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马尾海战耻辱记
文 |石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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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于2020年上半年发布了世界各国海军战斗力的排名情况，中国海军被排在了第二位。对于这种排名，我们不一定当真，但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确实空前强大、今非昔比。
当前中国海军的战舰总吨位数在全球处于第二或第三位置，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并且凭借中国现在具备的完整、高效的工业体系，若有需要，随时可迅速造出大批量战舰。
中国海军今天的扬眉吐气，令笔者想到了清末中法马尾海战。今昔对比，天壤之别，令人感慨万千。马尾海战（又称马江海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对外海战，但清政府海军全面溃败，给我们留下了耻辱的记忆。不忘昨天的耻辱，我们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当今中国海军的傲世成就。
图片来源 中国海军网
在1884年的马尾海战中，清政府海军在马尾的驻军，即福建水师舰队，与法国舰队的正面对战仅坚持了三十分钟左右，就全军覆没了。此次海战中，法军仅战死5人、战舰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中国海军将士阵亡700余人，被击沉军舰9艘、伤两艘、毁损兵船10余艘。如此的惨烈的后果，令国人倍感沉痛和耻辱。马尾海战惨败，导致了中国东南沿海与台湾海峡海权拱手让给法军。
那么，清政府组建的福建水师舰队，真的如战况显示的那样落后或不堪一击吗？答案是否定的。福建水师舰队，在战舰数量、装备战力、海军兵力素养等诸多方面，固然是不及法军的，但也具备了相当的战斗力。之所以出现如此惨败，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祸”，即清政府战争意志不足，高层指挥官内讧、军情判断错乱，导致福建水师舰队打了一场无准备之战。与其说战斗，不如说是清政府舰队受到了法军的包围和袭击，全无抵抗之力。
马尾船厂的一座船坞
品藏天下匾额艺术馆现藏一块【文魁】匾额。此匾由光绪八年（1882）时任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建学政崑冈联合题写，颁发给一名举人。在三位题匾人当中，我们撇开福建学政崑冈不谈；另外两位，即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就是后来在马尾海战中，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失误责任的两位高层军政大员。
清光绪壬午（1882）年【文魁】匾 何璟 张兆栋 崑冈 题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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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法马尾海战中，中方的高层核心指挥官有四位，他们是：福建海疆事宜钦差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从清政府官宦体系角度看，这四个人当然都属于朝廷中央直接管辖的高官，但从功能职责上看，张佩纶、何如璋算是“中央官”，而何璟、张兆栋算是“地方官”。
福州船政局旧址
理论上，张佩纶、何如璋作为“中央官”，更能代表清政府中央的意志，或者说与清政府的沟通渠道更直接；但在实际中，何璟、张兆栋作为“封疆大吏”，他们的自主决策权更为重要，他们的指挥决策或应急反应，对马尾海战的战局走向至关重要。
偏偏这四个人都没有表现出合格的临场反应能力。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能在战争危情来临之时，审时度势、顶住压力，自主做出卓越反应，才是合格的战事指挥官。但在马尾海战威胁降临的紧急关头，张佩纶、何如璋、何璟、张兆栋等人默守陈规、无的放矢，唯不明真相的清政府中央下达的命令是从，结果坐等福建水师舰队被动挨打。
福州船政学堂
为了说明这四个人的失职，我们逐一来说说以上四人的为官情况，以及他们在马尾海战中的临场表现。
张佩纶，原是清政府中少数的“清流派”高官之一，而且是“清流派”的领袖之一。所谓“清流派”，就是主战派，主张对外来犯华势力坚决予以抗击，他们当中的知名人物还有李鸿藻、张之洞等。
“清流派”官僚
但“清流派”的政治主张，受到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鸽派势力的抵制和消解。久而久之，“清流派”的话语权逐渐式微。值得一提的是，张佩纶本人非常敬重李鸿章，后来还成了李鸿章的女婿。顺便安利一下，受到当代文艺青年万千宠爱的民国女作家张爱玲，就是张佩纶的孙女。
张佩纶
何如璋，“洋务派”人物之一，深受李鸿章器重，对清末外交有一定贡献，在担任福建船政大臣之前，曾任驻日公使。
何如璋
何璟，于光绪二年（1876）授任闽浙总督。1879年，日本图谋吞并琉球岛，时属清朝藩属国的琉球，在清政府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何璟动议将长江水师的部分船舰调至台湾基隆，每日巡视各港口，防范日本强侵琉球。可见，何璟本人的军事素养还是相当高的。
张兆栋，身为福建巡抚，在上述四人中级别最低，他在此前的为官生涯中，也鲜少触碰军事领域事务，对外军事斗争经验不足。但张兆栋深得光绪皇帝的宠信，他的老母亲八十大寿时，皇帝还亲自给她母亲题赐了寿匾，引得李鸿章等大人物也争相题字祝贺。可见，张兆栋凭借他的官场资历和人脉关系，没有人敢低看他。
张兆栋
