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當深化與日韓、東盟產業鏈供應鏈合作，加強與歐美產業合作，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合作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全球產業鏈受到嚴重衝擊，中國也面臨若干挑戰。一方面，新冠疫情可能使部分產業鏈的外遷
文｜袁佳 莫萬貴
金融危機後全球部分產業鏈有所縮短，全球產業鏈區域化趨勢顯現。新冠疫情將加速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多元化和區域化進程，北美、歐洲和亞洲三大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的地位將進一步凸顯，但長期看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
中國應堅持做好自己的事，繼續深化改革開放，改善營商環境，積極推動國際合作。一是順應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轉移趨勢，深化與日韓、東盟產業鏈供應鏈合作，強化中國在亞洲區域價值鏈的核心地位。二是加強與歐美產業合作，力避“斷鏈”和“脫鉤”。三是積極發揮多雙邊平臺重要作用，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合作。
一、影響全球產業鏈的主要因素
影響全球產業鏈的因素大致主要有三類：一是經濟因素，主要從經濟成本和效率等方面來影響；二是政治因素，如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要求“製造業迴歸”等；三是衝擊類因素，包括自然災害、瘟疫、地緣衝突等，主要從產業鏈供應的安全性等方面來影響，如本次新冠疫情衝擊帶來的“斷鏈”風險。
經濟因素是影響全球產業鏈的最主要因素。經濟因素包含的內容有很多，如要素稟賦、技術水平、市場規模和軟硬件配套設施等，主要從經濟成本和效率方面來影響產業鏈的分佈和變遷。最初，基於要素稟賦的成本控制是跨國公司進行全球生產佈局和產業轉移的重要考量。隨著全球化分工的不斷深化，全球產業分工對其他因素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如勞動力技術水平、市場規模、知識產權保護、營商環境、軟硬件基礎設施等都成為跨國公司戰略佈局的重要決策因素。很多亞非拉等發展中經濟體雖然勞動力成本很低，但由於國內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法律法規不完善、勞動力素質較低、基礎設施落後等原因，並未能有效參與全球分工和全球產業鏈佈局。隨著全球產業鏈的進一步發展，生產要素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重複流通次數越來越多，這種情況下地理距離過長會增加生產和貿易的物流成本和時間成本，最終影響最終產品的生產和貿易成本，使地理距離重新成為產業鏈佈局的重要影響因素。
政治因素成為影響全球產業鏈佈局的重要變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為了鼓勵製造業迴歸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通過《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案》《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美國製造業促進法案》等稅收和融資優惠措施以及設立相關機構，以減輕企業負擔，鼓勵製造業迴歸。近年來，美國還通過一系列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措施，製造經貿摩擦，在區域自貿協定（如《美加墨協議》）中推行新的原產地規則和“毒丸條款”等多種方式，企圖將中國排斥在全球價值鏈之外。美國總統高級顧問納瓦羅曾公然表示，貿易戰就是為了“讓產業鏈遷出中國”。出於地緣政治動機而採取的影響市場準入的措施也可能會改變產業鏈的全球佈局，例如近來美英等國採取的禁用華為設備等舉措。實際看，以上成為跨國公司在全球產業鏈佈局時需要考慮的不確定性因素，可能會加速部分產業的轉移步伐。
衝擊類因素會對全球產業鏈安全帶來很大影響。 新冠疫情暴發後，各國普遍面臨嚴重衝擊，多國採取了關閉邊境、取消航班、限制貿易和人員流動等過度限制措施，嚴重干擾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與分銷網絡，一度造成嚴重的“斷鏈”風險，這也導致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收縮供應鏈、多元化產業鏈等方式，以效率和成本為代價換取穩定充足的庫存。
從歷史經驗看，資本逐利和技術進步是全球化發展的主導力量，也是影響全球產業分工的原動力，故從長期視角看，經濟因素是影響全球產業鏈格局的根本性因素，政治因素和衝擊類因素主要是在短期對全球產業佈局造成擾動，如果基於政治考量或分散風險等考量而採取的政策措施未能轉換為一國的長期競爭優勢，那麼最終政治因素和衝擊類因素對全球產業鏈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將逐步削弱。
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產業鏈有所縮短，區域化苗頭顯現
