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云散雾
经济怎样影响历史进程的呢？可以以明清两朝的兴衰来说明：
明朝兴衰重的经济状态
明朝明太祖朱元璋积极倡导重农富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通过奖励垦荒、解放奴婢、兴修水利、大量移民等措施，使得明朝早期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天下土地总面积为850多万顷，是元朝末年的4倍，朝廷征收的税粮3200多万石，是元朝末年的270%。可以看出，明朝前期，经济相对元朝末年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复苏和发展，缓解了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才能保证明朝统治继续平稳发展。
再看看明朝末年：
明朝末年开征了著名的“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开辽饷时，崇祯皇帝还特意下了“罪己诏”：再苦吾民一年。就是再让我的老百姓受一年苦啊。其实，根本不是苦一年，而是年年都要苦，以至于最后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就是节流。其中有一个措施影响了历史走向。朝廷对北方驿站进行改革，精简驿站，这就要裁人啊，于是大批驿站员工下岗。这手改革其实只省下了68万两白银，却敲响了明朝的丧钟。因为其中一位姓李的驿站员工被裁员，走投无路，干脆造反，最后把北京打了下来——就是李自成。这就是明朝灭亡在财政上的总逻辑。说到底，还是明朝财政出了问题，没有钱。当崇祯国库收入年年为负，外有后金政权不断的骚扰，需要边关的响银，国内天灾产生大量难民不能安置，经济直接使得明朝整个统治框架疏松，一碰即倒塌。
清朝兴衰重的经济状态
清初耕田和人口的增加上。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全国耕地是５４９．３万余顷。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到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全国耕地增加到７４１万余顷。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人口也增加了。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为２４６０余万。到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增到１．４３亿（包括登记入册的隐漏户口）。到乾隆末年，达３亿左右。到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已增至４．０９亿，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康熙时代，重视水利事业，修复了淮、黄故道，疏浚了永定河，开凿了宁夏的一些渠。康熙帝对水利学和测量学都有一定研究。他多次亲行勘察黄河与永定河工地。任用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 ，由水利学家陈潢为其助手。清代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江南、湖广、四川诸地般可达二三石，个别地区亩产至六七石之多。高产作物加番薯，也传布到河南、河北、陕西等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清朝早期社会经济相对明朝末年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直接导致所谓的“康乾盛世”的诞生，稳固了清朝几百年的统治。
再看看清朝末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天朝上国“的美梦化为泡影。当时，晚清政府统治下的社会动乱不堪，经济每况愈下。
甲午战争（光绪二十年，1894年）之前岁出为8924.9万余两，与岁入相较赤字为20余万两，甲午战争之后岁出为10112万两，与岁入8820万两相比较，赤字1290万两。清政府为偿付甲午战败赔款，共借外债多达3亿两白银，还本付息总额7.29亿两！后来，据中国政府统计，截至1938年，用于甲午战争赔款的外国借款，中国实际共支付了白银6.707亿两，也就是说实际偿还的款项增加了4.3亿两。
经济推动历史发展
从明清两朝的兴衰的社会经济状态可以看出，经济直接影响着政权的稳定，导致朝代的更替，我们都知道，战争实际打的时国家的经济实力，没有雄厚稳定的经济保证，任何组织都会被瓦解，历史时人民创造的，社会经济影响人民的方方面面，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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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史
任何时代都是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样，经济的发展变化也会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历代王朝的兴盛、衰亡也都与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联。
一个王朝的经济发展了，或者是王朝制定一个好的经济政策。就会使王朝逐渐摆脱困境，走向兴盛发展。
否则，如果一个王朝。不能理顺全国各种关系，也不能制定一个适合王朝发展的经济政策。就不可能迅速地发展经济，也就无法增加王朝的财政收入。就有可能使王朝陷入到各种困境之中，或者最终导致王朝的覆灭。
那么，经济到底是怎样影响历史进程的呢？我们可以从汉武帝的，主动求变增加王朝的收入使王朝兴盛。和明末崇祯帝无力改变旧有的政策，而导致王朝覆灭的命运。
从这正反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经济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首先，汉武帝主动求变的政策，使汉王朝兴盛起来。
