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學中有豐富的關於自然審美的書寫，但受制於文學史觀念、美學理論史範式等因素，現有的中國美學通史、魏晉南北朝斷代美學史著作，並沒有給予這些書寫以充分關注。因此，有必要揭示北朝文學關於自然審美書寫的具體內容，從而彰顯其美學價值。
《水經注》與山水審美
宗白華曾在《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一文中指出，酈道元的寫景文屬於“光芒萬丈，前無古人，奠定了後代文學藝術的根基與趨向”的作品，高度肯定《水經注》在山水審美書寫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在現有書寫範式中，哲學理論品格不足的《水經注》根本無法進入中國美學理論史的敘述視野。而實際上，《水經注》的山水寫景文章蘊含了豐富的審美觀念。
在酈道元筆下，山水已不再是基於宗教性崇拜的“神性”山水、“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比德”山水，也不是南朝受玄學影響的“玄言”山水，而主要是迴歸自然山水本身的“暢神”山水。酈道元書寫自然山水的方式可分為“身遊”和“神遊”兩種。所謂“身遊”，指作者在實地考察水道過程中，對親身遊覽體驗的書寫。如他在《水經注·巨洋水注》中記載與友人在巨洋水邊遊玩休憩：“餘總角之年，侍節東州，至若炎夏火流，閒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桂筍尋波，輕林委浪，琴歌既洽，歡情亦暢，是焉棲寄，實可憑衿。小東有一湖，佳饒鮮筍，匪直芳齊芍藥，實亦潔並飛鱗。”而“神遊”則指作者不能實地考察，只能基於史地、詩賦、志怪、讖緯、書簡等資料，發揮審美想象書寫山水。如他描寫長江三峽之巫峽的寫景美文，便是根據南朝宋盛弘之的《荊州記》稍加改動而成。
酈道元所描繪的山水景觀類型也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自然山水景觀，即山水本身展現出純粹的自然美。此類山水既不是人倫道德的象徵，也不是長生成仙的媒介，而是天然的山水。這類描寫有“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望之極為奇觀”的瀑布，有“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的潭水，還有“四面壁絕，極能靈舉，遠望亭亭，狀若單楹插霄”的山峰，等等。酈道元不僅以文學筆觸描繪山水之自然美，還認為山水之美有“畫”的品格。他在描寫教水時說：“其水南流，歷鼓鐘上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輕崖秀舉，百有餘丈，峰次青松，巖懸赬石，於中歷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望若圖繡”，實則是以藝術性眼光審視山水，與西方審美範疇“如畫”具有一定相通之處。
另一種是人文山水景觀，指文化與自然山水交融所形成的景觀，如巖畫、石窟、碑刻、建築、詩文及神話傳說等景觀賦予山水以人文性特質，從而呈現出歷史感、神聖感等特性。以酈道元對晉水的一段註釋為例：“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溯，後人踵其遺蹟，蓄以為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樑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遊宦子，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於晉川之中，最為勝處。”這段文字簡明扼要地交代了晉水的發源地，並由“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指出沼澤的由來，接著便對沼澤的人文景觀進行描述。沼澤西邊依山傍水，有唐叔虞祠和涼堂，水上有飛樑，並且樹木鬱鬱蔥蔥、遮天蔽日。正因如此，這裡成為親朋好友、士人等結伴遊樂的“勝處”。
可以說，酈道元尋山訪水，既是考察自然地理的過程，又是山水審美體驗的過程。由此，他不僅撰寫了代表北朝文學成就的寫景文，而且結合切身的山水審美體驗，提出了“望若圖繡”“取暢林木”“物我無違”與“神心妙遠”等重要審美觀念。這便賦予《水經注》以重要的美學價值。
樂府民歌與草原審美
