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史書，《漢書》則是第一部斷代史，在司馬遷與班固為後世的修史者開創先例後，第二部斷代史卻出現了難產的問題。
東漢末年，蔡邕曾與盧植、韓說等人寫了一本《後漢記》，但因遭遇黃巾、董卓之亂，故而未能成書。董卓被殺後，蔡邕在座中嘆氣觸怒了王允，因而被捕入獄。他上疏自陳，請求留一條活命，以便“繼承漢史”。但王允還是將他處死了。大儒鄭玄聽聞蔡邕的死訊之後，不禁長嘆說：“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蔡邕死後，再已無能人承擔續寫《漢書》的偉業，因此，第二部斷代史被耽擱了下來。東漢滅亡之後，歷史進入了三國時期，史學家們忙於撰寫魏、蜀、吳的各自國史，無人兼顧已經久遠的漢朝舊事。因此，在西晉完成統一之後，陳壽在近人的基礎上，率先寫出了《三國志》，成為歷史上的第三部正史。
《三國志》從東漢末年一直記載到西晉平滅吳國，部分填補了《漢書》之後的空白，但是尚缺一本記載整個東漢時期的斷代史，以便將《三國志》與《漢書》銜接起來。從魏晉到劉宋時期，曾出現過許多版本的《續漢記》，但他們或者質量不佳或者遭遇兵火而散失。直到公元445年，范曄才寫出了《後漢書》，此時距東漢滅亡已經有兩百多年了，距《三國志》成書也有一百多年，可謂姍姍來遲。
《後漢書》比《漢書》晚了400多年
《後漢書》為什麼這麼難產？
二十四史裡，以“難產”而著稱的史書共有三部，分別是《後漢書》、《晉書》和《明史》。其中，《晉書》初稿成於晉武帝時期，以泰始元年為斷限，後代逐漸增補，是為官方《晉書》。晉朝滅亡後，謝靈運、臧榮緒等人都寫過有關晉朝的史書，然而直到唐朝初年才最終完成新《晉書》，距東晉滅亡已過兩百多年；《明史》從滿清入關第二年開始纂修，至乾隆年間定稿，也歷時九十多年，距明亡近百年。但要說最為坎坷的修史經歷，要非《後漢書》莫屬了。
在東漢初年，班固於光武帝及漢明帝年間寫出了《漢書》，專門記載西漢一朝的歷史。書成之後，明帝又令他與陳宗等人共同寫一部本朝的歷史，名為《世祖本紀》。這本書共有本紀一篇，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記錄了光武帝起兵興復漢室的歷史，成為最早的東漢史作。
之後，每代皇帝都令史官修補，添加進《諸王》、《功臣》《南單于》等內容。到了漢桓帝時期，又命邊韶等繼續編纂，擴充至一百一十四篇，改名為《漢記》。
靈帝與獻帝的時候，續寫《漢記》的任務落到了蔡邕、盧植等人肩上，他們在東觀閣進行修史，故而書名改為《東觀漢記》。到蔡邕臨死之前，本紀部分已經續寫到了靈帝時期，又新增了四十二篇列傳，粗具規模，後因董卓、李傕、郭汜之亂，《東觀漢記》遭到焚滅，僅部分手稿存世，第一部東漢史以流產而告終。
曹魏建國之後，只修了一本《先賢表》，殘缺的《東觀漢記》由楊彪收藏，部分繼續流傳。西晉之時，秘書丞司馬彪有志續成漢史，寫了一部《續漢書》，起元光武，終於漢獻，分紀、志、傳共八十篇。同時，散騎常侍華嶠也對殘存的《東觀漢記》進行刪定，編成一部《後漢書》，共有帝紀十二篇、皇后紀兩篇、典十卷、列傳七十篇，另有三張年譜，共計九十七篇，篇幅比司馬彪的《續漢書》略大。當時的東漢史要首推華嶠版的《後漢書》，故而藏之秘府，成為西晉官方認可的正史。
