據就是題跋時間。“而末雲永樂壬辰三豐遁老書，尤可笑。考壬辰為永樂十年，而前是五年丁亥，上遣胡忠安訪三豐於武當，則先期已隱化矣。七年己丑，丘淇公敗沒於迤北，全家謫海南矣。豈有至壬辰而三豐復岀，淇公更生者耶？” [48]《吳興藝文補》全文收錄。[49]
以上梳理了明人有關《蓬萊仙奕圖》的論著。除《禪玄顯教編》《七修類稿》記為“至正六年”外，其餘各書皆為“至元六年”。雖然一字之差，但是至正六年為元順帝的年號，至元六年為元世祖的年號，時間卻已相隔百年。參考張三丰的生活時間，顯系《禪玄顯教編》的“至正六年”為正解。但《禪玄顯教編》在明代流傳不廣，《野記》《孤樹裒談》《震澤長語》《高坡異纂》等書卻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加之偽畫的推波助瀾，使得“至元六年”的誤說成為主流，“至正六年”的正解，雖有《七修類稿》的捍護，卻被人所忽略。
《禪玄顯教編》還專為張三丰立傳。“三豐居寶雞縣東三里金臺觀，嘗於人家門戶，雖鐍鎖封固，以針刺之即開，故人又號張剌闥雲。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豐復生。後入蜀見蜀王。王一日宴僚佐，豐出碧根連蔕棗獻之。又取席上金盞，實土其中，搖落一齒埋於內。少頃，生一蓮，大如盤盂，一葉千色千點，一花幾千餘葉。光射梁楹，氣極青香。宴畢，花滅，復取齒還入於口。後入武當山，或遊襄鄧間。永樂中，命胡忠安濙馳傳遍索於天下，不限時月，數年竟無所見。乃為憶仙宮以待之。” [50]撇除其中所記靈異之事，這則傳記提供了諸多重要的信息。第一，從元末到洪武時期，張三丰常年居留於寶雞金臺觀。第二，明確將張三丰與張剌闥劃上等號，並解釋了張剌闥名稱的來由。由於張剌闥得名並不光彩，後世文獻在傳說過程中，皆摒棄了這段文字。第三，張三丰離開寶雞後，前往四川，會見朱椿。第四，張三丰晚年的活動地點主要是武當山及其周邊地區。第五，永樂年間尋訪張三丰的過程中，胡濙肩負了尋訪職責。相較於其他傳記，楊溥基本上還原了張三丰的整個人生軌跡。
楊溥在兩處文字處都提及張剌闥之名，表明當時張剌闥的名聲遠勝於張三丰之名。這點在明初雜劇中亦可得到佐證。朱權（1378—1448），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被封為寧王，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詔肅王楧、遼王植、慶王㮵、寧王權之國” [51]，朱權就藩大寧。永樂元年，徙封南昌。此後朱權寄情於戲劇，創作了包括《衝漠子獨步大羅天》在內的12部雜劇。在《衝漠子獨步大羅天》中，朱權在枚舉“蓬萊三島神仙”時，即有“剌闒張”。並寫道：“這一個雖剌闒，非常的善走。他則是假軀勞幻世愚眸，被褐懷珠，含素藏修”。[52]
楊溥為明初重臣，熟悉朝廷掌故，兼之與胡濙相友善，《禪玄顯教編》的記載具有高度的可信性。綜合兩段記載可知，張三丰早在元末即活躍於道教圈之中，洪武年間寄居於寶雞金臺觀。離開寶雞後，張三丰先後在成都、武當山等地停留。永樂年間，儘管朱棣專命胡濙等人尋訪，張三丰卻避而不見。不過這一時期的張三丰並未遁世隱居，仍與丘福等顯貴相往還。
四、屏山縣文獻中的張三丰
除了以上文獻外，繫於宣德年間的材料尚有位於四川省屏山縣金沙江邊的“太平石”。
現存文獻中，最早將“太平石”與張三丰聯繫在一起的是萬曆年間編纂的《補續全蜀藝文志》。“馬湖太平石，在萬壽宮前江岸。張三丰浴於上，鐫有‘太平石’三字。被沙掩覆，不常見。見則主其歲豐稔。”[53]延至康熙年間，相關記載進一步豐富。康熙朝漱雪軒刻本的《蜀都碎事》：“馬湖府城東有三豐石。在江中，水涸見。張三丰書‘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於石，無鐫痕，墨跡如新。”[54]《古今圖書集成》：“三豐石，在府（馬湖）城東江中。水涸見。有張三丰書‘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於石，無鐫痕，墨跡如故。” [55]“三豐石，在府（馬湖）城東江中。水涸始見。有張三丰書‘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於石上，無鐫痕，墨跡如故。”[56]萬曆時期，石上只有“太平石”三字，與張三丰的聯繫完全依憑著民間傳說，“張三丰浴於上”。到了康熙年間，文獻中又多出採擇於蘇軾《後赤壁賦》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並直陳“張三丰書”。
“太平石”與宣德朝發生聯繫則遲至乾隆年間。乾隆《屏山縣誌》所收《張三丰傳》：“宣德間，寓屏邑之萬壽觀。於萬渦石上題‘太平石’三大字，中書‘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今淤沙中，見則邑中大慶。” [57]《古蹟》：“太平石：在城東江中。水涸時見。石額橫書‘太平石’三字。中兩行直書‘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前書宣德乙未雲水張三丰記。” [58]兩處記載都明言張三丰於宣德年間題寫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八字，尤其是《古蹟》中的描述極為細緻。 “太平石”常年淹沒水中，能夠記載這麼詳明，必然源於親眼所見。“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初，太平石見。” [59]1777年，金沙江處於枯水期，太平石得以重見天日。這也給予邑人細緻觀察的機會。“太平石”留存至今，“除原書‘太平石’及‘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雲水張三丰’等字外，尚留有題記數個，惟被江水浸蝕模糊不清，唯明嘉靖間知府岐南子趙時吉及明天啟七年等字清晰可見。”[60]這證明了乾隆《屏山縣誌》所記無誤。