汉武帝的继位前期，就面临着外戚的干政、藩王的威胁，以及北方匈奴的侵扰等各种内忧外患的困境。
由其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一直就存在的北方匈奴的威胁。是汉武帝最想解除的外患。但由于汉朝初期，王朝实行的休养生息的政策。
使得民间的经济虽然发展起来，可由于王朝减轻赋税的政策原因。从而导致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日渐地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无力应对，国家发展需要的各种开支。
为此，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如实行盐铁经营权收归国有，进行国家统一发行货币及增加经商行业的赋税等政策。
使王朝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为应对王朝的各种发展的政策，提供了财力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汉武帝解除外戚干政，用"推恩令"化解藩王的威胁等内忧后。汉武帝举全国之力前后进行了，数次对匈奴的战争。
彻底解除了自汉高祖刘邦以来的北方威胁，收复了河套地区、河西走廊，把匈奴从长城沿线赶至漠北。
其后，汉武帝又南征百越、西南边陲等地区，使汉疆域达到了一个顶峰。使汉武帝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盛世。
这些成就的取得，全靠汉武帝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使王朝有了充足的资金，进行各种王朝发展的政策。
其次，由于崇祯帝无力改变的经济政策，致使王朝覆灭。
崇祯帝时期，更是面对着王朝的举步维艰。对辽东战争的持续不断，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
而国家的土地，大都被各地藩王及王朝功臣的后代们所占有。并且由于明王朝的政策，他们又不用向王朝缴纳赋税。
由于他们大量的兼并土地，使得普通百姓的土地越来少。致使能交赋税的土地也越来越少，王朝的财政收入也越来越少。
就致使王朝的，各种必要的支出无法筹集。就只能向普通的百姓，进行多次的强征赋税。就导致人们的生活极端困苦。
最后，就激起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致使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使明王朝覆灭。
这些局面的产生，完全是崇祯帝无力改变明王朝的政策。致使王朝无法发展经济，无法筹集王朝发展需要的资金。最后落得国破人亡。
所以，一个王朝的经济发展，对王朝的兴盛、衰亡至关重要。只要有财力支撑，王朝就能兴盛。没有财力支撑，王朝就会衰亡。经济发展的强弱，就会影响历史的进程。
同看风云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马太福音》25:13
众所周知，尼罗河水是埃及文明的生命之源。每年七月到十月间的洪水泛滥，为居住于河谷中的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尼罗河水的涨落，还对埃及历史上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600至1400年间的埃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其最高世俗领袖为苏丹，而最高宗教领袖为大法官（Head Judge）。虽然名义上大法官拥有更高的权威，但苏丹的实际权力更大，双方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往往会以大法官被苏丹废黜而告终。
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学家Eric Chaney基于尼罗河谷地区的历史水文资料，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在那些大旱或者大涝的年份里（水量高于历史记录的95%水平或低于5%），大法官换人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如果这个大法官门徒众多，那更是如此。Chaney给出的解释是，尼罗河的水量异常会对埃及的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冲击，从而增加动乱发生的几率。这时，苏丹不得不依靠大法官的宗教影响力来安抚民众，以至于投鼠忌器，不敢轻易进行人员调换。相比之下，作为世俗官员的首席税务官，在灾年反而更有可能作为替罪羊被苏丹免职。
此外，埃及人在灾年还会修建更多的宗教建筑。但如果将自变量替换成日食或者地震，则观察不到类似的现象。这些都说明，意料之外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微妙地改变政治天平上各方的力量对比，并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后果。日食和地震尽管也能激发人们的宗教虔诚，但由于跟经济发展关系不大，对政局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同样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古代。在2011年发表于《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etrica）的论文中，两位德国经济学家Markus Brückner和Antonio Ciccone指出，当代非洲的民主化进程，也跟各国经济形势的好坏息息相关。而由于农业生产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扮演着重要角色，偶尔不佳的天气状况常常就会使一国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利用NASA气象卫星搜集的降雨量数据，两位研究者发现，平均而言，年降雨量减少10%，会使一个非洲国家当年的人均GDP减少0.79个百分点，同时次年发生民主改革的概率增加1.25个百分点。越是依赖农业的国家越是如此。由于降雨量的变化是一个外生事件，政治局面反过来影响经济形势的可能性得以被他们排除。从历史上看，干旱不但导致了1990年马达加斯加独裁政权的终结，还推动了1992年马里的公开选举和1994年莫桑比克多党制宪法的颁布。民主改革的进展，就这样吊诡地为上天赐予的机遇所左右。
