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世界只有中国栽茶、采茶、运用炒青等工序制茶，并批发出口。英国以白银购茶，然后中国用赚取的白银向来自印度的英国商人买进鸦片。以鸦片“换”茶是英国的经济命脉，英国每10英镑收入就有一英镑来自茶税，这些收入用以造桥搭路，支薪公务员。
19世纪英国扩张印度西北边疆领域耗费甚大，但同一时间，中英关系降至冰点，1839年中国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前往广东通商港口迫令英人交出鸦片销烟，实则禁止鸦片贩售，英国为保住鸦片换茶的大生意，派军宣战，告捷，中国割地赔款，增设五口岸通商。英人想象中国有众多富人、丰富矿藏、作物、植物与花朵，彷彿到处都是待价而沽的商品。
然而英人惧怕中国皇帝咽不下气而禁售茶叶以至允许国内合法生产鸦片，打破英方的鸦片换茶大生意，遂决定深入中国，了解茶叶秘密继而在英属印度自行制茶以确保茶源。
这就是《植物猎人的茶盗之旅：改变中英帝国财富版图的茶叶贸易史》的时代背景。
16世纪伊始，科技创新被视为西方国家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原动力，船坚炮利容许他们开拓殖民地，打开更广大的贸易市场。然而我们很少关注到，植物在其中的关键角色。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植物公园进行无数植物的研究、配种、移植，使得各地特有的植物得以流通世界各地，改变了全球贸易的形态，让边缘国家更加依赖英国殖民主义，巩固了其殖民霸权。植物学家也因此不再是头戴草帽脚踏泥的园丁，而是在全球殖民地游走与采盗具有经济及军事价值作物的探险家。
在伦敦泰晤士河的上游，有一个名为“丘园”的英国皇家植物园，起初只是英国王室的休闲之地，采集各地奇珍异物的植物展览园地。1841年，丘园成为国家机构，目标为：协助母国在植物王国内有所收成，以及统筹与决策一切在“英国殖民地及其附属地内被浪费的土地效益”。于是，丘园成为了英国所有殖民地植物园的信息枢纽，英国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植物信息网络，英国可以获取其殖民地的地理知识与提取所需植物。
丘园所得的资金预算不多，然而这并不妨碍其在协助殖民地开发的计划，每个殖民地植物园均由殖民地的相关部门资助。19世纪，丘园有多项功能，包括：公众教育——每年超过1,000名参观者游览丘园内部的植物与标本；采集与为植物分类——分类对于新成立的植物学科来说尤其重要；研究——1878年设立了一所特殊实验室，专门研究植物学与基因科学；出版——各种有关植物的绘本、书籍与期刊被资助出版；信息储存——今天丘园已有超过700万植物标本，是世界最大标本馆；训练计划——从1870年代开始，数以百计的植物学学者及园艺学者被派送到各地的殖民地植物园、大学以及商业苗圃。
植物学很重要，在于其庞大的商业及军事利益，所以植物学的发展与帝国扩张息息相关。比如说，植物能产出生物碱，是生化化合物的其中一种，某些化合物能被当成药物使用。药用植物发展史与皇家植物园最重要的交集之一，就是抵抗疟疾这点。在皇家植物园内的经济植物典藏中心的藏品中，有超过1,000种样本都与金鸡纳（Cinchona）的发展及用途相关，金鸡纳树的树皮内含奎宁及各种衍生物，可以对抗疟疾的疟原虫（Plasmodium parasites），这对包括当时英帝国及其他有意入侵热带地区的欧洲帝国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数以千计生命在对非洲及亚洲的扩张战争中因疟疾而丧生，这对帝国主义者来说是场灾难。
然而收集金鸡纳树皮并不容易，因为它的原生地分布在安第斯山脉最难到达的地区，而且金鸡纳树有30多种物种，没有人知道这是否全部都有治疗疟疾的神奇力量。于是英国皇家植物园于1859到1860年组织了一个团队，到南美洲收集种子与植株，带回皇家植物园研究，以及尝试在英国的控制范围（最主要是印度）大规模种植及试验。后来实验成功，英国也得以解决疾病困扰，进一步全球扩张。