关键是，张佩纶、何如璋、何璟、张兆栋四个人，“两张”加“两何”，构成了领导马尾海战的核心高层指挥体系，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很微妙，这也是后来海战爆发时内部自乱阵脚的根源所在。
首先张佩纶跟另外三个人的关系都不怎么样；尤其是他跟何如璋之间，有着“清流派”与“洋务派”的暗中较劲。
福州船政局
其次何璟跟张兆栋之间，也是心生罅隙的。何以如此？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881年，时任福建学政兼台湾兵备道的刘璈，本着方便台湾考生来省城参加乡试的目的，自作主张在福州筹建台湾会馆。对此，闽浙总督何璟大为不快，他怪刘璈没有事先向他请示，所以在刘璈申请经费的报告中批示了不同意的意见。
刘璈
问题是，刘璈要汇报请示的不止何璟一个人，他也向巡抚张兆栋汇报了。而张兆栋虽然在批示语中给足了总督何璟面子，大概意思是说“原则上不同意”，但是，他又话锋一转，大概意思是说，“如果台湾公办经费有结余，可以用来建福州台湾会馆”。台湾办公经费每年都有结余，清末的地球人都知道。所以刘璈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台湾会馆的建设。
2018年，福州市决定在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择址重建福州台湾会馆
就为台湾会馆建设之事，何璟明着阻挠，而张兆栋暗里支持，搞得何璟大为光火，又不好发作，从此何璟和张兆栋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别看何璟和张兆栋后来联合题匾【文魁】，但那是为共同支持学政崑冈的工作，如果是其他私人题匾，何张两人才不会联名出现呢。
就这样，张佩纶、何如璋、何璟、张兆栋，各怀心思、互相戒备，共同领导着福建海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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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84年7月，法军率6艘军舰驶入马尾港，开始制造危情时，闽浙总督何璟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这么做，既不想对抗中法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法军舰可以停靠中国海港），也想让督办海防的钦差大臣张佩纶难堪。
法军舰队的野心，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张佩纶、何如璋、何璟、张兆栋没办法视而不见，只好暂时统一意见，向朝廷打报告，请求“集中兵力，先发制人”。但昏庸的清政府中央出具了意见：“彼若不动，我亦不发”。
从左至右：法国巡洋舰“费勒斯”号（Villars），福建水师“济安”号，“飞云”号（后方），法国巡洋舰“迪盖.特鲁安”号（Duguay Trouin）
张佩纶、何如璋作为“中央官”，为了跟朝廷旨意保持一致，更是直接对福建水师下达了自杀式的命令：“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反观何璟和张兆栋，作为地方“封疆大吏”，也没有半点自主决策意识，完全听任张佩纶、何如璋对福建海防直接部署。中法一旦开战，打的可是福建的海域，身为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何璟和张兆栋怎么能没有丝毫主动权呢？
说到底，就是四个人关系微妙，谁也不想打破这种明面上的关系平衡。他们各自想的，是如何维持微妙关系不破局；就是没想到要从家国利益出发，努力抗争，哪怕彼此撕破脸也要实施自己的主张。
退一万步讲，就算四个人当中谁也没有勇气对抗清政府中央的意志，至少应该暗令福建水师舰队做一些军事对抗的准备吧？没有，什么都没有，整支舰队都若无其事地看着法军舰在马尾港东挪西移，悄然对福建水师舰队形成包围之势。
还是那句话，归根结底，张佩纶、何如璋、何璟、张兆栋，四人关系微妙是福建水师注定被动挨打的主因。本来清政府对福建水师舰队的管辖权、指挥权设置就不合理，防务大臣、船政大臣、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谁都好像有权指挥，但又谁都没有绝对的指挥权，职责含混不清，谁也不想出头打破沉默的平衡。
尤为悲哀的是，在法国军舰围困福建水师一个多月后，到了8月23日早上，法军给福建水师下了最后通牒，限期福建水师船舰于下午前撤离马尾港，否则开战，而“两何”、“两张”高层指挥团仍然无动于衷，没有通知舰队做开战准备。
清军士兵
到了当天10点，法军直接向闽浙总督何璟下了战书：“4小时后开战。”何璟倒是第一时间通知了船政大臣何如璋，但没有通知钦差大臣张佩纶；何如璋也没有知会张佩纶。更可笑的是，身为“洋务派”大员的何如璋，竟然对福建水师舰队封锁了这一消息，他转而试图乞求法军第二天再开战。
历史就是如此的荒唐：鸽派大臣何如璋，出于跟“清流派”大臣张佩纶的较劲，封锁开战消息，试图以乞求讨和；地方军政最高长官、闽浙总督何璟，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全然放手防务部署工作不管；张兆栋出于对钦差大臣张佩纶的惧怕，身担主防福州职责的他，凡事不言语；而张佩纶为人跋扈，跟另外三人关系极差，导致失去消息来源，耳失聪、眼失明，坐等横祸降临。
马江海战的悲壮情景
下午一点多，法军舰队悍然开炮，打响了马尾海战，而全无准备的福建水师舰队乱作一团，被动挨打，盲目还击。三十分钟后，海战结束了，福建水师舰队全军覆没。
以上就是清末马尾海战的全过程。清政府海军的栋梁支柱福建水师舰队，遭遇如此惨败，实力不济是次因，更多的原因是高层指挥体系内乱所致。
福州市 船政文化主题公园 中法马江海战遗址
往事令人唏嘘，不忘历史的沉痛与耻辱，让我们更能体会到：新中国海军成长的不易和壮大的骄傲。悲屈的历史再不会重演！今天，我们向强大的中国人民海军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