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萨埵（读史专栏作者）
1086年，66岁的王安石走完了他极具争议的一生，在他闭眼之前，老对手兼老朋友司马光已经废止了他几乎全部的变法措施，一生心血付之东流。
仅仅三个月后，司马光也因病逝世。倘若人死之后真有灵魂存在，当这对斗了半辈子的老友在泉下相遇时，真不知会作一番怎样的交谈。
一
1069年，在年轻的宋神宗的支持下，蛰伏半生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准备大刀阔斧地开始他筹划多年的变法事业。
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已经有过一次规模较小的变法改革，是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主导的“庆历新政”，打算从整顿吏治方面入手，逐步改变国家羸弱，社会动荡的局面，但最终因触犯的利益阶层太大而导致失败。
王安石总结了范仲淹的教训，拉拢宋神宗作为自己坚强的后盾，在他的努力下，皇帝几乎成为改革派党人。经过他多年的准备，在朝中也有很大一批元老重臣赞同他的改革想法，至少说是并不反对，且乐意给予支持。
在私人势力方面，王安石还提拔了章惇、曾布、吕惠卿、舒亶等在某些方面极具才能的人，作为变法的中坚力量。
天时地利人和尽皆在手，王安石的变法事业就在同年开始了，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前途真是无限美好，至少在王安石个人看来绝对是这样。
二
司马光这时担任翰林学士，有“内相”之称，一直以来，他都是皇帝身边的重要顾问。
司马光与王安石私交甚好，他俩的文名在当时都颇高，同为文坛的领袖，天下士人的标杆，在早年间和韩维、吕公著并称为“嘉祐四友”。
司马光一开始对于变法的态度还是持中肯意见的，认为应当“果能胜于旧者存之”，这种观点既符合中庸之道，又不会被人指责是偏袒私情。事实也的确如此，司马光虽然一开始是支持变法的，但是在具体变法的细节方面，绝不因私情而放任不顾。王安石到达京城后不久，在神宗面前与众大臣讨论变法细节时，司马光就跟他因为分歧吵了起来。
王安石的变法以财政改革为主，他坚信可以通过高明的理财手段，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情况下，充实起空虚不堪的国库。司马光则认为这完全是荒唐的想象，因为一个国家的财富有限，分散于政府和百姓手中，固定量的钱不是自政府流入百姓手中，就是由百姓流入政府手中，除非是生产力显著提高，否则绝不可能出现王安石所认为的那种双方得利的共赢局面。
王安石一时语塞，短时间内没想好该如何反驳，改革派的二号人物吕惠卿加入战局，提出“青苗法”，试图扳回一城。
青苗法历来是王安石变法中最为人诟病的一项措施，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归属模糊，进入封建地主时期后，土地由大地主兼并，农民要么沦为佃户，要么在春耕过后青黄不接时向地主借高利贷款以暂时维持生计，收成之后则要还高昂的利息。在这一过程中，地主的收益越来越大，而农民饱受其苦。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同时充盈国库，王安石决定由政府充当农民借款的对象，所收利息远远低于原先地主的标准。
从理论上看，王安石的这条政策实在是为农民考虑的良善之举，但司马光却认为由官府充当地主的角色，是对农民更大的欺凌。因为如果地主破坏规则，农民还可以向官府告状，一旦官府破坏规则，农民连一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长久积压而且无法宣泄的愤怒，最终结果必定是农民武装暴动，给社会带来剧烈动荡。
此外，在青苗法的实际施行过程中，很可能由于用人不当，出现底层官吏们为了完成上头派发的贷款指标，强行逼迫农民借贷的情况。如此一来，必将出现农民因多年背负贷款，无力偿还而被逮捕入狱的糟糕局面。
听完司马光的反驳后，王安石一时无法反驳，但多少还保留了一些君子风度，并未做过多言语。吕惠卿则不同，被司马光问住后，竟然开始骂人，对司马光人身进行攻击诋毁，幸好有神宗皇帝出面制止，否则很有可能在百官面前上演一出脸红脖子粗的骂战。
三
朝议结束后，皇帝较为倾向司马光的意见，于是将新法推行暂时搁置，谁知在仅仅两个月后，皇帝与王安石突然再度站到同一战线上，一心一意开始变法。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司马光对新法的理解逐渐加深，反对意见也随之更加坚定，连上九道奏章痛陈利害，请求中止新法施行，神宗皇帝无奈，只好下旨让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一职，主管军事，要求他不要再插手变法事宜，但司马光坚决拒职不受，认为自己只要还在门下省一天，就决不能对此放任不管。
