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车曾经是农村主要的交通、载重工具
夏天收了小麦，父亲得先把品相好的多留几袋子，我上学好换餐票。食堂过秤，张会计用根铁锥子往袋子上一扎，麦子就泉水一样“汩汩”冒出来。父亲的嘴巴张着，忐忑地等待宣判。如果张会计眉头一皱，挥挥手，就意味着死刑，我们这季子的麦子过不了关，只能用架子车拉回去了。
我初中到高中六年时间，不记得往学校里拉了多少袋小麦。每一次缴粮食，我比父亲更觉得煎熬。看到他能如愿把一车子金黄色的小麦换成红的绿的餐票，我率先呼出一口长气。如果品相不入眼，父亲就像打了一场败仗，苦着脸唉声叹气的，好几次我都想冲上去把姓张的揍一顿。
事实上，不是我一个人想揍他。张会计圆滚滚的肚子，胖乎乎的脸，活像个财神爷，整天笑嘻嘻的，看起来一点也不坏，可是就是想揍他。他的儿子和我邻班，走路外八字，慢悠悠的，像个骄傲的小公鸡。我们学生中穷孩子居多，黄不啦叽的，聚一块儿了就是一盒火柴棒。所以，张会计儿子天生一副优越感，不但不用缴粮食，而且可以放开吃，能吃成让人羡慕的小胖墩儿。
公鸡散步图
走路外八字的，学校还有一位。我们的副校长，头顶半秃了，几缕油乎乎的长头发努力地盘踞在顶部——其实他要剃个光瓢多好，那几缕头发也能歇歇了。粉白粉白的瓜子脸，可惜多了一道疤，结果落了个外号“高疤瘌”。高疤瘌外八字不是天生的，做老师的时候他还利利索索的，可是一当副校长，一步一顿，左右左，结果腿脚不好使了。
高疤瘌一脸肃杀之气，学生没有不怕他的。当年，他教我们政治，我知道的许多大道理得益于他的启蒙。他给我们上的最好的一课是这样的：高疤瘌对学生背书要求很严，背磕巴的，他随手一指，有的就麻溜抱着电线杆子背，有的蹲在厕所门口背，总之让你出丑。据说这种办法很奏效，年终评比他的政治课总是先进。对长相秀丽点的女生他尤其用心，晚自习单独喊他办公室辅导。为什么男同学不给辅导呢？我们猜不透。学校里关于高疤痕的风言风语传开了。有一天，几个家长冲进学校，操着木棍铁锨，堵在高疤瘌门口，放言要剥他的皮。高疤瘌钻到粮库里闷着，老师们纷纷借故躲开了。吕校长眼看出大事，就央人报了警。后来，警车开到学校，把高疤瘌带走了。我们围着看，高疤瘌腕子上多了副铐子，头顶上的长头发披散开来，终于露出明晃晃的秃脑壳。
高疤瘌判了十五年，罪名大概是强奸幼女罪。
从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凡是双手背在身后，踱着鸭子步，端着脸故意不笑的，十有八九不是好人。小胖墩儿外八字，肯定继承他爹，他爹和高疤瘌或许是一伙的，要不步调为啥那么一致呢？所以，揍他是便宜的了。
红的餐票是二两，可以买一个馒头，绿的是一斤。我用橡皮筋束着，把一星期的餐票放在文具盒里。一顿饭几个馒头，上体育课了几个馒头，都提前算好。十三四的男孩子，动动就饿，其实我每顿可以多吃一个，当有这种想法时，突然觉得内疚。父亲多不容易啊，或许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家还得吃一段粗粮，我能省还是省一点吧。
割麦子真累啊
一年夏天，父亲的腿扭着了。正值麦收，叔叔家忙的昏天黑地的，自然顾不上我们。当年，我已经十四岁，弟弟十岁，在农村可以不吃白饭了。于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天不亮就赶场——麦子几天熟透了，就收不上来了。收割机还是后些年的事儿，当时割麦子全靠一把镰刀。头天晚上，父亲把几副镰刀磨得雪亮雪亮的，这样割起麦子省劲。割麦是个辛苦活儿，哈着腰岔开腿，一手拢麦，一手挥镰，割一捆了就放在身后，一陇地难得直直腰，麦芒刺的胳膊上腿上到处又痒又痛，扬起的灰土常常把鼻子堵成两个黑窟窿。早上凉爽，麦秸露湿了其实不好割。但也得干快点，不然太阳出来才难受呢！毒辣辣的太阳把草帽都晒焦了，汗水糊到身上湿乎乎的，脖子后面起了痱子，汗水一渍，像火烤一样灼痛。一天下来，胳膊上一层白皮，晒脱掉的。
