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在古代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是封建社會皇權專制下的產物，是一群可憐人。但著實讓人無法產生同情的共鳴。本屬於弱勢群體的他們，更多的卻揹負著“宦官亂政”的標籤。其中漢朝、唐朝及明朝尤為劇烈，而又以明朝最為突出。從卑微走到巔峰，一言就可定人生死，一言就可定帝王更替。可憐的背後，隱藏的是慾望、殺戮和畸形的人生。
宦官制度最早誕生於周朝。作為天子的周王，當時坐擁龐大的後宮佳麗，為了避免成為綠油油的“鐵帽子王”，防止紅杏出牆的花邊事件發生。所以制定了後宮制度，在外部，禁止其他男人靠近後宮，在內部，將所有服侍妃嬪的男性全部閹割，以此來維護後宮的專屬性，而宦官誕生正是源於此處。直至滿清滅亡，宦官才徹底淡出了歷史舞臺，前後延續了三千餘年，前仆後繼從未斷絕。而宦官之人的來源，大概有五大類：
1）古代罪犯的子孫後代，未滿十六歲的男性（十六歲以上的處死--要麼死，要麼屈服）
2）窮苦人家的孩子，無法養活時，被迫賣身
3）被拐賣的兒童
4）戰爭征服的戰犯後代
5）無賴流氓，投機主義者
而無論是何種情況，太監的出身都不是非常的光彩，而是大多來自於社會的最底層，在被迫或無奈的情況下，被逼著走上了一條悲慘的道路。因出身卑微和生理上的缺陷，特別是在傳宗接代思想為主導的封建社會，受到歧視就成為了必然。就算是普通百姓，也僅僅會在萬般無奈的情況選擇的道路，這也註定了社會地位低下的窘狀。
但宦官所服務的群體，恰恰又是國家最頂尖的一部分人，接觸的是皇親貴族，是功勳權貴的士大夫。在這些人眼中，宦官卻一無是處。宦官想要融入到這個群體，那是格格不入。所以，相對而言，他們屬於一群被拋棄的人，普通百姓接受不了，士大夫更是不願與之為伍，這注定了他們孤寂、偏激的性格。
在長期受到歧視的環境裡，身為弱者，卑躬屈膝是活下去的基礎，隱忍是活下去的秘密。長時間生活在壓抑的環境中，憤怒和反抗會隨著時間的延續，越來越劇烈，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大多是不能用正常思維理解的宦官或者行為。心理畸形、變態、殘暴....等等標籤，好似就是為宦官而準備。當然，這其中一部分摻有士大夫、文人的添油加醋，但基礎的情況還是存在的，這就好比暴發戶一般，宦官一旦掌權，雖然高高在上，但依舊與士大夫集團格格不入，受到的是排斥和敵視，所以證明自己，報復和打擊就是常態。不再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發，說的便是這個道理。
在漢朝時，特別是東漢時期，皇帝年幼的情況時常發生，所以這給外戚和宦官專權，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平臺。在君主、權臣相爭的時候，宦官慢慢走近了權利中心，逐漸佔據了有利地位，成為了東漢政治最重要的參與勢力。這為東漢的滅亡埋下了種子。
在唐朝，太監卻成功地從宮內走到了宮外，軍權、政權再也不是士大夫的專利。比如，唐玄宗時期的高力士，雖身為宦官，但唐玄宗時期，“內侍省事，四方奏事均經其手，頗能謹慎從事，進封渤海郡公，寵任極專。肅宗為太子時，以兄禮事之。累官驃騎大將軍，進開府儀同三司”。雖是太監，卻是桃李滿天下，門生遍佈軍政兩界，而且自己還做到了驃騎大將軍。在古代，就算是宰輔的權利也不過如是。
無論是霸氣側漏的大漢王朝，還是強盛無匹的大唐帝國，在歷史的長河中，都走上了滅亡的道路，而對於其滅亡的原因，後人給出了許許多多的原因，有很多角度，同時也有很多的論證。但是我認為，對於王朝真正失敗的原因，他的對手和繼承者才是最清晰的。朱元璋作為漢人王朝的繼承者，他對於歷代王朝滅亡的總結，其中一點便是宦官治亂，在他的理念中，宦官是皇權和動亂的禍根。
所以，在朱元璋開創大明帝國後，就頒佈了一個政令，限制宦官的權利，嚴厲限制宦官的自由和能力。不允許宦官參與朝政，不允許讀書識字，並且“不得兼內外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官服，官無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鐫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預外事，預者斬。’諸有司不得與文移往來”。從根源上，杜絕了宦官參與朝政的能力和根基，徹底關上了宦官專政的大門。
但是真實的歷史上的宦官之亂，明朝卻位居榜首的位置，這不得不讓人深思。追其原因，並不是朱元璋總結錯誤，也不是朱元璋執行出現了問題，而是他的後世子孫，忘記了他總結的教訓，在禁閉宦官權利的大壩上，從撬開一角，到徹底打開這個罪惡的大門。最終一發不可收拾，宦官才從一個得力助手變為了明朝的掘墓人。
撬開一角的便是他的兒子朱棣。朱元璋去世後，由於皇長子朱標早逝，所以，皇孫朱允炆登上了帝位。面對天下各處的藩王叔叔們，總是念念不忘，總是幻想著，在他睡下的某一個夜晚，面臨兵臨城下的局面，而站在自己床前的，就是拿著屠刀的叔叔們。所以在他登基不久，決定先行發難，於是就推動了轟轟烈烈的削藩運動。
而朱棣為了反擊朱允炆，同時也為了自保，就在皇宮大內安插眼線，以便刺探宮中情報。就這樣，太監走入到了朱棣的視野，“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為耳目”。不久就爆發了“清君側”的戰爭，隨著“靖難之役”的勝利，太監作為功臣，成為了朱棣的新寵。朱棣一邊清算朱允炆殘餘勢力的同時，一邊打起了繼承朱元璋衣缽的口號，但是，對於宦官方面，朱棣卻動了一點小心思。將朱元璋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改成了內臣不得擅自做主。雖然僅僅數字之差，但是內在含義卻是天差地別。
