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 栗子君說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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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第一次對電影產生觸碰的念頭，是因為這部《鋼琴師》。前幾天，父親讓我給他下載幾部諜戰、戰爭片，鬼使神差，我又以拉片的速度，非常緩慢的重溫了這部電影。
倘若拋棄對歷史、戰爭和人性的反思，我們談這部電影的時候，究竟在討論什麼？看了熱度第一的長評，只感覺他有些激進。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絕不意味著缺乏個人情感和藝術表達。一切都需要細化，但是細化，並非對框架結構和整體認知的模糊化處理。從語言文字到影像，是一個躍遷。科技發展到今天，人類文化載體的更迭速度實在太快，以至於我們不得不研究，作品的內容如何跟上形式的步伐。甚至，某種程度上，內容是向後看的。它不停地回望過去，向原點回溯。
《鋼琴師》的獨特之處恰恰在於導演沒有把被歷史無情地捲入時代風暴的席皮爾曼塑造成一個與納粹法西斯血戰到底的自由戰士，在波蘭斯基的鏡頭下是冷酷的現實和一個高大瘦弱的年輕鋼琴家整日慌慌張張地東躲西藏和苟且偷生。這種僥倖飽含著個人的無助與辛酸，他沒有選擇拿起武器反抗，也沒有被關進集中營，這恰好為觀眾提供了一獨特的視角去冷靜地觀察這場人類浩劫，去細細體會絕境下的生存之艱。
在納粹法西斯的陰雲籠罩下，即使是馳名業界的偉大音樂家，在殘酷的戰爭面前也要跟普通人一樣面臨死亡，再傑出的才華、再高雅的段位，此刻也得像螻蟻一樣放下尊嚴，不分貴賤地倉皇逃生，躲避蓋世太保的天羅地網。猶太人的生命賤如草芥，往日的榮光已成塵埃，所有的夢想已在他人的掌控中化為雲煙——種族貴賤，逼你識得自己的卑微。
影片中孤獨與絕望的情緒貫穿始終，主人公席皮爾曼目睹了華沙城裡發生的一切。鏡頭輕輕地撫摸著席皮爾曼憂鬱的面龐，他緊張關注著滿街的屍首，悲憫地旁觀世人的生命在瞬間破碎。在這些鏡頭下纏繞著許多令人難忘的場景，流轉著一幕幕真實的存在主義生死劇。席皮爾曼那張表情微妙的臉從電影開頭的驚懼到後來的麻木實在是真切之甚。及至影片的結尾，看著一批批的猶太人在各種方式下死亡，這時席皮爾曼的眼中已經沒有了任何多餘的表情。死神如影隨形，用各種方式上演著關於死亡的一切。他穿梭在其中，只是為了生存；他跪在蓋世太保的腳邊，也只是為了生存。如同影片中地下黨人梅耶克所說的那樣：“活著，要比死去更艱難。”
藝術家的苟且，比常人更有份量感。在硝煙的籠罩之下，席皮爾曼像只過街老鼠般在1944年的華沙廢城中倉惶流竄，躲避，裝死，覓食。他活得那麼卑微，那麼狼狽，脆弱得隨時都有像只螻蟻被捏死的可能。作為一個落魄如狗的流亡者，他藏匿在僻靜的廢墟里，被飢餓和死亡狠狠地攫住，滿臉骯髒的鬍鬚讓他看起來就像十字架上的受難基督。求生的本能讓他一次次地躲過死神的追捕，但是他躲不掉孤獨，無邊無際的孤獨，那是我們任何不曾經歷那場戰爭的人所無法體會到的感覺。在戰爭中，一個普通人，沒有生命尊嚴，沒有革命理想，在失去了親朋至愛之後，甚至沒有屬於自己的未來歸宿，支撐他的，就只能是活下去的本能。
所以說，歷史多義的闡釋方法歸根結底是由敘述者的背景、權利話語和先驗性來決定的。當導演運用電影語言來重塑歷史時，不同的生活環境和人生經歷是同題材影片敘事差異所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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