雖然“宣德乙未雲水張三丰記”可將“太平石”的題記歸於宣德朝史料，但宣德朝並無乙未年。《武當拳之研究》給出瞭解釋。“《太平石》作‘宣德乙未’，實際宣德無乙未歲，宣德二年為丁未（1427），宣德十年為乙卯歲（1435），題刻之中必有一字之差錯。” [61]這一推測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更有可能的是後人附會時的誤書。畢竟從萬曆年間至康熙年間，都沒有相關文獻可資作證。因此，這處石刻無疑是偽史料。
五、尾論
有關張三丰的記載浩如煙海，從文獻記載至民間傳說，各式各樣的記載不一而足。而學術界卻至今對張三丰的研究缺乏必要的共識，其原因主要是鑑別史料。朱越利先生指出：“對張三丰進行學術研究，與這些題目不同不是沒有資料，不是資料太少，而是資料數量龐大，但鑑別很難，從中確定既真實又能說明問題並且獲得多數人認可的資料很難。”[62]因此，解決張三丰的相關問題，必須先從解析史料著手，即分析文獻的問世時間和可靠性，按照史料出現的時間進行排比，從而確定材料的傳承過程。
以此為原則，有關張三丰的史料，最早見諸文字的時間只能追溯到宣德年間。刨除後世偽造的史料，能夠確定為宣德年間的史料只有大邑縣的兩塊石刻，以及《敕建大嶽太和山志》、《禪玄顯教編》等傳世文獻。大邑縣兩塊石刻的史源為吳伯理、《敕建大嶽太和山志》的編纂者任自垣，都是元末明初的高道，其說自有所本。《禪玄顯教編》的作者楊溥，為明初重臣，嫻於朝廷掌故，其論述更毋庸置疑。因此這些文獻無疑是最早一批的有關張三丰事蹟的可靠記錄。
根據這些文獻，我們大致可以還原貼近於歷史真實的張三丰。張三丰的出身，在當時即無定論。《敕建大嶽太和山志》採取了謹慎的態度，以“不知何許人”為結論，《禪玄顯教編》則予以迴避。而大邑縣兩塊石刻認為張三丰是張天師後裔的說法，實際上是天一道自相標榜的產物。張三丰的籍貫，只有《張神仙祠堂記》言及，其祖上在靖康之難中隨金兵北上東北，遂以之為籍貫。
張三丰的生活年代為元末明初。有關張三丰在元代活動，只有《禪玄顯教編》有所記載。大致可知，這時張三丰主要以“張剌闥”的名號活動於寶雞金臺觀。至正六年（1346），冷謙將自己所繪的《仙奕圖》送給張剌闥。洪武年間張三丰的活動軌跡尚且清楚。《敕建大嶽太和山志》認為張三丰曾於洪武初年至洪武二十三年長期駐留在武當山。《禪玄顯教編》則認為張三丰在洪武二十六年之前停留於寶雞金臺觀。而將張三丰前往成都會晤朱椿置於其後。依據《張神仙祠堂記》的內容，楊溥的記載明顯有誤。具體的時間鏈應是：洪武初年，張三丰長期往返於寶雞金臺觀，武當山及其周邊地區。洪武二十三年，張三丰徹底離開武當山，洪武二十五年前往成都。離開成都後，在鶴鳴山盤桓數月，洪武二十六年九月，張三丰再次於寶雞金臺觀出現。永樂二年，張三丰將《仙奕圖》轉贈於丘福。之後的張三丰行蹤則無從得知。
張三丰在明朝皇室中影響極大。除了朱元璋、朱棣外，蜀王朱椿、湘王朱柏都與張三丰有過往還，寧王朱權也熟知張三丰。由於張三丰在明朝皇室的高知名度，明朝皇帝從洪武年間開始尋訪張三丰。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命人留意張三丰。至永樂元年，朱棣專門命人對張三丰進行尋訪。由於常年無從獲悉張三丰的消息，永樂十一年以後，道士也參與到尋訪的隊伍之中。
[1] 《張神仙祠堂記》，同治《大邑縣誌》卷十二，《歷代石刻史料彙編》，第1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頁。
[2] 道光《德陽縣新志》卷九《職官志》，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國家圖書館藏。
[3] 雍正《四川通志》卷七上《仙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9冊，第322頁。
[4] 《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九，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丙寅，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2981頁。
[5] 《明太祖實錄》卷三六上，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665頁。
[6]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洪武九年二月乙酉，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1741頁。
[7] 光緒《銅梁縣志》卷十三《藝文志三》，《中國地方誌集成·四川府縣誌輯》，第42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886頁。
[8] 民國《漢源縣誌·寺廟志》，《中國地方誌集成·四川府縣誌輯》，第65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370頁。