然而在19世纪，经济植物学，即殖民植物学，还是主要的考虑。丘园成了植物新知的结算场所，以及植物在英国各地交易的仓库。英国在南北半球的热带地区均有驻点，在干带湿带如是，在海平线之陆地以至喜马拉雅山上也如是，他们可以随时移植植物，把植物从一地盗窃到自己的殖民地上大规模种植，只要英国认为其有利可图。这些植物通常会在丘园或在各殖民地的植物园网络里经受配种、改进以改善质量，比如说茶株被送到印度、烟草被送到南非的纳塔利亚、橡胶树被送到马来西亚等等。虽然植物移植恒久有之，但跨越世界的大规模移植却是史上首回。
1848年9月，在上海一条发臭的蜿蜒运河上，英国人罗伯特·福琼前额发丝尽剃，他的贴身男仆正以马毛穿过粗针，让粗针来回在福琼颈背下的头发间穿梭。男仆每缝一下，就用力拉一下缝线，他正将一条长辫子与福琼的头发缝起，那条又粗又长的青丝，是福琼在中国行走的护身符，尽管可能有点勉强。福琼是英国的植物学家，三年前他奉伦敦皇家园艺学会之命到中国寻找东方的奇珍植物，收集样本且满载而回。19世纪的世界出现重大变革，是靠机械将自然产物变成精致商品的年代，以自动纺织机将棉花变成布匹、铁矿化身为火车铁轨与汽船船体、黏土成为精美瓷器，中国这个神秘而不开放的古老国度在外人眼中充满农业与工业的发展机会，但在当时的中国，一切都被视为是皇帝所拥之物，偷运植物与商品离国并不被允许。
曾在中国干过这种偷窃行为的福琼，此行从东印度公司到中国更内陆未曾开放之地盗茶，深知要扮成中国人的重要性，至少他可以向那些内陆未见过世面的中国人讹称自己为关外人，所以长得比较高大，红须绿眼，口音不纯（在中国的三年内，他跟通商口岸那些商贩学过一点广府话）。当时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人仇视外国人，痛恨他们为中国带来耻辱，如果见到外国人私下离开通商口岸走到内陆，时有外国人被杀害分尸之说，因此他十分谨慎。
东印度公司全称为“英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公司”（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1600年伊丽莎白女王给予其皇家特许状，把东印度所有贸易权利全赋予他们，这家公司殖民了大半个世界，成为英国第一家也是规模最大的跨国企业，其势力之大甚至在许多经营业务的国家俨如政府，可取土地、铸造货币、设置军队、签订国际条约、发动战争与谈判，并发展出自己的司法与税务系统。
茶原本只是东印度公司的一种贸易商品，但后来成为了英国人的生活必需品：在早餐时，在下午茶时，在会客时，茶总是备在桌上。帝国银行家知道，茶是英国重要收入来源，它是价值几十亿英镑的产业，税收占国库收入来源比例十分之一。然而，这价值不菲的产业，全系于中国手中，英国完全通过中国认识茶，更仰赖中国持续供应茶，整整两世纪，中国人完全掌握了英国人对茶的品味。仰赖另一国家提供必需品，等于否定英人自给自足的能力，而且中国通商口岸的商人往往任意抬价，也会以次级茶叶扮作上等茶。茶如何种植、由谁种植、环境如何，对英人来说依然是个谜。雀舌、龙井、玉女峰、宝镜岩、水金龟、三仰峰究竟是什么名堂？是红茶还是绿茶？这对英国来说，颜面无存。
茶的存在，意味着中国是仍拒绝臣服英国的大国。东印度公司决定派福琼到中国，窃取世界上最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样本，取得上等茶树与种子，送到印度加尔各答再移至喜马拉雅山。
当时外人对中国这片神奇的古老大陆一无所知，要深入内陆茶区，仆人就是福琼窃茶的关键，上述的那位男仆是福琼的苦力，名字并无记载。而福琼还需要的，是一名熟悉茶区，能当翻译、植物采集者、向导的人，这个男仆在记载中称小王，年约二十出头，故乡在安徽省松萝山，是中国上好的绿茶产区。王家栽茶已好几个世代，收入用来将受宠的子弟送到杭州与上海，盼望他们名成利就。近百年来，中国人口翻倍，耕地不足以养活一家大小，促成无数年轻乡下人口外移，小王和许多下城到上海的年轻人一样，个性奸巧，是天生的中介，竭力从每次买卖中分一杯羹，在新开放的外国租界靠地下经济谋生。
1848年10月，在路上经历几生几死，福琼到了扬子江的绿茶厂。小王抢在福琼前五步，先向屋内人禀告福琼来访，讹称他是德高望重的官员，从遥远的省份经过一番舟车劳顿，想见识上等好茶如何制造。茶厂领班不虞有诈，客气鞠躬，带领他们进入一座斑驳灰墙内的庞大建筑，后方是庭院、露天工作区与储藏间。茶饮虽然简单，就是把干燥茶叶加沸水，但制茶过程却没有这么一目了然。
东印度公司明确指示福琼：除了在上等茶区采集茶树和种子送到印度，也要抓住机会取得中国人制茶秘方，以及印度茶苗管理者一切所需要知道的事宜。