实际上，早在2000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及其合作者就建立了一个关于政治转型的著名模型，巧妙地说明了上述发现背后的逻辑（Acemoglu & Robinson 2000, 2001）。他们创造性地将宏观经济学中动态规划的思想引入了政治问题的分析，将经济形势看作一个好坏局面不断交替的随机过程；在经济衰退时，底层民众更有可能投身革命。由于不能确定下一期的形势到底是好是坏，执政者可能会选择主动放弃权力，推进民主改革，以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更一般地说，暂时的经济波动会打开一扇“机遇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使得执政者能够感知到潜在的威胁，并主动寻求政治变革以图自保。
对这一理论最为直接的证明，来自今年发表于《计量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作者是两位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们对英国19世纪的选举改革进行了详实的考察：19世纪初期，距离“光荣革命”已有近两百年的时间，在人口总数1400万的英国，却只有五十万人拥有投票权，选区划分也极不合理。议会中的辉格党和激进党试图改革现状，却始终因为执政的托利党反对而无法成功。在1830至1831年间，一场农业歉收引发的底层农民暴动（”Swing Riot”）席卷了不列颠岛，执政者们开始担心，推翻了查理十世的法国七月革命会不会在英国重演。
两位研究者认为，那些亲眼见证了骚乱可怕后果的选民，会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并在1831年的下议院议员选举中倾向于支持辉格党和激进党的候选人。他们发现，选区10公里之内发生的动乱每增加一起，辉格党和激进党候选人赢得该选区议员席位的概率就会增加7.8个百分点。最终，辉格党和激进党的联盟取代了托利党，成为了下议院的多数派，并成功迫使国王和上议院在1832年通过了改革法案，有效地扩大了选民的范围。此次动乱的分布对其他年份的选举结果并无预测力，跟往年发生的暴乱也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这些都支持了研究者提出的解释：对暴力的直接感知为执政者推进政治改革提供了激励。
然而，“机遇之窗”中发生的政治变革，未必就会朝着人们所希冀的方向发展。1973年智利的经济衰退，导致皮诺切特取代阿连德上台，开启了漫长的军政府统治时期。“阿拉伯之春”中埃及人民将穆巴拉克赶下总统宝座，也并未立即得到盼望已久的自由民主。而法西斯政权之所以能在战前欧洲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利用了大萧条所引发的对安定的渴望。更进一步说，即使政治变革带来了合意的结果，如果缺乏持续的修复和更新，新制度也会在时间之河的冲刷下慢慢腐朽，最终在另一个历史转折点到来之际，轰然坍塌。这就是政治学家所说的“政治衰败”。
Trefler和Puga对历史上威尼斯兴衰的分析，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们2014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文章指出，在公元9世纪时，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中海长距离贸易复兴提供的历史机遇，威尼斯迅速地积累了大量财富。新兴的商人阶级推翻了公爵的独裁统治，并建立了以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威尼斯共和国。在这个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之下，商业创新不断涌现，威尼斯商人们甚至创建了类似于今天联合股份公司的机构以减少投资风险。
然而，财富的增长逐渐造成不平等的加剧。从1297年开始，威尼斯的政治权力开始慢慢集中于一个富裕商人构成的寡头小圈子。他们为各种政治和经济活动设置门槛，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会被竞争损害，并通过互相通婚来保持圈子的封闭性。最终，威尼斯的社会流动性和经济活力不断下降，并在15世纪之后彻底丧失了海洋强国的地位。
社会科学家们早已认识到，一个社会中的制度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历史证据表明，非洲各个民族历史上的政治传统，甚至会制约今日各国的民主发展程度（Giuliano & Nunn, 2013）。然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节点，命运之神会把未来的决定权交付到我们手中。突如其来的洪水和干旱，意想不到的贸易机会，乃至一场未曾预料的通货膨胀，都有可能打断既定的历史进程，开启通向未知的机遇之窗。相比于不断追问那一天何时到来，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扪心自问：如果那个时刻真的来临，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类似的桥段在历史上已经上演了太多次：人们一边高喊民主自由的口号，一边却将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送上神坛。柏林墙不会永远矗立，同样的机会必将再次出现。到那时，我们是否还有勇气，能像先辈一般挺身而出，承担起应尽的历史责任？我们是否更有智慧，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并将胜利果实紧攥手中？我们是否足够平静，能心怀秩序和理性翻开新的篇章，而非以同胞之血为旧制度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