在明朝朱元璋之後，取消中書省及丞相之職，獨攬大權於一身，可謂是日理萬機，在這種情況下，勢必難以長久，所以這給宦官留有了一線機會。在朱元璋時期，朱元璋雖然也任用太監，但相對比較警醒，正如他所言：““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君心。”宦官充其量，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輔助者或者助手，地位還是非常的低下。宦官依舊是被皇權關在籠子裡的“怪物”，偶爾出來放風，也絕對在朱元璋的管控範圍之內。
但是，到了朱棣時期，隨著東廠的成立，宦官權力從無到有，先後獲得了出使、專征、監軍、分鎮與刺臣民隱事之權。其中最權勢最盛者，莫過於數次下西洋的三寶太監-鄭和。在朱棣時期，無論是鄭和還是其他太監，雖然看似權利很大，但依舊是輔助者的角色，對於朱棣而言，更多的是爪牙，是維護統治的幫手。對比於朱元璋的放風而言，朱棣選擇的是在某些領域進行“特赦”，對於朝堂和政局依舊不存在致命威脅。畢竟無論在軍事還是在素質上，沒有任何文化知識的宦官群體，依舊是弱者，無足輕重的角色，對治國並無較大幫助，更多的是幫助朱棣做一些髒活、累活或者一些不能言明之事。
在歷代統治者中，讀書是統治階層固有的權利，作為貧民百姓，是很難擁有讀書條件。而讀書卻是成為貴族十分必要的條件，也是參與朝政或者國家管理必不可少的條件。所以，讀書很重要，但是宦官不得識字、讀書，這就是在根本上斷絕了宦官參與朝政的基礎。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宦官充當帝王的助手，才是可以放心的，很難干涉朝政，禍亂朝局。
這是禁錮“宦官專權”最後的防線，也是最核心的重點。朱元璋守住了，朱棣雖然偷奸耍滑，但是也守住了。而到了朱瞻基這裡，卻徹底地失守了，罪惡的大門，自此洞開，留給了後世無窮的禍患。
朱瞻基即是明宣宗，在古代帝王之中，是頗有作為的一代君主，在明朝諸多帝王中，更算得上是一個勤政愛民的楷模。在其期間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得到空前的發展。“仁宣之治”便是他的傑作。被後人比之為“周之成康，漢之文景”，評價不所謂不高。（明仁宗、明宣宗）
前文講到，明朝朱元璋時期，就留下祖訓：“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後世子孫禁止再設丞相一職，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帝王的重擔。所以在朱棣時期，開始藉助宦官的力量來輔助自己，減輕部分負擔，但更大部分，還是太子時期的明仁宗分擔了大部分的壓力。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時期，情況發生了變化，放眼望去，真正成了一個孤家寡人。
雖然，任用“三楊”、賽義、夏原吉等賢臣輔政，但是專權的體制，部分權利也是不允許朝臣碰觸的。所以朱瞻基就把目光轉向了宦官，期望通過他們，來輔助自己完成國家治理的工作。
為了培養宦官具備專業的管理能力，於是，徹底地打破了朱元璋“內臣不許讀書識字”的訓誡。在宮中設立了“內書堂”，由翰林院學士當教書先生，招收十歲以下淨身兒童二三百人，教育他們讀書、識字，學習儒家經典。
提拔其中優秀者，擔任秉筆太監，協助朱瞻基用硃筆批文，以此來減輕宣宗批閱奏文數量巨大的政務負擔。而明宣宗會根據批文的情況，不定期的抽查秉筆太監的批文情況，以確保不會出現較大的紕漏出現。而自此之後，宦官讀書就成了明朝的定製。
據《酌中志》載:“凡不識字而秉筆者，穆廟時孟衝，神廟時張明，先帝時魏忠賢、王朝輔，止四人耳”。可見，讀書成為了宦官必經之路，也是通往權力巔峰的必經之途。關鍵事件便是朱瞻基賦予的“批紅權”。這為明朝後期，宦官在昏主執政時干預政治，作出了重要的鋪墊。
朱瞻基利用宦官輔助處理朝政，在一定程度上，雖然保證了帝王專權，限制內閣內的目的，但同時也讓宦官掌控了“批紅”權。這對於勤政的帝王而言，並不會出現失控的情況，而到了昏庸的帝王執政時，就成了帝王懶政的依靠。秉筆太監就變相地成為帝王的代言人，權利甚至凌駕於內閣首輔之上。這就是明朝宦官之禍較歷代劇烈的原因所在，所以才有了“歷代奄禍，豈非皆自宣宗造之”的感慨之言。
宦官的特性，註定了地位的特殊性。身處在權利中心，難免產生存在窺探權利的慾望，所以歷朝歷代對於宦官都抱有謹慎處置的態度。特別是朱元璋，在吸取了歷朝歷代的教訓之後，深刻地體會到了宦官專政的禍患之猛。所以在建國之初，就嚴令禁止太監參與朝政的祖訓，關閉了宦官的權力之路。
而朱瞻基卻違背了朱元璋的祖訓，放開了太監讀書、識字的禁錮，打開了宦官專政罪惡的大門，致使宦官勢力空前猖獗，為宦官干政提供了保障，對明代後期，宦官亂政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明朝滅亡的鍋，朱瞻基該背還是要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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