與基於農耕生產生存方式的山水田園審美不同，草原審美由遊牧生產生存方式孕育而成。自晉室南遷後，北方草原審美文化便注入中原文化，草原民歌也傳入中原及江南地區。但由於語言限制，北朝時期遊牧民族自身的文學作品流傳下來的並不多。即便如此，通過《敕勒歌》《折楊柳歌辭》（五曲）、《折楊柳枝歌》（四曲）與《企喻歌》（四曲）等，我們依然可以窺見北朝時期的草原審美風貌。
《敕勒歌》通過膾炙人口的語言，既描繪了北方草原蒼莽遼闊的風景和遊牧民族自由奔放、與草原自然環境相融為一的生存狀態，又展現了他們在宇宙時空認知方面與中原農耕民族的差異。再以《折楊柳歌辭》中的一首為例：“放馬兩泉澤，忘不著連羈。擔鞍逐馬走，何得見馬騎。”（郭茂倩《樂府詩集》）歌辭生動描繪草原牧馬的壯美景觀：水草豐美的無垠草原上，騎技高超的牧馬人騎著健壯的駿馬自由馳騁，一邊放牧，一邊賽馬。遊牧民族在逐水草而居的遊移生活中，積澱生成的剛健、勇敢、自由、豪放的審美精神躍然而出。
與《敕勒歌》《折楊柳枝歌》等北朝民歌包孕的自由奔放、樂觀昂揚等審美精神不同，草原審美在中原或江南地區詩人的詩中呈現出一種複雜的面貌。一方面，這些詩人來到草原後，難以獲得與遊牧民族相似的審美體驗。典型代表是江南詩人王褒、庾信到北方生活之後，遊牧民族所樂道的草原地區在他們筆下變成苦寒之地。再如，作為遊牧民族日常生活的牧馬，在董紹的《高平牧馬詩》中卻充滿悲情。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也正是對草原審美文化的深層體驗，促成王褒、庾信等文學審美風格的轉變。如杜甫所說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便與庾信在北周時期對草原審美文化、審美精神的體驗與感受密切相關。此外，這種南北差異也為從文學維度考察草原審美精神對中華審美精神生成的貢獻，提供了有力佐證。
“望海詩”與海洋審美
海洋作為自然審美的內容，在中國文學藝術中長期處於邊緣狀態。但到了兩漢魏晉時期，隨著渾天說、宣夜說等宇宙認知的興起，以水系為中心的地理空間建構愈發受到重視，在以中原為中心的封閉性空間認知之外，出現了基於水系、朝向大海的開放性空間認知。在文學創作上海洋審美書寫持續出現，如班彪的《覽海賦》、曹操的《觀滄海》、王粲的《遊海賦》、庾闡的《海賦》、孫綽的《望海賦》、謝靈運的《遊赤石進帆海詩》、張融的《海賦》等。這些作品雖然並非全都基於實際的海洋生存經驗書寫而成，且主要以觀、望、覽、睹等方式獲得審美體驗，有些甚至具有濃郁的遊仙風格，但從中仍可看到海洋是北朝文學自然審美書寫的有機構成部分。
北朝文學關於海洋的書寫，儘管在作品數量、整體成就方面不如南朝，但仍有一些作品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平。例如，鄭道昭的《登雲峰山觀海島詩》延續了遊仙題材，雖運用想象描繪神仙與仙境，但開頭“山遊悅遙賞，觀滄眺白沙”一句，卻真實書寫了詩人對大海風景的眺望。祖珽的《望海詩》“登高臨巨壑，不知千萬裡。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時看遠鴻度，乍見驚鷗起。無待送將歸，自然傷客子”，沿用“望”這一審美靜觀的模式，直接描繪作者所見之波瀾壯闊的海洋景觀，且抒發詩人的感嘆傷懷之情。錢志熙認為該詩“有比較開闊的意境和勁健的氣骨”，“出色地描寫大海的氣象”，“唐人造句之工者，不能過之”（《中國詩歌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可謂評價極高。
北朝的海洋審美書寫從遊仙向寫景抒情過渡，既有當時哲學觀念轉變作為基礎，又有現實審美革新的動因。如據《魏書·高宗紀》記載，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在太安四年（458）登臨碣石山：“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大饗群臣于山下，班賞進爵各有差。改碣石山為樂遊山，築壇記行於海濱。”拓跋濬到碣石山並非是為尋仙求藥，而是以“觀滄海”的“樂遊”為目的。透過這則史料可看出，海洋審美在北朝時期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概言之，北朝文學的自然審美書寫在山水田園、草原與海洋三大領域，都取得了不容忽視的成就。一方面，這些書寫展現了北朝文學不同於南朝文學的特質，凸顯了北朝文學自然審美書寫的文學史價值；另一方面，這些書寫也呈現出民族與文化大融合背景下，北朝審美觀念的多元融合特徵，彰顯出北朝文學審美書寫在美學史上的獨特價值。
（作者單位：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