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是比較政治分析的絕妙對象，不論國家是大是小、是強是弱、是富是窮，是古老抑或新興，關於國家性(stateness)的標準使得我們可以對不同國家進行比較。同時，國家的比較也給比較政治研究者帶來了諸多棘手的難題。今天世界上存在將近200個國家，國家的實然狀態相差如此之大，國家之間幾乎不可能基於某一標準而進行比較了。尤其是所謂瓦解國家、失敗國家、犯罪化國家的出現，一些國家甚至喪失了提供安全環境或汲取稅收的功能，這樣的國家連國家性標準的最低要求都達不到。此外，80年代以來，所有國家都面臨著全球化的挑戰，全球化在很多方面都削弱了國家對其民眾的統治能力以及民眾與國家之間的聯繫，這也讓許多國家看起來缺乏國家性。本文將探討在這一情形下，我們在比較政治學中發展國家研究的困難與希望。
標準世界地圖
應然與實然：單一模版與多元實踐的張力
國家的應然圖景：兩張面孔
關於何為國家的單一模版雖然受到了衝擊，但簡單放棄國家的應然概念仍然是不可取的。不論是有效國家還是所謂的失敗國家，國家仍然在結構上存在明顯的相似性，所有國家都有外交部、財政部、議會和法院等機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地區中，國家結構的相似圖景是被廣泛共享的。這也顯示出了國家的第一張面孔，即在一個廣闊且有清晰邊界的領土範圍內，一個連貫且勝任的主體制定並執行管理人們生活的主要規則。如果第一張面孔凸顯了社會控制，第二張面孔則更加柔和，包括代表、忠誠和動員。在這裡國家不是高於民眾，而是來自民眾並嵌入民眾，成為民眾集體意志的代表。因此，關於國家的應然圖景是存在張力的。一邊是硬核的、社會性、控制性的國家，被韋伯界定為"在給定領土內，對合法使用武力的壟斷"是"人統治人的關係"；而另一邊是柔性的、代表性的國家，來自涂爾幹和盧梭所表達的社會團結和公共意志。
國家的權威既要求民眾的服從，又要求民眾的忠誠。對所有國家而言，行使權威和獲取忠誠都帶來了相似的挑戰。一是如何治理高度異質性的民眾？民眾通常由多重、甚至相互衝突的宗教、族群、部落、文化、語言和經濟群體所組成，這些群體和其中的個人又具有大不相同的偏好、觀點和需要。二是國家如何獲得所有重要群體的忠誠來動員民眾為維護國家保衛邊界做出犧牲？國家標準圖像和國家所面臨挑戰的相似性，使得在不同時間、空間和情景下的國家都可以被認為是相同的，也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國家實然實踐的多樣性
儘管國家間有相似的制度結構，但其最重要的功能性、內在性因素則可能有很大差別。早在19世紀初期，國際法律秩序就將歐洲國家與其他"未開化的國家"區別開來。在21世紀，學者依然對那些偏離了歐洲現代國家模式的國家貼上"準國家"或"失敗國家"的標籤。這種排除法或許讓我們可以簡潔地使用某種範式來概括國家，但也會讓我們忽視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司法意義上的國家在當今世界的實際情況。
典型的失敗國家——處於戰亂中的索馬里
國家的數量在20世紀有了大規模的增長。國家在數量上的增長大致可以歸為三波。第一波來自於一戰後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瓦解。第二波來自於二戰後英法等殖民帝國在亞洲和非洲的瓦解。第三波來自於蘇聯的瓦解，在較小的程度上還包括南斯拉夫以及埃塞俄比亞的解體。在第一波浪潮下出現的國家，其領導人有強烈的動機去建設那些獲取物質和非物質支持的制度。在一戰後的國際和區域環境中，對於各個國家而言，入侵、征服、領土變更甚至國家滅亡都是實實在在的威脅。國家存亡取決於領導人能否建立統治，徵稅，構築國民的忠誠以及動員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一戰後興起的國家走過了與早期歐洲國家在現代國家形成階段相似的道路。