[9] 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三《輿地志·寺觀六》，《西南稀見方誌文獻》，第3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69頁。
[10] 《張神仙祠堂記》，同治《大邑縣誌》卷十二，《歷代石刻史料彙編》，第1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頁。
[11] 《補續全蜀藝文志》卷四六《志餘》，《續修四庫全書》，第1677冊，第546頁。
[12] 《張神仙祠堂記》，同治《大邑縣誌》卷十二，《歷代石刻史料彙編》，第1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頁。
[13] 乾隆《大邑縣誌》卷四《藝文志》，《故宮珍本叢刊》，第205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62頁。
[14] 《修鶴鳴觀醮臺公署記》，同治《大邑縣誌》卷十二，《歷代石刻史料彙編》，第1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5頁。
[15] （明）劉璋撰，張裔輯校：《皇明書畫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84頁。
[16] （明）王圻：《王侍御類稿》卷八，《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40冊，第281頁。
[17] 《張神仙祠堂記》，同治《大邑縣誌》卷十二，《歷代石刻史料彙編》，第1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頁。
[18] 《漢天師世家》卷三，《道藏》，第34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28頁。
[19] 《漢天師世家》卷三，《道藏》，第34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36頁。
[20] 《補續全蜀藝文志》卷十七《道釋》，《續修四庫全書》，第1677冊，第113頁。
[21] 《天啟新修成都府志》卷四九《藝文志》，《中國地方誌集成·四川府縣誌輯》，第1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720頁。
[22] 《張神仙祠堂記》，同治《大邑縣誌》卷十二，《歷代石刻史料彙編》，第1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頁。
[23] 有關吳伯理生平，可參見姜一涵：《明初羽士畫家吳伯理及其》，《故宮季刊》1974年春季卷，第51-62頁。
[24] 《張神仙祠堂記》，同治《大邑縣誌》卷十二，《歷代石刻史料彙編》，第1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頁。
[25] （明）劉璋撰，張裔輯校：《皇明書畫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84頁。
[26] 乾隆《重修龍虎山志》卷七《人物》，《藏外道書》，第19冊，成都，巴蜀書社，1994年，第488頁。
[27] 《迎仙閣記》，同治《大邑縣誌》卷十二，《歷代石刻史料彙編》，第1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2頁。
[28] 張全曉：《明代武當山志著錄疏誤補正》，《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第67頁。
[29]《敕建大嶽太和山志》卷二《大明詔誥》，《武當山歷代志書集註（一）》，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第96頁。
[30] 江百龍等編著：《武當拳之研究》，北京，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4頁。
[31] 《敕建大嶽太和山志》卷二《大明詔誥》，《武當山歷代志書集註（一）》，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第97頁。
[32] 《敕建大嶽太和山志》卷二《大明詔誥》，《武當山歷代志書集註（一）》，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第99頁。
[33] 《敕建大嶽太和山志》卷十五《雜著》，《武當山歷代志書集註（一）》，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第404頁。
[34] 《敕建大嶽太和山志》卷十五《雜著》，《武當山歷代志書集註（一）》，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第404-405頁。
[35] 《敕建大嶽太和山志》卷二《大明詔誥》，《武當山歷代志書集註（一）》，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第130頁。
[36] 《明太祖實錄》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十月乙巳，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2668頁。