因为司马光的这种倔脾气，苏东坡曾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司马牛”，认为他一旦较起真来就绝不会有任何回转的余地。
王安石同样也极其执拗，是北宋政坛上有名的“拗相公”。现在这两人站到了对立面上，互相之间绝不肯退让一步，王安石必定要推行新政才肯担任宰相，司马光必定要废除新法才肯担任枢密副使。
到变法推行的第二年九月，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总共有三次书信来往，在信笺中诚恳且严肃地讨论了变法的可行性。三次过后，司马光与王安石正式决裂。
这一年里，王安石曾经的朋友中与他关系恶化的不只是司马光一人，“嘉祐四友”中的其他两人，吕公著和韩维，都曾对他的上位给予了很大帮助，但在一年之中，都因为对变法的部分内容持有不同意见，而被王安石化友为敌，遭到贬斥。
为了清除变法过程中的反对声音，王安石将主管监察的御史台人员几乎全部更换，转而任用自己的心腹和亲家，如谢景温和李定等人。后世评价王安石过于刚愎自用，原因大多来自于此。之前支持他的许多元老重臣都在此期间遭到更换、贬谪、流放，朝中几乎只剩下王安石的私人势力，北宋的党争之乱，也自此开始。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讽刺王安石，说对他“化友为敌”的才气十分钦佩，这句话或许有损大政治家的形象，但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四
司马光的斗争无果。
神宗皇帝有大展宏图的雄心，而且他坚信王安石就是自己的“姚崇宋璟”，必将开创繁荣的新局面。变法事业已不可阻止，许多名臣大怒而去，司马光也萌发了退隐之意。他一直有一个史学方面的热切期盼，并且在九年前已经开始付诸行动，这是一本编年史巨作，为今天的人所熟知，名为《资治通鉴》。
1070年九月，司马光退居洛阳，潜心编纂史书，再不问政事，一走就是十五年之久。
王安石几乎清除掉了所有的对手，欧阳修司马光隐退，苏东坡苏辙兄弟被贬离开京城到外地任职，韩琦曾公亮富弼等老宰相或贬或退休，总之已经对他构不成威胁。
变法随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六法”和“三税”。
“六法”指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保甲法、保马法和方田均税法，“三税”指的是免役税、国产消费税和所得税。简而言之，就是朝廷取代小商人，接手全国贸易，通过各种组织架构上的重新规划，增加国库的收入，其收入所得大多投入西北战局。
后世史学家认为，王安石用以打动宋神宗变法的手段，就是藉西北战事胜利来宣扬国威，每当捷报频频传来，宋神宗就高兴不已，认为变法确实带来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转身就把各级官员报告新法实施中出现弊端的奏折丢到一旁。
事实上，新法带来危害已经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皇帝眼中的盛世不过是王安石粉饰的太平而已。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很快，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就暴露在天下人的眼前了。
五
王安石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太过于理想主义，对自己过于自信，手段也太过冒进，以至于现在的情形完全和司马光曾经预言的一致。
以青苗法为例，各级官员为了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或逼迫，或引诱，使出种种方法把贷款推销给农民，带来的是农民连年负债，苦不堪言，很多人因此被捕入狱遭受鞭笞，形势远严重于变法之前。
1071年，京都一带的百姓为了逃避保甲法，引发了小规模的暴动，甚至有人自断手臂以求自保。
由政府接手商业的措施，已经弄得物价飞涨，市场混乱，许多商人联名抗议。在百姓眼中，皇帝和政府已经和与人争利的水果摊小贩无异。
总之，王安石变法中的各项措施都已经导致极大的弊端，渐渐地引起了皇帝的不满，对王安石失去了信任。
四年之后，全国发生大规模的旱灾，饥民流离失所，
