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天才和氣質的秉賦，雖然各有所長，但氣質的秉賦，對於學問，實在有很大的關係。在北宋時代，與邵康節同時知名的蘇東坡，曾經說過“書到今生讀已遲”的名言，這句話雖然有點過於神秘之感，但在強調天才和氣質的關係上，實在含有深意。中國文化史上知名的北宋五大儒之一——邵康節，有出塵脫俗的秉賦和氣質，加以好學深思的工力，和溫柔自處的高深修養，所以盡他一生學問的成就，比較起來，就有勝於“二程”和張載諸大儒。後來朱晦翁（熹）對他甚為崇拜，並非純為感情用事。北宋諸大儒的學問出入佛老之後，創建了“理學”而不遺餘力地排斥佛道之說。此外，不講“理學”，留情佛老之學如蘇東坡、王安石等人，又因各人對於世務上有了意見的爭執而互相黨同伐異，彼此攻訐不已，自誤誤國，與魏、晉談玄學風的後果，可以說跡異而實同。其間唯有邵康節的學養見識，綜羅儒、佛、道三家的精英，既不佞佛附道，亦不過分排斥佛老，超然物外，自成一家之言。單就這種態度和見解來講，殊非北宋諸大儒所能及的。他的見地修養，除了《觀物外篇》與《擊壤集》，有極深的造詣，對《易經》“象數”之學，更有獨到的成就。綜羅漢、唐之說而別具見解，以六十四卦循環往復作為“綱宗”的符號，推演宇宙時間和人物的際運，說明“歷史哲學”和人事機運的演變，認為人世事物一切隨時變化的現象，並非出於偶然，在在處處，“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因而他對“歷史哲學”的觀念，認為有其自然性的規律存在，本此著成《觀物內篇》的圖表，與《觀物外篇》合集而構成《皇極經世》的千古名著。《觀物內篇》的內容，好像是歷史的宿命論，而又非純粹的宿命論。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讖緯預言之學的綜論或集成，同時也可以說是《易經》序卦史觀的具體化。
中國文化星象曆法的時間觀念
年月日時的區分：根據《尚書》的資料，中國的歷史文化，自唐堯開始，經過虞舜而到夏禹，早已秉承上古的傳統，以太陰曆為基準，確定時間的標準。一年共分為十二個月；每月均分為三十天；每天分為十二時辰——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時又分三刻。這種星象曆法的時間觀念，由來久遠，相傳遠始於黃帝時代，這事是否可信，另當別論。但都是以太陰（月亮）為基準，所以代表了十二時辰的十二個符號，便叫作“地支”。擴充“地支”符號的應用，也可以作為年的代號，例如子年、丑年而到亥年以後，再開始為子年、丑年等循環性的規律。
二十四節氣的區分：古代的“星象曆法”，同時也以太陽在天體的行度作標準。所以中國過去採用的陰曆，實際上是陰陽合曆的。除了一年十二個月，一個月三十天的基準以外，根據太陽在天體上的行度與地面上氣象的變化和影響，又以“春、夏、秋、冬”四季，統率十二個月。也等於《易經》“乾卦”卦辭所謂“元、亨、利、貞”的四種德性。並且除了以四季統率十二個月外，又進一步劃分它在季節氣象上的歸屬，而分為二十四個節氣，例如“冬至、小寒十二月節大寒，立春正月節雨水，驚蟄二月節春分，清明三月節穀雨，立夏四月節小滿，芒種五月節夏至，小暑六月節大暑，立秋七月節處暑，白露八月節秋分，寒路九月節霜降，立冬十月節小雪，大雪十一月節”等二十四個名號。這二十四節氣的標準，是根據太陽與地球氣象的關係而定，並非以太陰（月亮）的盈虧為準。
五候六氣的劃分：除了四季統率十二個月、二十四節氣以外，又以“五天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候為一節”作為季節氣候劃分的基準。根據這種規例，推而廣之，便可用在以三十年為一世，六十年為兩世，配合《易經》交爻重劃卦的作用。縮而小之，則可用在一天十二個時辰、刻、分之間與秒數的微妙關係。