但一戰後的新興國家並不符合標準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在一戰爆發時已經有了廣泛的影響，一戰後新興國家的領導人已經失去了將土地上的所有民眾構建為國族的最佳機會。二戰後，從1947年印度的獨立開始，世界掀起了長達20年的獨立浪潮，世界歷史條件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廣闊的領土範圍內以及高度異質性的民眾上建立有效國家絕非易事，需要消耗巨大的成本。二戰後獨立的國家也不再像之前的國家那樣面對領土變更和生死存亡的威脅，因而國家的領導人也缺乏足夠的動機去構建一個有效國家。冷戰時兩大超級大國對新興國家的爭取也削弱了這些國家從民眾中汲取資源的動力。外國援助、外國直接投資以及國際貸款大量投入到亞洲和非洲的新獨立國家中，這讓新獨立國家不必經歷從其民眾中汲取資源的痛苦過程。這也使得這類國家的國家能力相對較差。蘇聯解體後產生的許多新興國家也面臨著幾乎相同的問題。
巴爾幹地區國家的變遷
20世紀的新興國家與普通人對於國家的一般性預期相差甚遠，二戰後許多學者認為這類國家必須要經歷一個"政治發展"的過程以逐漸接近標準圖景中的國家。隨著新興的後殖民國家陷入到接連的政變、無休無止的內戰、國家職能犯罪化以及長期的經濟停滯甚至衰退，許多學者甚至政策制定者發現他們關於現代化的理論遭受著嚴重的挑戰。
比較政治分析中國家研究的新進路
較新的研究不再過度依賴基於歐洲經驗的國家應然圖景，而是吸納了不同國家的不同實踐，即便有些國家與歐洲式的國家圖景並不接近。學者們拓寬了比較政治學中對於國家的理解，不再根據他們與歐洲式的國家的偏差而用一種二分法來處理非歐洲的國家。本文將主要關注兩類研究，一類研究關注"政治軌跡(political trajectories)"，一類研究屬於"整合性的比較分析(Integrated comparative analysis)"。這兩類研究都起源於政治學中已有的研究傳統。政治軌跡類的研究主要起源於比較歷史分析，整合性的比較分析致力於將大樣本分析與案例研究相結合。
政治軌跡
在過去十年來，社會科學正在見證歷史分析的復歸，在方法論層面上，學者們比過去更加重視事件發生的時機、次序和情境。政治軌跡分析關注國家形成時以及國家發展中其他關鍵節點時的世界歷史條件。他們關注那些關鍵精英、社會力量、制度以及環境以不同方式進行混合時對國家實踐多樣性的作用。對地方社會力量和普遍性的全球力量的關注使得政治軌跡分析與過去的社會歷史研究和結構主義研究相區別，後兩者都傾向於忽視邊緣地帶的行動者。
歷史上長期處於西班牙殖民統治下的中美洲
政治軌跡的研究關注制度是如何發展的，其發展方式可能和催生他們的歷史力量相去甚遠。Ziblatt（2006）基於對意大利和德國聯邦制歷史發展的分析，探討了中央政府在其所宣稱統治的領土上控制力的不確定性和不均衡性，以及中央與偏遠地區治理安排的多樣性。Boone(2003)也基於對西非國家的研究，通過對中央權威與地方精英互動的分析來解釋國家對其領土控制能力和控制形式的多樣性。Mahoney利用關鍵節點這一概念，他提出中美洲精英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這一自由改革時期所做出的種種選擇，為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裡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奠定了基礎。Slater則更加關注關注精英互動和關鍵事件發生的時機，他試圖解釋為何在經歷了相似的歷史影響後(例如日本的佔領），在相同的世界歷史條件下（二戰後），東南亞國家的政體穩定性和國家能力卻有很大差別。他發現東南亞國家中，較為有效的國家往往在建立威權體制之前就發生過具有高度威脅性的衝突，這給了國內精英團結起來建設高效集權的國家體制的必要條件。而在內部衝突更為可控的國家，精英則不願投入成本開展國家建設。在Slater的研究中，威脅性事件發生在政體確立之前還是之後影響了國家建設的結果。在這類研究中，單獨使用個人理性或制度邏輯都不能解釋所發生的歷史變化，很多解釋都來自於有不同目的的行動者的互動過程，而所發生的結果可能是這些行動者未意料的。
