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樂大典》在成書之後，僅錄正本一份，嘉靖年間，又錄副本一份，存於宮中，世人難見。明末時正本已不知去向，副本亦不全。但《永樂大典》中輯錄的圖書，一直受到士人的重視，清初大學者全祖望和李紱因供職翰林院，就曾輯錄部分《永樂大典》中的圖書。四庫開館之初，安徽學政朱筠和四庫總裁于敏中都建議乾隆皇帝輯校《永樂大典》中的散佚古籍。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乾隆帝下令將《永樂大典》中“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聞者”刊刻印行。其時，《四庫全書》纂修工作也已經大規模展開，“四庫全書館”徵得各地進呈秘籍中亦多有必要“壽之梨棗，以廣流傳”。為了順利完成這項任務，乾隆皇帝指派了內務府總管大臣金簡、武英殿員外郎劉惇、永善，負責“承辦所有武英殿承辦紙絹、裝潢、飯食及監刻各事宜”，於是，源於《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呈進本的珍本圖書開始刊刻印行，此為《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的開端。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當武英殿以傳統雕版的方式，刊刻了《永樂大典》中的《易緯八種》、《漢官舊儀》四種珍罕圖書後，隨著珍本秘籍如雪片般飛來，內務府總管大臣金簡越來越感到，以雕版的方式刊刻如此大規模的圖書，金錢耗費彌多，完工遙遙無期，恐怕難以滿足皇上之期待。他思考再三，終於提出了製作棗木活字，擺板印刷的建議，並說明了實施方案和預算：依《佩文韻府》選擇六千左右常用字，每字刻十至百個備用；並制橡木槽板作為板框。用活字印刷，製作全套書所需活字為十五萬個，費用不及一本雕版刊印的《史記》。合理的實施方案和明確的工時費用對比，金簡創新務實的工作態度一目瞭然，乾隆皇帝很快批覆“甚好，照此辦理”。活字擺印“工程”由此大規模展開。至乾隆五十九年，最終用木活字刊印圖書一百三十四種，共使用木活字二十五萬個，工料大為儉省。連同先前雕版印行的四種書籍，共計刊行圖書一百三十八種。因“活字”之名不雅，乾隆帝特命名為《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後“聚珍”即成為“活字”之代稱。
在中國古代印刷史上，宋代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元明時期，木活字和銅活字也相繼出現，康熙雍正年間，曾用銅活字刊印《古今圖書集成》，積累了用活字印刷大型圖書的經驗。而大規模木活字印刷，僅有《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為指導工作，金簡撰寫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書，總結了“刻木有法、藏庋有具、排校有次”的原則，圖文並茂地說明了木活字製作、刊印的全部過程。該書亦收入《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中，成為木活字印刷的珍貴史料。由於成功的組織刊印了《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金簡繼而被任命為“四庫館”副總裁，專管刻書事宜。
《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刷印數目有限，僅二十套為宮中陳設所用（連四紙五套，竹紙十五套），又印刷三百套（均為竹紙印刷）對外頒行。一經頒發，由於所輯多為珍貴秘籍，社會流傳較少，且校勘精良、裝幀精美、價格低廉，廣大士子紛紛購買，供不應求。但活字版印完即歸位，再次印刷工料耗費較大，影響其他書籍刊刻事宜。鑑於此，乾隆帝特應允江南、江西、浙江、廣東、福建等刊刻書籍經驗較豐富的地區，依循本書翻版通行。各地遂自行籌辦翻版事宜，根據不同區域的不同需求，分別擇其要目以雕版刊行，更有越出原有子目增刻他書者，因此各省“聚珍版”子目均不相同。為作區分，凡原版刊印一百三十八種者，名為“內聚珍”，餘者皆稱“外聚珍”。“外聚珍”均為雕版印刷。
從出身而言，《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內聚珍）精選《永樂大典》佚書和“四庫全書”呈進之珍本，可謂高貴。從內容而言，此書由清朝大學士紀昀主持選目及校勘工作，每書均由當時各學科最具權威性的學者負責具體校勘，書中列校勘人姓名以示負責，故而品質極佳。曾有學者以宋版原書，比對其“四庫本”和“聚珍本”，結論為，“聚珍本”更接近宋版書原貌，其校勘之精，可見一斑。
從刻工而言，“聚珍版”徵選全國技藝精湛者，勘印水準亦高。從印刷史而言，它是唯一一套能夠代表中國木活字印刷技術的大型叢書。以上特點，奠定了《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在古籍善本領域的顯赫地位，成為古籍收藏的熱點。在古籍原典研究、版本研究、中國印刷出版史研究等諸多領域，它的意義和價值，也越來越被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