這種上古天文氣象學和星象學，以及曆法的確立，雖然是以太陰（月亮）的盈虧為基準，但同時也配合太陽在天體上的行度，以及它與月亮、地球面上有關季節的變化。可是上古中國天文星象學除了這些以外，再把“時間”擴充到天體和宇宙的“空間”裡去，探究宇宙時間的世界壽命之說，不但並不完備，實在還很欠缺。只有在秦、漢以後，逐漸形成以天文星象的公式，強自配合中國地理的“星象分野”之學，勉強可以說它便是中國上古文化的“時”“空”統一的觀念。很可惜的這種“時”“空”統一的學說仍然只限於以中國即天下的範圍，四海以外的“時”“空”，仍然未有所知。況且“星象分野”之學，在中國的地理學上，也是很牽強附會的思想，並不足以為據。青年同學們讀國文，看到王勃《滕王閣序》所謂的“星象翼軫”，便是由於這種“星象分野”的觀念而來。
邵子對“時”“空”思想的開拓
漢末魏、晉到南北朝數百年間，佛學中無限擴充的宇宙“時”“空”觀進入中國以後，便使中國文化中的宇宙觀，躍進到新的境界。但很可惜的，魏、晉、南北朝數百年間的文化觸角，始終在“文學的哲學”或“哲學的文學”境界中高談形而上的理性，並沒有重視這種珍奇的宇宙觀，而進一步探索宇宙物理的變化與人事演變的微妙關係。甚之，當時的人們，限於知識的範圍，反而視為荒誕虛玄而不足道。（關於佛學的宇宙觀和世界觀的補充說明，必須要另作專論，才能較為詳盡。）直到北宋時代，由邵康節開始，才撮取了佛家對於形成世界“成、住、壞、空”劫數之說的觀念，揉入《易》理“盈、虛、消、長”“窮、通、變、化”的思想中，構成了《皇極經世》的“歷史哲學”和“易學的史觀”。其實，邵子創立《皇極經世》“易學史觀”的方法，我想他的本意，也是寓繁於簡，希望人人都能懂得，個個都可一目瞭然。因此而“知天”“知命”，“反身而誠”而合於天心的仁性。並非是故弄玄虛，希望千載之後的人們，“仰之彌高”鑽之不透的。無奈經過後世學者多作畫蛇添足的註解，反而使得邵子之學，愈來愈加糊塗。
在邵康節所著人盡皆知的《皇極經世》一書中，最基本的一個概念，便是他把人類世界的歷史壽命，根據易理象數的法則，規定一個簡單容易記錄的公式。他對這個公式的定名，叫做“元、會、運、世”。簡單地講，以一年的年、月、日、時作基礎。所謂一元，便是以一年作單元的代表。一年（元）之中有十二個月，每個月的月初和月尾。所謂晦朔之間，便是日月相會的時間，因此便叫做會。換言之，一元之間，便包含了十二會。每個月之中，地球本身運轉三十次，所以一會包含三十運。但一天之中又有十二個時辰，每一個時辰，又有三十分。因此把一運之中包含十二世，一世概括三十分。擴而充之，便構成了“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之中，共計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三十運之中，共計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十二會之中，共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便是代表這個世界的文明形成到毀滅終結的基數，由開闢以後到終結的中間過程之演變，便分為十二會，每一會中又有運世的變化。這種觀念大致是受到佛學中“大劫、中劫、小劫”之說的影響而來。如果把它列成公式，便如：
但是這種算式，在一般沒有算學素養的人是不容易記得的，因此便把一元之中的十二會，用子、醜、寅、卯等十二地支作數字的符號，便於記憶。由世界開闢到終結，便分成了十二會。於是“天開於子，地闢於醜，人生於寅”的觀念，便由邵氏的“元、會、運、世”之學中形成為後世陰陽家們的共通觀念了。
邵子創立了“元、會、運、世”之學，用來說明自開天闢地以來，到達最後的“亥會”，合計為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但邵子所說的天地始終之數，並非就是地球由出生到毀滅的壽命。這個“元、會、運、世”的數字之說，只是大致相當於佛學所說的一個“小劫”，是說世界人類文明的形成到毀滅的一段過程。佛學只用“刀兵”“饑饉”“瘟疫”等人類社會的活動現象作說明。邵子卻以數字配合卦象作代表。至於循環之說，又與輪迴的道理，默相契合，頗堪玩味。
一九七二年，南懷瑾先生講述，朱文光記錄於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