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怎樣影響歷史進程？

撥雲散霧

經濟怎樣影響歷史進程的呢？可以以明清兩朝的興衰來說明：

明朝興衰重的經濟狀態

可以看出，明朝前期，經濟相對元朝末年已經得到了一定的復甦和發展，緩解了社會各方面的壓力。才能保證明朝統治繼續平穩發展。

再看看明朝末年：

當崇禎國庫收入年年為負，外有後金政權不斷的騷擾，需要邊關的響銀，國內天災產生大量難民不能安置，經濟直接使得明朝整個統治框架疏鬆，一碰即倒塌。

清朝興衰重的經濟狀態

清朝早期社會經濟相對明朝末年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直接導致所謂的“康乾盛世”的誕生，穩固了清朝幾百年的統治。

再看看清朝末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打開了國門，”天朝上國“的美夢化為泡影。當時，晚清政府統治下的社會動亂不堪，經濟每況愈下。

經濟推動歷史發展

從明清兩朝的興衰的社會經濟狀態可以看出，經濟直接影響著政權的穩定，導致朝代的更替，我們都知道，戰爭實際打的時國家的經濟實力，沒有雄厚穩定的經濟保證，任何組織都會被瓦解，歷史時人民創造的，社會經濟影響人民的方方面面，從而推動歷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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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史

任何時代都是經濟基礎，決定社會的發展變化。同樣，經濟的發展變化也會影響歷史發展的進程。

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中，歷代王朝的興盛、衰亡也都與經濟的發展緊密相聯。

一個王朝的經濟發展了，或者是王朝制定一個好的經濟政策。就會使王朝逐漸擺脫困境，走向興盛發展。

否則，如果一個王朝。不能理順全國各種關係，也不能制定一個適合王朝發展的經濟政策。就不可能迅速地發展經濟，也就無法增加王朝的財政收入。就有可能使王朝陷入到各種困境之中，或者最終導致王朝的覆滅。

那麼，經濟到底是怎樣影響歷史進程的呢？我們可以從漢武帝的，主動求變增加王朝的收入使王朝興盛。和明末崇禎帝無力改變舊有的政策，而導致王朝覆滅的命運。

從這正反兩個方面可以看出，經濟對歷史進程的影響。

首先，漢武帝主動求變的政策，使漢王朝興盛起來。

漢武帝的繼位前期，就面臨著外戚的干政、藩王的威脅，以及北方匈奴的侵擾等各種內憂外患的困境。

由其是從漢高祖劉邦開始，一直就存在的北方匈奴的威脅。是漢武帝最想解除的外患。但由於漢朝初期，王朝實行的休養生息的政策。

使得民間的經濟雖然發展起來，可由於王朝減輕賦稅的政策原因。從而導致王朝的財政收入，卻日漸地陷入了捉襟見肘的地步。無力應對，國家發展需要的各種開支。

為此，漢武帝實行了一系列的經濟政策。如實行鹽鐵經營權收歸國有，進行國家統一發行貨幣及增加經商行業的賦稅等政策。

使王朝的財政收入大幅增加。為應對王朝的各種發展的政策，提供了財力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漢武帝解除外戚干政，用"推恩令"化解藩王的威脅等內憂後。漢武帝舉全國之力前後進行了，數次對匈奴的戰爭。

徹底解除了自漢高祖劉邦以來的北方威脅，收復了河套地區、河西走廊，把匈奴從長城沿線趕至漠北。

其後，漢武帝又南征百越、西南邊陲等地區，使漢疆域達到了一個頂峰。使漢武帝時期，成為我國曆史上一個不可多得的盛世。

這些成就的取得，全靠漢武帝實行的一系列經濟政策。使王朝有了充足的資金，進行各種王朝發展的政策。

其次，由於崇禎帝無力改變的經濟政策，致使王朝覆滅。

崇禎帝時期，更是面對著王朝的舉步維艱。對遼東戰爭的持續不斷，需要大量的財力支持。

而國家的土地，大都被各地藩王及王朝功臣的後代們所佔有。並且由於明王朝的政策，他們又不用向王朝繳納賦稅。

由於他們大量的兼併土地，使得普通百姓的土地越來少。致使能交賦稅的土地也越來越少，王朝的財政收入也越來越少。

就致使王朝的，各種必要的支出無法籌集。就只能向普通的百姓，進行多次的強徵賦稅。就導致人們的生活極端困苦。

最後，就激起了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致使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克北京使明王朝覆滅。