二戰以來，由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產業轉移不斷加速，疊加中國加入WTO融入全球產業鏈，形成了當前全球產業鏈格局。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產業鏈長度開始縮短，貿易強度也開始下降。1990年－2007年，全球貿易額年增速比實際GDP增速平均高出2.1倍；但2011年－2016年，全球生產分工明顯放緩，國際貿易額增速明顯低於GDP增速，全球貨物貿易與GDP之比連續七年下降，為二戰後最長的一次貿易衰退。尤其是中間品貿易明顯放緩，從產業價值鏈看，幾乎所有生產類價值鏈（知識密集型服務除外）的貿易強度都在降低（見表），純國內生產活動的份額有所上升，全球價值鏈活動佔全球GDP的比重持續下降。2011年－2016年，全球複雜價值鏈、簡單價值鏈（簡單全球價值鏈是指只進行一次跨境生產；複雜全球價值鏈是指兩次及以上的跨境生產）與GDP之比分別下降1.65個、1個百分點，純國內生產佔比上升1.49個百分點。
表：2000年－2017年全球價值鏈貿易強度變化
注：貿易強度是指總出口與總產出的百分比。資料來源：根據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資料整理。 製表：於宗文
全球產業鏈的縮短，主要是因為區域內產業鏈的比重上升。2000年－2012年間，區域內的國際商品貿易（非遠距離貿易）與全球總貿易之比從51%下降到45%。但近年來區域內貿易規模加速擴大，2013年－2017年區域內貿易與全球商品貿易總量之比增加2.7個百分點，區域間貿易規模逐漸縮小。商品生產價值鏈，尤其是價值鏈強度較高行業的區域集中度越來越高，全球化屬性有所減弱。目前全球生產、貿易和消費結構呈現以美加墨為核心的北美鏈、以德法為核心的歐洲鏈和以中日韓為核心的亞洲鏈三大區域網絡。其中，亞太價值鏈作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目前生產鏈條最多、參與國家最多、貿易額最大和分工結構最為複雜的區域價值鏈體系。2019年亞洲製造業GDP超過7.1萬億美元，佔全球製造業總產出的50%以上，其中中國為4.1萬億美元，佔亞洲的58.3%；日本為1萬億美元，佔比為14.7%；韓國為5000億美元，佔比為6.3%。此外，全球產業鏈的主要佈局者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與其區域內國家簽訂了大量高水平的區域自貿協定，以規範生產活動和價值鏈貿易，進一步強化了產業鏈的區域屬性。
三、新冠疫情將加速全球產業鏈的多元化和區域化
新冠疫情後，不少國家的內顧傾向可能增強，對安全和穩定性的要求上升。國際分工的專業化和細分化，導致部分產業鏈過於集中在某個國家或地區，造成全球產業鏈脆弱性較高。一旦遇到部分重大沖擊（如此次新冠疫情等），將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嚴重的“斷鏈”風險。此次新冠疫情後，不少國家可能出於分散風險、強化關鍵戰略產業的供應安全等考慮，紛紛加快產業迴流的戰略部署。例如，美國通過稅收槓桿迫使跨國公司將海外利潤生產環節回遷本國；日本出臺的經濟刺激計劃，通過“供應鏈改革”支持日本企業把產能搬回國內，或實現生產基地多元化，重點是鼓勵口罩、酒精消毒液、醫用防護服、人工呼吸器等與國民健康相關的產業迴歸國內；歐洲的英法德等國則提出加強醫療設備等戰略重要性物資的生產，減少對外依賴等。疫情防控中，對防疫物資安全和產業鏈安全的考量，各國的經濟政策愈加內顧，尋求供應鏈的多元化也成為企業戰略的共識。但是，在全球經濟交互滲透的情況下，產業鏈的重組並不會帶來各國經濟的徹底割裂，人們只會在經濟社會安全與成本效益間做新的平衡。
兼顧風險和成本，全球產業鏈的區域化特徵將進一步凸顯。面對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等“鏈條”的脆弱性問題，在風險規避驅動和政府主動引導下，跨國公司在全球生產供應鏈佈局將兼顧效率與風險的平衡，而非僅考慮收益成本問題，這將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向多元化發展，也是全球產業鏈轉型的重要方向。新冠疫情進一步凸顯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脆弱性，暴露了大多數企業過於依賴一兩個主要供應來源的風險。很多企業會重新評估其供應鏈，建立更有彈性、多元化的供應鏈，規避貿易壁壘，降低突發事件衝擊，防範供應風險。供應鏈重組並不必然意味著本土化，而是通過地區多元化來降低風險。以微芯片供應鏈為例，日本在全球微芯片供應鏈中佔據重要地位，但福島核事故後，很多跨國公司為分散風險，開始將部分採購和生產轉移到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而非轉回本國。因此，未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更可能在全球不同地區區域化或集群化生產，如在亞洲、美洲、歐洲、非洲等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產業鏈集群，既能實現全球的水平分工，又能實現垂直整合的生產關係。