[37] 《敕建大嶽太和山志》卷六《張三丰傳》，《武當山歷代志書集註（一）》，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第257頁。
[38] （明）任自垣：《進大嶽太和山志表》《敕建大嶽太和山志》卷六《張三丰傳》，《武當山歷代志書集註（一）》，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第74頁。
[39] 有關《稗乘》的具體情況，請參閱張玄《晚明筆記體小說研究》，華東師範大學2017年博士論文，第526-528頁。
[40] （明）楊溥：《禪玄顯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4-15頁。
[41] （明）郎瑛：《七修類稿·續稿》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01頁。
[42] （明）祝允明著，薛維源點校：《野記》卷四，《祝允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88頁。
[43] （明）李默：《孤樹裒談》卷三《太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0冊，第240頁。
[44] （明）王鏊著，吳建華點校：《震澤長語》卷下《仙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94頁。
[45] （明）王鏊著，吳建華點校：《震澤長語》卷下《仙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95頁。
[46] （明）楊儀：《高坡異纂》捲上，《叢書集成三編》，第7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5頁。
[47]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一七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71頁。
[48]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一七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71頁。
[49] 《吳興藝文補》卷三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77冊，第144頁。
[50] （明）楊溥：《禪玄顯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5-16頁。
[51] 《明太祖實錄》卷二二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癸亥，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3276頁。
[52] 《衝漠子獨步大羅天》，《孤本元明雜劇》，第10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1年。P95
[53] 《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五五《巖字石刻譜》，《續修四庫全書》，第1677冊，第643頁。
[54] （清）陳祥裔：《蜀都碎事》卷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50冊，第93頁。
[55] 《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坤輿典》卷十四《石部》，北京，中華書局，成都，巴蜀書社，1985年，第6375頁。
[56] 《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卷六一九《馬湖府部》，北京，中華書局，成都，巴蜀書社，1985年，第13314頁。
[57] 乾隆《屏山縣誌》卷五《人物誌·仙釋》，《中國地方誌集成·四川府縣誌輯》，第42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827頁。
[58] 乾隆《屏山縣誌》卷六《雜誌·古蹟》，《中國地方誌集成·四川府縣誌輯》，第42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855頁。
[59] 乾隆《屏山縣誌》卷六《雜誌·輯軼》，《中國地方誌集成·四川府縣誌輯》，第42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858頁。
[60] 屏山縣誌編纂委員會：《屏山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5頁。
[61] 江百龍等編著：《武當拳之研究》，北京，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36頁。
[62] 朱越利：《張三丰學術研究的難點》，《沈萬三張三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200頁。
（本文作者：沈一民，系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