這些局面的產生，完全是崇禎帝無力改變明王朝的政策。致使王朝無法發展經濟，無法籌集王朝發展需要的資金。最後落得國破人亡。

所以，一個王朝的經濟發展，對王朝的興盛、衰亡至關重要。只要有財力支撐，王朝就能興盛。沒有財力支撐，王朝就會衰亡。經濟發展的強弱，就會影響歷史的進程。

同看風雲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馬太福音》25:13

眾所周知，尼羅河水是埃及文明的生命之源。每年七月到十月間的洪水氾濫，為居住於河谷中的人們提供了賴以生存的肥沃土壤。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尼羅河水的漲落，還對埃及歷史上的政治局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公元600至1400年間的埃及，是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其最高世俗領袖為蘇丹，而最高宗教領袖為大法官（Head Judge）。雖然名義上大法官擁有更高的權威，但蘇丹的實際權力更大，雙方一旦發生利益衝突，往往會以大法官被蘇丹廢黜而告終。

在2011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哈佛大學的經濟史學家Eric Chaney基於尼羅河谷地區的歷史水文資料，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結論：在那些大旱或者大澇的年份裡（水量高於歷史記錄的95%水平或低於5%），大法官換人的可能性會顯著降低；如果這個大法官門徒眾多，那更是如此。Chaney給出的解釋是，尼羅河的水量異常會對埃及的農業生產造成巨大的衝擊，從而增加動亂髮生的幾率。這時，蘇丹不得不依靠大法官的宗教影響力來安撫民眾，以至於投鼠忌器，不敢輕易進行人員調換。相比之下，作為世俗官員的首席稅務官，在災年反而更有可能作為替罪羊被蘇丹免職。

此外，埃及人在災年還會修建更多的宗教建築。但如果將自變量替換成日食或者地震，則觀察不到類似的現象。這些都說明，意料之外的經濟波動，可能會微妙地改變政治天平上各方的力量對比，並引發一系列的政治後果。日食和地震儘管也能激發人們的宗教虔誠，但由於跟經濟發展關係不大，對政局的影響也十分有限。

同樣的故事不僅僅發生在古代。在2011年發表於《計量經濟學雜誌》（Econometrica）的論文中，兩位德國經濟學家Markus Brückner和Antonio Ciccone指出，當代非洲的民主化進程，也跟各國經濟形勢的好壞息息相關。而由於農業生產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扮演著重要角色，偶爾不佳的天氣狀況常常就會使一國的命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利用NASA氣象衛星蒐集的降雨量數據，兩位研究者發現，平均而言，年降雨量減少10%，會使一個非洲國家當年的人均GDP減少0.79個百分點，同時次年發生民主改革的概率增加1.25個百分點。越是依賴農業的國家越是如此。由於降雨量的變化是一個外生事件，政治局面反過來影響經濟形勢的可能性得以被他們排除。從歷史上看，乾旱不但導致了1990年馬達加斯加獨裁政權的終結，還推動了1992年馬裡的公開選舉和1994年莫桑比克多黨制憲法的頒佈。民主改革的進展，就這樣弔詭地為上天賜予的機遇所左右。

實際上，早在2000年，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及其合作者就建立了一個關於政治轉型的著名模型，巧妙地說明了上述發現背後的邏輯（Acemoglu & Robinson 2000, 2001）。他們創造性地將宏觀經濟學中動態規劃的思想引入了政治問題的分析，將經濟形勢看作一個好壞局面不斷交替的隨機過程；在經濟衰退時，底層民眾更有可能投身革命。由於不能確定下一期的形勢到底是好是壞，執政者可能會選擇主動放棄權力，推進民主改革，以避免暴力革命的發生。更一般地說，暫時的經濟波動會打開一扇“機遇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使得執政者能夠感知到潛在的威脅，並主動尋求政治變革以圖自保。