短期內，部分跨國公司可能會由於經濟預期和自身財務等問題，對投資持觀望態度，部分延緩產業鏈轉移步伐。在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全球經濟面臨衰退的背景下，跨國公司的投資決策趨於保守，更多的將保留現金、減少投資，而非擴大資本開支。摩根士丹利研究報告調研發現，原本一些跨國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國以外投資設新廠，或者在其本國加大自動化投入，疫情導致這些意向延期，認為新冠疫情將放慢而非加快產業鏈搬離中國。如果疫情持續時間較長，從全球經濟衰退演變成危機，全球投資將陷入衰退，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轉移步伐可能進一步減緩。
中長期看，隨著全球疫情結束以及復工復產，企業出於成本和分散風險的考慮，將繼續推進產業鏈的多元化和區域化。新興經濟體勞動成本上升、機器自動化等將成為產業鏈區域化的內生因素。尤其是隨著雲計算、工業互聯網和自動化等信息技術向智能化、分佈式方向發展，這都將使得產業鏈變短變平，加強其區域化發展趨勢。發達經濟體支持產業迴流的政策等則是外生因素。不過，基於分散風險考慮的產業鏈多元化，一方面可能會使全球產業鏈更加安全、更具彈性，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各國難以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生產，如果過於強調產業鏈的區域化、本土化，可能導致生產效率過低、最終產品價格更高、質量更低等問題，有違經濟發展初衷和全球化基本原理。
四、全球產業鏈重構下中國的挑戰及機遇
（一）中國面臨的挑戰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全球產業鏈受到嚴重衝擊，中國也面臨若干挑戰。一方面，新冠疫情可能使部分產業鏈的外遷步伐有所加快。新冠疫情前，在中美經貿摩擦日益升級、中國勞動力等成本上升背景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如傢俱、玩具、紡織品等）、加工貿易行業及以美國市場為目標的中低端產業已經開始了外遷進程。2019年，中國對美出口機電產品主要被墨西哥、日本、德國等替代，而家電、玩具等主要被越南、加拿大、中國臺灣地區所替代，紡織品主要被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亞等替代。新冠疫情後，隨著各國政府鼓勵涉及國家安全和基礎民生的產業（如醫療設備、藥品、軍工、高科技產業等）迴流，以及跨國公司出於兼顧成本與分散風險等考慮而調整產能佈局，降低在華生產的產業鏈比重，中低端產業鏈可能繼續外遷。
另一方面，中國面臨被排除在某些區域產業鏈之外的風險。美歐日等近年來簽訂的若干高標準自貿協定，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美墨加協定》（USMCA）、《歐日經濟合作伙伴關係協定》（EPA）等的簽署和落地會進一步強化北美、歐洲和亞洲三大板塊的區域化屬性，但中國並未參與這些高標準自貿協定，可能面臨或多或少地被排除在這些區域之外的風險。中國雖然是亞洲產業鏈價值鏈的主要參與者，但主要位居中低端生產環節，未來如何能通過參與高水平自貿協定，推動區域貿易投資一體化，對於有效利用和更好地參與亞洲產業鏈價值鏈，逐步提升自身的亞太分工地位至關重要。
（二）中國可能的機遇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多元化和區域化並不意味著“去中國化”，相反未來中國作為亞洲產業鏈價值鏈的核心地位有望進一步鞏固，而且中國也是全球產業鏈多元化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制度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之所以能夠有力推進，根本原因是黨的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發揮了無可比擬的重要作用。作為全球產業鏈的重要環節，中國成功地復工復產不僅對國內經濟恢復有著重要作用，也展現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大韌性以及相對其他市場的製造優勢，體現了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強大生命力和顯著優越性。第二，市場優勢。中國擁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和規模，未來外資在華企業可能會盡量把面向中國市場的全產業鏈放在中國。即便跨國公司出於多元化考慮，存在轉出部分產能的可能，但由於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和潛力，未來中國依然會是跨國公司最重要的市場之一，產業鏈大規模外移的可能性很小。中國美國商會發布的2020年《美國企業在中國白皮書》顯示，多數美國企業認為，中國國內消費和日益龐大且富裕的中等收入群體崛起帶來的增長是它們發展的最大機遇，持續性經濟和市場改革是第二大機遇，因此儘管面臨疫情、中美經貿摩擦等部分負面因素，大多數美國企業並沒有離開中國的打算，不少企業還計劃擴大對華投資。中國歐盟商會與羅蘭貝格諮詢公司發佈的《中國歐盟商會商業信心調查2020》顯示，中國市場對大多數在華歐盟企業有著強烈吸引力，超六成受訪者表示中國仍是其前三大投資目的地之一。而且，部分尚未在中國投資建廠的企業，出於分散風險、擴大市場規模等考慮，也可能來華開拓商機，助推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中國歐盟商會調查報告顯示，有74%的歐洲受訪企業表明願意將其最新的技術帶到中國，以支持它們在中國的銷售以及市場的擴張。