然而不久之後，晉朝便遭遇八王之亂，繼而胡人入侵，神州陸沉，官藏圖書再度失傳。東晉時，東陽太守袁宏模仿荀悅的《漢紀》，寫出一部《後漢紀》，為編年體史書。一直到劉宋時期，宣城太守
范曄才廣集學徒，窮覽舊籍，續成一部新的《後漢書》，共有紀十篇，列傳八十篇。其好友謝儼幫忙寫了五篇志，因范曄獲罪入獄，謝儼害怕受到牽連，便將五篇志全部焚燬掉了。劉宋滅亡之後，南梁人劉昭將司馬彪《續漢書》裡的三十卷志補入范曄的《後漢書》中，使其成為一本完整的正史。范曄版的《後漢書》集前人之大成，充分利用了東漢以來的眾多史料，又保留了司馬彪版的志，故而在流傳中漸居主流，經劉昭、李賢等人作注之後，漸成正史。從《東觀漢記》初稿到范曄版的《後漢書》問世，共歷時四百多年。
《東觀漢記》
總的來說，《後漢書》之所以這麼難產，要與時代背景有關。自東漢末年之後，全國就陷入了戰亂，朝廷屢次播遷，導致不同版本的《後漢書》屢造兵火，殘缺不全。在東漢時本已有一部《東觀漢記》，在西晉時又有華嶠的《後漢書》，皆因都城淪陷而失傳。進入劉宋之後，南北對峙形成，政局也趨於穩定，所以才能夠形成一部相對完整的范曄版《後漢書》，集前人之大成。
現今，有關於東漢的史書大多已經失傳了，僅存有一部紀傳體的《後漢書》和一部編年體的《後漢紀》。此外，《三國志》裡有許多地方也記載了東漢末年的事，對比三本史書，可以從三個角度來認識東漢歷史。
《後漢書》與《三國志》記載上的不同之處
范曄版的《後漢書》雖然比陳壽的《三國志》晚了一百多年，但它所採用史料多是前朝舊史，有些是直接抄錄過來的，故而不能用成書年代來推定誰更古老。且《後漢書》的三十篇志是司馬彪的作品，他與陳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所以《後漢書》的30%內容與《三國志》一樣早。
在訴及東漢史的時候，《後漢書》是立足於漢室的角度來寫作，而《三國志》的立腳點則是曹魏政權。這點對比《後漢書》的《孝獻帝紀》和《三國志》的《武帝紀》就可以看得出來。《後漢書》說曹操自令冀州牧，自為丞相，自立魏公，自加九錫乃至於自為魏王，凡曹操升官加爵，都是他自封的，並非獻帝之本意；《三國志》則說是天子令曹公領冀州牧，之後又任命為丞相，策命為魏公，進而封為魏王，曹操的官爵全是漢室合法授予。從實權與虛名的關係來看，當時曹操掌有實權，而獻帝坐擁虛名，故而曹操能用權力來迫使獻帝配合冊封手續。因此，雖是出自曹操的本意，但卻也屬於程序上的合法。《三國志》便把這些程序、形式如實地記載了下來，而《後漢書》則拋棄形式，直接點明實質，說曹操的升官加爵都是親力而為，並非出自獻帝本意。
其他列傳方面，董卓、袁紹、劉表、呂布等人在曹魏篡漢之前便已死去，按斷代來說應屬於《後漢書》而不入《三國志》，但因他們與曹操的崛起息息相關，所以陳壽效仿《漢書》為陳勝、項羽立傳的先例，將其納入《三國志》裡。這樣就出現了董卓等人在《後漢書》與《三國志》中都有傳記的現象。
但范曄在寫《後漢書》的時候，並不是簡單的抄襲陳壽，而是新增了不少史料，寫法上也存在差異。例如在《袁紹傳》裡，范曄新增了陳琳討伐曹操的檄文，填補《三國志》的空白；又加入劉表勸袁譚不要投降曹操、審配勸袁譚兄弟和睦等第一手的書信史料。
《後漢書》與《三國志》存在不少重合之處，但敘述角度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