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这个人我们再熟悉不过，但我们熟悉他，却是因为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在文章中，毛主席用极尽辛辣的语言讽刺这位美国驻华大使，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美国侵华势力的代言人。那么，真实的司徒雷登是什么样的？就让我们翻开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全名叫约翰•雷登•斯图尔特，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他于1876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父母都是传教士。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年纪轻轻，名叫约翰•林顿•斯图尔特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杭州。此后，夫妇俩在杭州生活了半个世纪，并一直在杭州传教，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1876年，司徒雷登在杭州出生，所以他是中国“户口”。和他的父母一样，司徒雷登也成为了一名传教士。从神学院毕业以后，1902年，司徒雷登成为了一位牧师。1904年，司徒雷登携新婚妻子爱琳回到杭州，学习汉语，并跟随父亲到中国许多地方传教，成为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1906年，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在杭州出生。1908年，司徒雷登被南京金陵神学院聘为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司徒雷登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1918年下半年，美国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令，让他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1919年春天，燕京大学建校，司徒雷登出任校长。
在出任燕大校长以后，司徒雷登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燕京大学的建设中。燕京大学在最初的时候，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规模很小，学生只有94人，教员中仅有两位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外籍教员几乎没有，经费不足，只够开销的一半。出任校长以后，司徒雷登一边改善原有的小摊子，一边策划另起炉灶。从1922年起，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有了经费后，他决定给学校另选新址。在寻遍北京四郊，司徒雷登找到了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这里原是清代一个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为此，司徒雷登专门到陕西会见陈树藩，陈对建校很感兴趣，以6万大洋将地产卖给燕京大学，并把其中的1/3捐作奖学金。经过数年建设，1929年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燕京大学的新校园，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也是中国大学校园的经典作品。
有了学校，自然就需要老师，司徒雷登深知，一所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司徒雷登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教师，教师不必信奉基督教，按照西方大学教员等级，中外教师同等同酬，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的人，司徒雷登亲自登门拜访，高薪聘用。一时间，燕京大学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系有萧公权等人，其中任何一位，都是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学术泰斗。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则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其中冰心毕业后还在燕京大学国文系做过老师。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国的新闻特派员，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在他的倡导下，燕京大学学术自由，成为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典范。
除了办学，司徒雷登在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期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先生（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择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合作，但司徒雷登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天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此外还建立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后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所能看到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主持燕京大学学生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并亲自带领学生游行。从1937年到1941年，司徒雷登继续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在沦陷的北平继续办学，为了安全起见，燕京大学挂起了美国国旗。除了办学，司徒雷登还积极营救被日军抓捕的燕大学生，为了和日方周旋，他还聘请了一位会说日语的燕大校友作为校长秘书。期间，日军提出让日本学生进入燕京大学读书的要求，司徒雷登表面同意，却在暗地里坚持按照考试成绩录取，结果虽然有日本学生报考，但因为成绩不合格无一人被录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被捕，并被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里，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被释放。
二战结束后，司徒雷登被杜鲁门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1947年7月，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职。他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试图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但可悲的是，蒋介石不听他的，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党，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最终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内战全面爆发。内战爆发当天，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让步。”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其他数十个国家的驻华使节随国民政府迁到了广州，但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他想和中共保持接触。期间，司徒雷登提出前往北平，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然而，美国国务院拒绝了他访问北平的要求，司徒雷登不得不离开了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中国。1962年9月19日，86岁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故。去世前，司徒雷登留下遗言，归葬中国。2008年，经过中美两国友好人士的努力，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了中国。当年11月17日，在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老校友们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墓园，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把一生都给了中国，早年他在中国传教，后来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建设和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努力，抗战期间他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活动，积极营救被日寇抓捕的学生，自己还被日军关进了集中营，战后他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奔走。然而，因为他是驻华大使，他必须为美国的政策服务，而这也让他背了不少骂名。但是，客观的说，司徒雷登是一个好人。或许，“别了，司徒雷登”应该换成“别来无恙，司徒雷登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