第三，勞動力數量質量、生產效率、配套基礎設施等優勢。儘管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但卻擁有全世界數量最龐大的熟練勞動力群體，且電力、運輸等配套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要遠高於東南亞等潛在產業鏈搬遷地。同時，中國製造業基礎紮實雄厚，產業鏈集群優勢明顯，製造業生產效率顯著高於絕大多數新興經濟體，2018年越南製造業人均產出略高於1萬美元，而中國為2.7萬美元。此外，隨著中國經濟金融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營商環境不斷改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斷加大，產業鏈供應鏈專業化程度和產業集群效應將不斷增強，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將日益增強。
五、對策建議
（一）做好自己的事，繼續深化改革開放，改善營商環境。
中國應把握好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和創新能力建設為動力，全面提升產業價值鏈。一方面，不斷完善制度建設和市場機制，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營造更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和良好的營商環境，全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加強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增強企業家信心和創新升級積極性，穩定市場預期，給合作伙伴以更多的安全感和交易便利，為提升中國在國際產業鏈重組中競爭力和吸引力提供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國內市場潛力，利用好巨大的市場規模優勢，進一步擴大進口，以更大程度的開放去化解“去中國化”“脫鉤”等潛在風險。
（二）積極順應全球產業鏈轉移趨勢，強化中國亞太產業鏈的核心地位。
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為突破口，大幅提升亞太地區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中國在亞太產業鏈中的地位。
一是深化中、日、韓高端產業鏈合作，推進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日、韓三國地理區位接近，價值鏈基礎牢固，產業互補性較強，容易形成閉環鏈。未來應深化三國在產業鏈價值鏈的分工合作，尤其是加強高端製造業領域的合作，不斷提升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積極務實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為維護三國供應鏈安全暢通提供製度性機制性保障。
二是加強與東南亞等國中低端產業鏈供應鏈合作。主動建立和加強與產業承接國的產業鏈供應鏈聯繫，從簡單的產能轉移變為包括股權投資、貿易、生產外包等多元化模式的對外投資格局，實現外移產業與本土產業更加緊密的分工合作。積極推動RCEP在今年如期簽署，促使與東盟等國的經貿合作更上一層樓。
三是積極表達加入CPTPP的意願並儘快啟動相關談判，通過參與高質量區域一體化組織獲取更大的開放紅利。
四是加強與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產業合作，力避“斷鏈”和“脫鉤”。以中歐強化合作抗擊新冠疫情為契機，加強與歐盟的全方位合作，儘快簽署中歐投資協定。
（三）在多雙邊平臺發揮更重要作用，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合作。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導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到嚴重衝擊，一方面反映了各國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球治理缺陷和集體行動協同性嚴重不足。
中國應在G20、WTO等多邊平臺發揮更重要作用，積極推動《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聲明》落實，儘快解除不必要或超標準的各類臨時性管制措施，保證國際貨物和服務流通順暢。加強國際經貿合作，堅決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共同應對疫情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衝擊。加快構建區域和雙邊自貿區網絡，促進全球經濟融合。
積極與商籤自貿協定的國家溝通協商，說服其他國家反對美國利用“毒丸條款”等方式強迫要求選邊站隊的做法，最大程度地降低美國企圖利用“毒丸條款”、原產地規則等將我排除在全球產業鏈之外的影響。
（作者供職於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所在單位；編輯：蘇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