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發達的商業活動為豐富多彩的都市生活提供了優越便利的物質環境。首要標誌便是區域性市場的形成及夜市的流行。宋代以前，“坊”“市”分開，“城”、“郭”有別，而兩宋時代形成了以政治軍事需要為目的四個區域性市場，即以汴京為中心的北方市場，以東南六路為主、蘇杭為中心的東南市場，以成都府、梓州和興元府為中心的蜀州諸路區域性市場，以永興軍、太原和秦州為支點的西北市場，汴京尤為繁華。據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載：“
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集四海之珍奇，皆歸於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奢侈則長人精神。”
營業突破了唐代“日中開市、日落關市”的慣例，“夜市比州橋又盛百倍，車馬闐擁，不可駐足”；“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大抵諸酒肆瓦市，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夜生活的繁榮標誌著都市經濟的熱鬧程度，一片歌舞昇平氣象。標誌之二，服務性的非生產行業大於生產性行業，如酒店、妓館林立，通宵達旦。《東京夢華錄》“酒樓”條“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餘皆謂之腳店，賣貴細下酒”；《民俗》條“以其人煙浩繁，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陳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小酒店則難以計數……燕館歌樓，舉之萬數”。
在商業氣息的影響下，歌妓的消費價值越來越被顯現出來，東京大酒店特設雅座，讓歌妓助興，以此招攬顧客。與此同時，宋代士大夫全年有124個節假日，普遍使用妓樂，為日常生活增添了興趣、興奮與波瀾。因此，從宮廷王室、公卿貴族、士大夫到市民階層到處歌舞昇平，尤其文學知識分子的群體參與，更推動了這種消費的持久和深人，“身體消費”逐漸成為當時消費的一種重要形式，自然也進人到文人的創造視野。宋代市民文化消費氛圍對詞人創作的影響。與商業繁榮相關的是消費方式的重大轉型。宋代商業的迅猛發展，人們不得不承認“有錢可使鬼，無錢鬼揶揄”的社會現實。
許多人不再節儉餬口度日，而是追求現世的享樂和物質消費。“市井經紀之家，往往只於市店旋買飲食，不置家疏”國、“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成為當時無法抵禦的聲色誘惑“身體”逐漸走人人們的消費視線。柳永感嘆當時的社會“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莫閒愁，共綠蟻，紅粉相尤。”（柳永《如魚水》其二）與中晚唐及五代相比，宋代“美女與醇酒”、“音樂加美女”的消費方式已經成為當時文人消費的一種方式。這種新型的消費方式在文學領域則表現為文學娛樂功能極大發揮，詞人在作品中施展抒寫濃豔通俗之能事，將市民生活、慾望、情緒、追求和感情真實地表達出來，渲染了一個崇尚感官消費的市民社會。
即使被尊為雅詞重要創作者的晏殊父子及張先等寫的“小詞”也都“令妓歌之”，“詩言志“的士大夫情結被“人生行樂”的小詞所“蠱惑”，再也不堪“幾重山、幾重水”的重負，希望從輕歌曼舞、俗豔小詞的市民生活中求得解脫。“其言至俚”的“番語”一時被士大夫們“皆歌之”，諸多宮調“士大夫皆能誦之”。在商業發達的促動下，都市生活的空間範圍已經跨越了普通市民與士大夫之間的界限與鴻溝，尤其是淪落市井的才子與佳人相遇相識相知相交，成為刺激宋詞繁榮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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