一块地割完后，母亲帮着装上架子车，我干活急，总想多拉些，不然光在路上跑了，林场那地离家二里多呢。结果往往装的小山包似的，我缩在车辕里拉，弟弟在车后弓着腰推，两个小把戏惹得路人直笑：“呦嗬，快翻车了……”真是乌鸦嘴，没走多远，果然翻车了。
秸秆码成这样是个技术活
回到村口，父亲已经拄着拐候着我们了。他张罗着卸车，把麦子上垛，尽量码整齐，盖雨布了也顺手。就这样起早贪黑忙碌了两星期，终于完工了。收工的晚上，繁星满天，我和弟弟唱了一路的歌。夜色已深，父亲和母亲研究了半天天气，觉得明天准是大太阳，该打场了，就不用盖雨布了，再说黑灯瞎火的也整不妥帖。父亲没有诸葛亮夜观天象的本事，结果夜里起了风，大雨骤降。母亲听到风雨声，抱起雨布往外跑，我和弟弟迷迷怔怔地后边追，父亲则急的直跺脚。叔叔闻讯赶过来，搭把手将雨布盖上，可是麦垛顶上仍淋了雨，滴滴答答的往下渗。
晒麦子场景
两天后，雨过天晴。赶紧把麦垛摊开晾晒，麦穗却已经起黑斑了。麦子一焐，晒干后颜色不亮，打成面粉口感也差些。父亲自责不已，埋怨自己没用。母亲安慰他，人算不如天算，好歹麦子没烂到地里，俩儿子不是给割完了吗？二狗家还有亩半地的麦子没收，才窝囊呢！我明白，麦子不耐看，自家吃怎么对付就行，可要给我缴粮食，通不过怎么办？父亲愁的正是这些。
好歹麦垛结实，垛底的基本没着雨，我们用洋叉小心地一层一层扒拉开，挑出好看些的麦子，专门放到麦场一角。晒透了，先把这些麦子用打麦机脱出麦粒。父亲袋子上做了记号，仿佛袋子里装的是金子。
开学了，父亲的腿能走路了，他拉了五袋小麦，像个支军的车夫，兴冲冲地送到前线去。学校粮库门口排起了长龙。张会计一只手插在裤兜里，一只手端着铁锥子，迈着鸭子步，仿佛胯下骑着赤兔马。他在检查麦子的成色。
张会计日常的想象
铁锥子这种利器，我并不陌生。和父亲在公社粮站交公粮的时候，我就领教过。本来鼓鼓的麦袋子，“噗”地一下捅进去，霎时泄了气，“忽忽”漏出的小麦就像挂了彩。我莫名的担心，那些铁锥子万一跑偏了，会刺中我的肚子。
家长们毕恭毕敬的等着张会计检阅。阔气的会递过去一支香烟，张会计嘴角扬起了微笑，说，“老王，今年麦子不错啊，过了，快！”老王中大奖似的缴了粮食，把一大把餐票蘸着唾沫数了又数。其他人都眼馋他的好运气。
其实一年里的麦子，成色差不多，不过有的饱满些，有的显得秕些。学校收不收，全看张会计一张嘴。
轮到我们了。父亲从兜里摸出瘪瘪的一个烟盒，哆嗦着给敬烟。张会计瞟了一眼没有接，扬起的嘴角耷拉下来，也不说话，攥着铁锥子使劲一扎，接过一把麦子，放到鼻子上嗅了嗅。我的心“咚咚”跳得厉害，嗓子眼发干。“焐了吧？”“没……没呀。”张会计把坠到裤裆的腰带提了提，翻着眼盯着父亲，突然和善的笑起来。“拉走吧！”
父亲执拗着不动，“孩子粮票没了，你行行好吧，家里最好的麦子都拉过来了……”“走！”说完，张会计径直去验下一个，顺势举了举铁锥子，好像戏台上的尚方宝剑。
一位老先生劝父亲，回去想办法吧，这家伙说了算。
父亲只好打道回府。我远望着他消融在原野上的背影，有说不出的抱歉。
后来，我听说父亲用一袋半换一袋，从村里给我凑出了一学期的粮食，换粮食多少吃点亏，也算乡规吧。拿到那些红的绿的餐票，我觉得沉甸甸的，那是祖辈们痛苦的希望啊。那些年，我珍惜每一个馒头，因为它们让我咀嚼出温暖、辛酸、坚强……各种各样人世间的滋味。
（配图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