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法治週末記者 趙晨熙
最近，諸如韓國“N號房”等一些性犯罪案件刺激著人們的神經，如何讓孩子有正確的認識性、如何對孩子進行正確的性教育也成為人們關注和討論的焦點。
作為教書育人的學校，在性教育方面同樣不應“缺席”，但一個尷尬的現實卻是目前鮮有學校開展專門的性教育課程。對此，法治週末記者採訪了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文利、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銀河和“女童保護”公益項目主要發起人孫雪梅，對學校開展性教育的必要性、面臨的困境、如何助力開展性教育等內容進行了探討。
校園性教育處於“四無”局面
法治週末：對於預防性犯罪、加強性教育，學校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劉文利：從國際已有的研究看，學校性教育應該是最有效的一種方式，因為它是在正規的教育場所，有專門的教材和專業的老師來指導。
性教育的關鍵時期是在兒童少年期，在這一時期所接受的性教育會影響到一個人的性知識、性別角色行為、性別自我表現、動情反應以及今後性目標選擇等，因此做好校園性教育工作，對於青少年正確認識性知識，對性有積極健康的態度，以及防範性侵害等方面都是有明顯效果。
孫雪梅：“女童保護”統計，2018年全年，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18歲以下）案例317起，受害兒童超過750人（表述為多人受害但沒寫具體人數的，按3人計算），這其中，14歲以下的比例為80%，7歲至14歲受侵害比例較高，這說明這一階段的孩子雖然年齡在增長，但防範性犯罪的意識和能力並沒有提高。所以，這一階段學校提供的性教育包括防性侵教育至關重要。
法治週末：目前，我國校園性教育開展情況如何？
李銀河：目前，我國尚未形成系統的校園性教育體系，儘管教育部在2008年印發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中提到要將性教育納入健康教育框架，但目前學校性教育實際開展情況並不好。比如，有些學校認為生物課裡面有生殖系統的相關內容，認為這就相當於開展了性教育，但事實上，性教育有著非常廣泛的教育內容，專業性很強，不是生物課、心理健康課的部分內容就能替代的。
劉文利：坦率地講，學校性教育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學校性教育幾乎都處於沒有系統的課程、沒有正規的教材、沒有經過培訓的專業老師、也沒有教學效果監測的“四無”局面。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多年來也在撰寫提案，通過“兩會”代表委員提交，希望能夠把性教育納入到我國義務教育課程體系中，但實際推行舉步維艱。
“談性色變”，學校推行“性教育”需過家長關
法治週末：校園性教育推行有何阻力？
劉文利：首先是制度層面的，要在學校裡開展正規的性教育課，必須要有相應的課時、專業的教材、受過培訓的教師，但目前這些都沒有制度支撐，就很難開展。
以教材為例，我們曾經編寫的《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只能算作校本，有學校感興趣，開展性教育可以將其作為授課的材料使用，但要想讓性教育真正走入每個校園，必須要有相應的由教育部門組織編纂並審核的教材，但尺度是什麼？誰來編寫？這些都要有制度的支撐。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學校開展性教育的積極性也不高。受制於傳統思想的影響，有些家長“談性色變”，學校校長重視性教育，也願意讓老師接受培訓後開展性教育課，但有家長質疑學校為什麼教這個內容？到教育局去告你，學校自然就不肯再幹這件事。
李銀河：我認為當前最大的阻力是人們對性教育的觀念沒有改變，學校推行性教育如何過“家長關”是關鍵。
在很多家長看來，和孩子談論性是難以啟齒的，對孩子提出的有關性的問題都避而不談，害怕孩子本來不懂，給他講了，懂了，就會去做不好的事情，都希望孩子越晚瞭解越好。
但掌握性知識是每個人的權利，每個年齡段的孩子對性知識的渴求也是不一樣的。家長不講、學校不教，孩子無法從正常渠道去獲取性知識，就只能通過上網、觀看視頻、書籍等自行獲取，這樣反而會讓他們接觸到不健康的性知識，甚至引發性犯罪。
因此，推動校園性教育需要提高全民對性教育的認識和接納程度，把性作為社會文明當中的一部分來告知孩子，不能忽視孩子性教育的需求。
性教育教材不應只針對學生，還需有家長的
法治週末：從兒童身心發展規律來看，校園性教育適合從哪一年齡段開始？
劉文利：在我看來，所有年齡段都應該對孩子進行性教育，就學校來說，結合性教育做得好的國家的經驗，義務教育階段應該是強制的，從小學一年級到初中畢業都應該有性教育的內容。
如果從基礎教育階段而言，幼兒園和高中也應考慮加入，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認知水平的提高，對性的理解會逐漸提高，在每個年齡段其實都需要正確的引導。
法治週末：完善的性教育教材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學校開展性教育在不同年齡段應著重普及哪些內容？
劉文利：性教育其實有非常廣泛的內容，從2018年聯合國發佈的《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就能看出，其中不只包含人體生殖衛生，也囊括了防範性暴力、人際關係、性權利、價值觀、性別平等等眾多內容。
學校開展性教育應注意結合年齡段，普及這一階段所需的知識。比如在幼兒園，要讓孩子認識自己的身體、知道身體的隱私部位是什麼，不能讓別人隨意觸碰；到了青春期，身體發育會帶領各種變化，要通過性教育正確引導學生看待這種變化；初中就要講一些關於懷孕、避孕等知識。
還有一些內容是貫穿始終的，在每個階段都應強調，比如，如何拒絕並保護自己的身體不被他人侵犯；還有性別平等，不能基於性別對其他人進行欺凌等。
性教育不僅傳遞性知識，還培養學生對性的積極態度和尊重、包容、多元、平等的價值觀，還有溝通、協商、拒絕、尋求幫助、作出負責任的決策等生活技能。
李銀河：我認為性教育教材不應只針對學生，還需要有家長的版本。
我在北歐見到過一套性教育教材，有學生、老師還有家長3個版本。其實性教育對老師而言也是挑戰，比如，個別敏感詞彙如何讓孩子更好地去理解；對於一些孩子提出的“超齡”問題如何去解答並做正面引導等。
家長方面則更為關鍵，除了能讓他們有效應對孩子的提問外，更能提高他們對性教育的正確認識。
性教育絕非只是學校的責任，事實上，沒有家長的支持與理解，學校不僅很難開展性教育課程，即便開展，也會因無法和家庭聯動，起不到應有的效果。對家長的性教育是讓他們知道孩子想要獲取性知識是正常且必要的，不應讓孩子去自行摸索，而是由成年人給予他正確的引導。事實上，有些話題更適合家長去和孩子談論，比如，很多孩子都會問：“我是怎麼來的？”這個問題家長去認真回答，也能增進家庭成員的親密關係。
法治週末：短期內全面推行校園性教育恐怕還有難度，在性教育，尤其是防範性侵方面，學校還能做些什麼？
孫雪梅：2018年發生的317起兒童性侵案例中，師生關係案例71起，佔比33.80%，校園也是性侵兒童案件高發地。
學校對學生有監護職責，首先要制定規範，管理好教職員工，比如，老師不能單獨叫孩子到辦公室並且關著門、不能帶孩子去教師住所等。同時要教授學生一些必要的防範知識，提高防範能力。
除了性教育外，學校的另一個重要工作就是要幫助一些受侵害的孩子重返校園。這不僅需要學校保護好孩子的隱私，還要對受害者提供專門的心理輔導和援助，讓她們儘快迴歸正常生活。
（管依萌對此文亦有貢獻）
來源：《法治週末》2020年4月23日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