茶要直接日晒萎凋，之后送到炉间，放进在炭炉上的大铁釜内炒青，在茶工不断用力搅动茶青，茶的汁液在高温萃取下浮出表面，使茶呈现潮湿，不断翻炒会破坏茶青的细胞壁，使其变软，然后炒青后的茶叶会放到一张大桌，四、五名茶工将成堆茶叶置入大竹笼中来回翻滚，直到油释出表层，加以揉捻，挤出的绿色茶汁在桌上凝聚成滩，揉捻过后的茶叶会再放回炒锅二次干燥，体积会卷缩为采摘时的四分一以下。最后就是拣选的过程，挑出最好最卷的茶，用来制作最上等的花白毫，剩下的就是次等的功夫茶，以及最次等的粉状茶末。此番茶厂之行，终于肯定他三年前的判断，绿茶与红茶是来自相同的植物。一个世纪以前，英国的科学家曾以早期探险者从中国带回去的干燥样本，判定两种茶为不同类别，但这次福琼发现，红茶与绿茶本为同种，其分别在于，制作红茶时，茶叶要在太阳下晒一整天氧化与萎凋，提高茶青的破坏程度，之后再炒青，让茶汁分布均匀，再置放12小时，释放红茶的单宁，培养出较强烈的苦味及较深的色泽。
然而这次茶厂之行，还有一件事让福琼提高警觉。他发现处理最后工序的茶工，手指都“很蓝”。当时在一次伦敦的拍卖会上，调茶师与品茶师皆猜测中国人施展各种欺骗伎俩，甚至加入化学染料，现在他有机会证明或推翻这项指控。他一语不发，小心观察，专心写下笔记，偶尔请小王问领班或茶工几个问题。原来中国茶工会把亚铁氰化铁，又称“普鲁士蓝”，以及脱水硫酸钙，即黄色石膏，加到茶叶之中，两者都有机会毒害人体。原来茶工们并非刻意毒害英人，只是以为外国人喜欢茶“看起来”呈现绿色，这样“干脆加些色素，反正原料便宜，茶又可卖个好价钱”，领班这样说。福琼偷偷从工厂收集一些有毒色素，放入浸过蜡的麻袋，藏进衣服的大口袋中，把这些样本运回英国。后来中国茶工在茶叶上添加有毒色素一事于英国公开，从此英人们便少喝绿茶，更为偏好红茶，从此，福琼改变了英人品茶的口味。
夜幕降临，陡峭山坡上的纠劲苍松，若隐若现于云海间，福琼心想，也难怪中国人对茶的雅兴也在于艺术、绘画、陶器与诗歌。这里是松萝山，小王的家乡，上好绿茶产地，小王走在前头，推开老家沉重的大门，欣喜若狂。
与上一次造访中国所住的仕宦官邸相比，王家有天壤之别。巍立于悬崖边的土墙木顶，只有10平方米，厨房的炊烟在没有烟窗的小屋来瀰漫到每一个角落，熏眼刺鼻。福琼稍为安顿后，翌日便出发采集植株。
松萝山地势陡峭，云雾缭绕、土壤排水良好，鲜有烈日当头，相当适合种茶。经过一星期的辛勤劳作后，采集所得种子与植株。不出几年，福琼以行家之姿说明松萝茶的优点，使之至“屯绿”为品名进军欧美，成为上流社会的最爱。
他的下一站是顶级红茶产地武夷山，这次福琼请了一名新的随从，名叫胡兴，曾在北京侍奉过王族高官，他来自福建省，是武夷山的所在地，通福建方言。到武夷山的水路阻塞，有一船欲超越，胡兴赶到船尾对该船船夫说：“可知船上大官，你最好考虑考虑。”“我就是要前进。”火爆的船夫道。胡兴从行李箱里取出前东家的象征物：一面有朝廷纹徽的小三角旗，将之升到船桅上。那名船夫咕咚倒地，跪地求饶。
路上所经之城，村庄破败，乞丐有之，尽是皮包骨的四肢。他们终于来到了武夷山，福琼乘着轿子登上山间狭路，四周满布橡树与竹林、蓟草与松树，福琼每发现一品种，便叫胡兴拿起铲子挖起，塞满原本空荡的轿子。这些切枝非常沉重，轿夫不明白为什么要扛些他们认为是野草的东西浪费气力，开始投诉。直到大红袍茶园，福琼仔细观察制茶之法，也把尽可能带到的茶苗下山，送到上海，运到加尔各答与丘园。
福琼所运到印度山区的13,000株茶苗，只有不足80株抵达时仍然活着。换句话说，福琼此行几近失败。但今天我们所见，中国已不再是唯一产茶制茶之地。这当然，书里记载了福琼随后不同的尝试与实验，以及各种冒险，终于把茶的秘密，窃出中国，改变了中英帝国的财富版图。中国发现福琼窃取无价之宝，已是多年之后，且为时已晚。
茶可以说是首批全球化的商品，重新编排了世界的权力网，把中国的苦力与英美商人、广东的印度银行家、伦敦资本家与曼彻斯特享用早餐的母子出现关联，促成英国扩散殖民地：缅甸、锡兰、非洲东部适宜栽茶的丛林与部落，都被理解成遭当地落后土著居民浪费的土地，土著居民被认为不配拥有土地，继而被殖民，居所开发成经济栽茶之地。
茶改变了中国，随后中国也出现了一个世纪的动荡，不过，没有改变的是，中国依然是被看待成资源丰富之地，到处都是待价而沽的商品，只是这次不是茶之大国，而是力量更强的世界工厂。
本文作者：书尔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