一个叫郑侠的门吏将每日所见画成几张《流民图》，呈给皇帝预览，长期以来被王安石轻描淡写掩饰的社会实情才暴露在宋神宗眼前。现在的局面是，不仅有大臣们长期以来的反对，后宫太后也开始向皇帝施压，认为王安石是把一切弄得乱糟糟的罪魁祸首。不久后，王安石的宰相之位就被罢免，但新法仍旧没有废止。
六
王安石罢相后，皇帝想召回退居洛阳的司马光主持朝政，但司马光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神宗是不是要废除新法，如果不是，那自己坚决不会回去。
皇帝迫于压力罢免了王安石，但仍对新法抱有一丝希望，只好任由这头“司马牛”继续在外修书了。
又过了一年，即变法的第五个年头（1085年），变法阵营中出现分裂和互相倾轧。为了稳定形势，宋神宗召回王安石再度担任宰相。
在此前不久，王安石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实际上，经历了第一次罢相的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诏他回来也属于迫不得已。
王安石的支持者已经所剩无几，过去一直对他鞍前马后的吕惠卿包藏祸心，试图颠覆他取而代之，原先的得力干将邓绾、曾布、舒亶、李定等人也各怀心思。变法阵营实际上已经四分五裂。
1076年，王安石的长子王雱病死，对王安石打击极大，他的精力在这两年中几乎消磨殆尽，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不久后就辞职返回江宁府了。
王安石已经失掉人心，司马光在天下人心目中的地位却日益高涨起来。他在洛阳居住的十五年里，虽然不问朝政，却深孚众望，成为百姓心中的无冕宰相，即使是乡野老翁也都尊他为“司马相公”。“相公”一词在宋朝代指宰相，老翁们可并不是要把他当丈夫。
司马光一直到宋神宗驾崩那年才回到京城，这时他的《资治通鉴》已经编写完。新皇帝年幼，现在由太皇太后执政，一直以来她都是变法反对派的坚强后盾，已经决定废止新法。
司马光熬了整整十五年，终于等来这一天，决心要一扫王安石变法留下来的烂摊子。
七
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司马光返回汴京，抵达的当天整个京城震动，他的车马被前来欢迎的百姓紧紧围住，密集的人群中传来一句很让人心酸的话："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根据苏东坡的记载，当他准备从登州返回京城时，当地百姓站在路边送他，请求他转告司马光“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
从这些话中我们很容易看出，百姓们是将司马光看做救星，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和司马光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司马光重登相位，立即着手对新法的废除，在不到半年里，几乎停止了变法的全部措施，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免役法，苏东坡等人主张保留，但司马光坚决要求废止，最后如他所愿。
王安石的半生心血归于失败，到这时为止，彻底画上了句号。
八
次年五月，王安石在江宁郁郁而终，谥号只有一个字“文”。
因为王安石的缘故，司马光退出朝廷长达十五年之久，他大可以在重掌朝政后尽情地报复。但是，司马光到底不负君子之名，他对王安石的评价还是极为公正的，认为王安石除了过于执拗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朝廷理当对其厚葬。
司马光与王安石虽然政治立场针锋相对，但对彼此的评价并未掺杂政治仇恨。
后世批评王安石没有容人之量，但对于司马光，他确实发自内心地敬佩其道德风范，由衷赞叹司马光是真正的君子。
王安石穷尽毕生精力，一心向前，希望改变国家贫弱的局面，挽救危亡，最终归于失败，但责任并不能全归罪于他。司马光奉行儒家的中庸之道，老成持重，在变法之初就预见了数年之后的结局，眼光不可谓不准确，虽然他反对新法，但也并未能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救亡图存。
总而言之，两人都有值得称颂之处，但也都没能尽善尽美。
编著《资治通鉴》已经耗尽了司马光全部的生命活力，在王安石死后仅仅四个月，即1086年九月一日，司马光逝世，谥号“文正”。
司马光与王安石一生的恩怨情仇到此时为止彻底结束，在他们身后，变法引起的党争和混乱虽然还没有结束，但那已经与他们无关。
后人可以展开联想的是，当这两人的灵魂在冥冥中重逢时，又会作出一番怎样的交谈呢？最大的可能或许可以用后世的一句诗概括：“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