東南亞國家
整合性比較分析
整合性比較分析致力於在比較政治研究中連接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對於量化和質性研究的整合有兩種模式，一是"同線模式(on-the-line)"，用大樣本分析來進行因果分析，再用個案研究來闡述和深化量化研究的發現。第二種是"異線模式(off-the-line)，致力於實現大樣本研究與案例研究的對話甚至辯論，即用大樣本研究來說明可能發生什麼，再用案例研究來提出確定性的論斷，從提出可能發生什麼到提出必須發生什麼。大樣本研究可以提出寬泛的解釋，而對具體案例的觀察可以讓我們修正甚至拋棄原有解釋。Benjamin Smith就採用這種模式來研究石油財富和政治穩定的關係。Smith利用107個國家的數據來分析石油財富與政權失敗、反體制抗議和國內武裝衝突之間的關係。他發現，由於能夠投入大量資源建設強制機關，樣本中富有石油的國家有很高的政權穩定性。Smith還發現有一些統治者能對複雜的國家制度進行建設，而不僅僅是通過對強制機關的建設而維持政權穩定。他對印度尼西亞和伊朗進行了比較，印尼建國之初並沒有大量的石油收入，統治者仍有動力推動國家建設來汲取稅收，而伊朗起初就有大量石油財富而不具有建設複雜制度國家制度的動機。Smith的研究及沒有讓質性研究壓過量化研究，也沒有讓歷史制度路徑壓過理性選擇路徑，他的分析是融合性的。
走向多層次、多範式的國家研究
政治軌跡和整合性比較分析都沒有采取單一、直接的分析路徑，基於歷史條件和時機去進行更具有開放性的分析，迴避了那些早期結構主義作品中決定論的研究取向。這些研究正在重新將政治引入國家研究，關注國家和社會中的競爭性力量，尤其是中央國家精英和地方精英之間的競爭。對於國家的研究正在將國家作為一個層次、多目的的實體，其內部各個部分常常以相互衝突的目的進行運轉。具有內部複雜性的國家運轉於同樣複雜的環境中，這一環境既影響著國家又受國家所影響。這種複雜性則來自於國家的兩張面孔：控制的面孔和代表的面孔。這一複雜性也體現了國家在應然圖景上的相似性和在實踐上的多樣性。這一複雜性中至少包括三種不同分析層次的力量在與國家的相互關係中發揮作用，一是全球性力量，二是區域性的力量，三是國內獨特的社會文化力量。
國家的複雜性已經把國家研究變成了一個折衷的事業。它需要文化主義、結構主義和理性主義以及歷史、案例和定量方法的混合。不同的視角強調了國家的多樣性，以及它們與國內、區域和全球環境的相互作用。許多研究國家的政治學家放棄了理性主義、結構主義或文化主義的單一研究路徑，他們已經開始迴避對國家進行高度的概括，這種概括使國家脫離具體情境，並且他們已經從線性的因果模型轉向了面向過程的分析；從比較靜態分析到歷史分析，強調時間和次序的重要性。所有這些變化都為國家的比較提出了更有趣的問題，並提出了更豐富、更令人滿意的解釋。
文獻來源：Migdal, J. S. (2009). Researching the state. in Lichbach, Mark Irving, and Alan S. Zuckerman ed.,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pp. 162-192.
作者簡介：米格代爾，師從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華盛頓大學政治系榮休教授
編譯：趙德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