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好些媒體朋友，常常義憤填膺壯志凌雲，動不動便放聲高呼：“我們喚醒人性、我們啟迪民智、我們宣揚自由與理性”......
此話一出，往往讓大批受眾熱淚盈眶，激動之餘不由得感嘆：自己果真品味十足，在當下烏煙瘴氣、麻木不仁的輿論場裡終於覓得一處安息道德良心與正義勇氣的“福地”。
盲從與烏合之眾
所以我們看到，大批大批的“信徒”聚集起來了，往往還是人多勢眾、來勢洶洶，簇擁著“領袖”——於是我們的媒體，終於不幸的成為了他們眼裡所謂的“意見領袖”。
可實話實說，我覺得：不管是志存高遠的真心話也好，轉身數錢的場面話也罷，有這樣的想法，實在是有些幼稚——甚至近乎可笑。
“媒體究竟是什麼?”
是一些視頻加工者，是一些文字工作者，是一些訪談者，是一些報道人......
那麼無論如何，媒體首先應當為自己的報道負責——倘若證據確鑿、報道專業無誤，那麼應當被讚揚；倘若證據不足、報道偏差有誤，那當然也應該受到批評。
其次再來談談媒體的“良心”——我認為，媒體首先是對事實負責，而非對“良心”負責。
當一個媒體被大肆吹捧“媒體良心”、“意見領袖”時，實際上反映的都是一種非黑即白思維的不成熟表現；倘若真有人把媒體看作理想寄託、正義使者、意見領袖，那我確實不得不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他的精神狀態——這是病，得治！
用大眾輿論的道德標準去衡量媒體“有無良心”本就是一個偽命題——因為無論何時何地，媒體總會受制於意識形態，與資本、政治掛鉤，背後總會蘊含某種立場、某種訴求，從來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單純“良心”的產物。
倘若非要定義“良心”的話，我更願意相信，媒體的“良心”要靠著多元化、差異化、自由化的競爭來實現——媒體終究只是死物，是傳播信息的媒介、是實現信息傳遞的一切技術手段，它不具備人格。
所以，我們唯一需要保證的是，組成媒體機構的媒體人們，大多都是有良知、有道德、有能力、有情懷的。
譬如最近以來頻頻捲入爭議，口碑評價大受影響的財新——
無論是之前使用涉嫌“辱華”的爭議圖片作為封面，還是之後為英國“群體免疫”政策背書，又或者是這幾天為涉嫌性侵養女的鮑某明發文——甚至連總編輯、大名鼎鼎的媒體人胡舒立自己也在微博上錯誤使用“武漢新冠肺炎”這一說法......這一連串的風波，的確值得我們對其質疑、批評、甚至於抵制。
但回顧疫情爆發的前段時間，我們也不能否認，財新貢獻了大量有價值、有深度、有內涵、有質量的報道與訪談——那些媒體人都是單純地為了“利”、為了“名”嗎？
恐怕未必。
新冠疫情擴散爆發、群眾百姓人心憂慮、醫療物資壓力巨大——在那樣的情況下，即使生命高於一切，但他們還是選擇擔當起媒體人的道義，深入後方，為這個特殊的時期傳遞了更多特殊的聲音。
為此，我始終敬佩這些媒體人的職業精神與專業能力——哪怕直至今日，我也依然不吝惜於為他們鼓掌喝彩。
所以大家也始終應該相信，
一家媒體的一篇報道是矇蔽不了社會、欺騙不了人民的——良好的媒體市場下，即使有一家媒體的報道失實，也總會有其他更多的媒體繼續全方位、多方面、持續性地跟進。媒體擔負不起啟迪民智、喚醒社會的重任，當然也不會有麻痺人民、毒害社會的能力。
完備的社會道德、健康的社會輿論不是靠媒體建立的——而對於媒體，我們也實在不應該期望太多，或者失望太多；
樹立底線意識
不過最後，我也想說：新聞精神和政治底線是兩碼事。
在大是大非的問題面前，無論一家媒體的深度訪談、獨家報道有多麼的專業、新聞精神有多麼的感人、為社會提供了多麼有益豐富的聲音——我都旗幟鮮明的堅決反對“夾帶私貨”的行為！
我想：媒體的人設最好應當“低人一等”，我們的媒體應該放一放自己那股子“傲氣”，也放一放自己那股子“高姿態”。
——因為任何人都沒有資格逾越社會道德、公德，甚至於法律的底線“高談闊論”；在很多事件上，我們最好的看法應當是沒有看法——為什麼不可以呢？明明有比我們更加專業、更加高效的人員來處理，我們卻仍想方設法的不停提出質疑、表明存在感，並且希望事件的
走向、反轉與我們的臆想完全一致。媒體要堅守立場，但同時也始終要向公眾傳遞這樣的意識——
媒體生產的觀點和論斷從來都不應等同於事實的全部真相與標準答案。
因為輿論喧譁，偏聽則信；
唯有思想獨立，才能保持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