對這一理論最為直接的證明，來自今年發表於《計量經濟學雜誌》上的一篇論文。作者是兩位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他們對英國19世紀的選舉改革進行了詳實的考察：19世紀初期，距離“光榮革命”已有近兩百年的時間，在人口總數1400萬的英國，卻只有五十萬人擁有投票權，選區劃分也極不合理。議會中的輝格黨和激進黨試圖改革現狀，卻始終因為執政的託利黨反對而無法成功。在1830至1831年間，一場農業歉收引發的底層農民暴動（”Swing Riot”）席捲了不列顛島，執政者們開始擔心，推翻了查理十世的法國七月革命會不會在英國重演。

兩位研究者認為，那些親眼見證了騷亂可怕後果的選民，會更加清楚地意識到，改革已經刻不容緩，並在1831年的下議院議員選舉中傾向於支持輝格黨和激進黨的候選人。他們發現，選區10公里之內發生的動亂每增加一起，輝格黨和激進黨候選人贏得該選區議員席位的概率就會增加7.8個百分點。最終，輝格黨和激進黨的聯盟取代了託利黨，成為了下議院的多數派，併成功迫使國王和上議院在1832年通過了改革法案，有效地擴大了選民的範圍。此次動亂的分佈對其他年份的選舉結果並無預測力，跟往年發生的暴亂也沒有明顯的相關性，這些都支持了研究者提出的解釋：對暴力的直接感知為執政者推進政治改革提供了激勵。

然而，“機遇之窗”中發生的政治變革，未必就會朝著人們所希冀的方向發展。1973年智利的經濟衰退，導致皮諾切特取代阿連德上臺，開啟了漫長的軍政府統治時期。“阿拉伯之春”中埃及人民將穆巴拉克趕下總統寶座，也並未立即得到盼望已久的自由民主。而法西斯政權之所以能在戰前歐洲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利用了大蕭條所引發的對安定的渴望。更進一步說，即使政治變革帶來了合意的結果，如果缺乏持續的修復和更新，新制度也會在時間之河的沖刷下慢慢腐朽，最終在另一個歷史轉折點到來之際，轟然坍塌。這就是政治學家所說的“政治衰敗”。

Trefler和Puga對歷史上威尼斯興衰的分析，為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他們2014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文章指出，在公元9世紀時，得益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中海長距離貿易復興提供的歷史機遇，威尼斯迅速地積累了大量財富。新興的商人階級推翻了公爵的獨裁統治，並建立了以議會為最高權力機關的威尼斯共和國。在這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之下，商業創新不斷湧現，威尼斯商人們甚至創建了類似於今天聯合股份公司的機構以減少投資風險。

然而，財富的增長逐漸造成不平等的加劇。從1297年開始，威尼斯的政治權力開始慢慢集中於一個富裕商人構成的寡頭小圈子。他們為各種政治和經濟活動設置門檻，以確保自己的利益不會被競爭損害，並通過互相通婚來保持圈子的封閉性。最終，威尼斯的社會流動性和經濟活力不斷下降，並在15世紀之後徹底喪失了海洋強國的地位。

社會科學家們早已認識到，一個社會中的制度存在著嚴重的“路徑依賴”。歷史證據表明，非洲各個民族歷史上的政治傳統，甚至會制約今日各國的民主發展程度（Giuliano & Nunn, 2013）。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歷史節點，命運之神會把未來的決定權交付到我們手中。突如其來的洪水和乾旱，意想不到的貿易機會，乃至一場未曾預料的通貨膨脹，都有可能打斷既定的歷史進程，開啟通向未知的機遇之窗。相比於不斷追問那一天何時到來，我們更應該做的是捫心自問：如果那個時刻真的來臨，我們是否已經做好了準備？類似的橋段在歷史上已經上演了太多次：人們一邊高喊民主自由的口號，一邊卻將羅伯斯庇爾和拿破崙送上神壇。柏林牆不會永遠矗立，同樣的機會必將再次出現。到那時，我們是否還有勇氣，能像先輩一般挺身而出，承擔起應盡的歷史責任？我們是否更有智慧，能做出正確的選擇，並將勝利果實緊攥手中？我們是否足夠平靜，能心懷秩序和理性翻開新的篇章，而非以同胞之血為舊制度殉葬

關鍵字: 財經 歷史進程 2017中國經濟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