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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所寫的《生於憂患，死於傲慢》《莫讓浮雲遮望眼：從脫鉤說起》，收到不少反饋。很多朋友和我一樣擔心，中國在開放環境下走出的現代文明之路，未來有可能出現大的不確定性，被封閉之氣影響。有人甚至悲觀預測，“再這麼下去，學英語可能都是崇洋媚外”。
同時，也有朋友與我商榷。他們比較集中的意見是，“為什麼不把這些道理說給美國人聽？我們也不想脫鉤，就像我們也不願意搞貿易摩擦。但美國一定要摩擦、脫鉤，你非說不脫？” “別太善良，既要準備好酒，也要準備獵槍！” “中美合作世界太平，但別人已經把刀放在你的脖子上，還不丟掉幻想嗎？”
回答這樣的問題並不容易。特別是在新冠疫情蔓延到如此地步，美國累計確診病例已達70多萬，政客在被動之下卸責甩鍋，致使雙邊輿情波瀾起伏之時。但我還是願意嘗試。
這篇文章希望探討的是，從根本上說，中美之間的矛盾是完全無解，因此只會越來越對抗和撕裂？還是能夠通過雙邊努力，打開新的建設性互動空間？
如果答案是後者，我們就要去想，疫情總會過去，美國大選11月也要見分曉，現在就應提前思考與佈局，如何在中美之間打開“再理解”、“再平衡”、“再出發”的新視野？
如果說中美之間的矛盾完全無解，大半個世紀以來，最接近這一結論的時候應該是新中國成立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
尼克松對共產主義的立場眾所周知，但正是在他任內，推動了中美關係和解。他把這一和解稱為“戰後最具有戲劇性的地緣政治事件”，而且他認為，即便不存在蘇聯威脅，美國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建立一種新關係也是當務之急。他說他贊同戴高樂的建議，“雖然對中國的意識形態不抱幻想，但是美國不應該讓中國怒氣衝衝地陷於孤立”，“不要等中國強大了使你不得不承認它”。
中國古話說，“仇必和而解”。尼克松為什麼要推動和解？最近重讀他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戰而勝》，很多話雖是針對前蘇聯，但也體現了他的世界觀：
1、我們應同蘇聯發展一種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新關係，這種關係承認儘管兩國有不可調和的分歧並將繼續進行全面競爭，但兩國應共同避免因這些分歧而打仗。
2、核戰爭中不會有戰勝者，只有戰敗者。蘇聯人追求的是不戰而勝。我們的對策不應是不勝而和。我們也應追求不戰而勝。蘇聯人矢志不移地要實現建立共產主義世界的目標，我們則矢志不移地要實現建立自由世界的目標，使各國人民有權選擇誰來治理他們以及如何進行治理。
3、完美的和平——一個沒有矛盾的世界——是個幻想。現實的和平不是矛盾的終結，而是學會與矛盾共存的一種手段。現實的和平是一個過程——一個處理和控制競爭中的各國、各種制度和各種國際野心之間發生的衝突的持續的過程。我們的任務不是設法消除一切矛盾——這是不可能的——而是處理矛盾使之不至爆發為戰爭。
4、我們應努力為這個世界勾劃出輪廓，但我們不應該按照自己的面目來改造這個世界。我們應認識到，對我們行得通的制度對於經歷不同的其他人未必行得通。我們篤信我們的價值觀念，但是這些價值觀念中的一個基本信條就是不把它強加於人。我們的價值觀念只能以示範的方式向他人傳播，而不能強制他們接受。
5、我們的對華政策可能犯的最大錯誤是熱衷於採取美國特有的做法，苦口婆心地訓導別國如何處理其政治事務。中國人是個獨立性極強的民族，對於外人企圖影響或主宰他國事務歷來很有反感。
6、大國之間的關係不是茶話會或辦喜事，而是件複雜的精緻品，必須時刻予以關注和照料。我們若不謹慎從事，會出毛病的地方很可能都要出毛病。我們今天與之交往的那個國家（中國）還剛剛開始在這個現代世界裡摸索前進，而明天，同他們打交道則可能是世界的頭號大國。
7、中美兩國人民都在世界上最能幹的人民之列，天賦的潛力都很大。展望21世紀，我們看到的是，土壤和氣候都適於培育中美關係。中美關係大有可為，它能把這個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推至空前未有的高度。
引述了這麼多，是想說，中美曾是敵國（尼克松提到毛澤東的長子就死在朝鮮交戰中），但世易時移，仍能跨越大洋去握手。美國確有“美國例外論”、“美國優越論”等傲慢，但在處理大國關係上，“不引向戰爭”、“和平競賽”也有很深的基礎。
尼克松說，中美能夠和解有三個原因：在遏制蘇聯方面有共同利益；友好關係顯然會帶來更多經濟和文化上的好處；原子時代的嚴峻現實，強國之間雖有分歧仍應交往，“否則就可能產生誤解和錯誤的判斷，這種風險是現代世界擔當不起的”。
“在這兩個一度曾經是如此不同，如此具有威脅性和難以溝通、格格不入的社會之間，現在正在編結一種瞭解和相互依存的網絡，所有友好國家關係之間都難免時而發生顛簸，這種網絡有助於減輕顛簸。”今天讀這樣的話，對中美雙方都有啟示，現在需要更多的減輕顛簸的網絡，而不是剪刀。
“我們時代的奇蹟之一是中國在慘遭20世紀各種最可怕的天災人禍之後，在21世紀必將成為世界上的一個頭等大國。”這是尼克松在1988年的預言。
30多年後，面對這樣的一箇中國，美國不可能不“再定位”、“再適應”、“再平衡”。這一過程不始於特朗普，也不會終於特朗普。
特朗普主張美國優先，甚至要“退群”，在某種意義上表明，美國的力量不足以管控世界，不想管那麼多事了，他要通過重修與他國的關係，為自身爭取更大利益。這並不是不可理解的。
尼克松書中寫道：“當我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前6個月見到他時，他問我：‘美國的唯一目標就是和平嗎？’我回答說我們要的和平不只是不打仗，而是‘公正的和平’。”
其實特朗普要的也不是戰爭，不是和中國市場脫鉤，他念念不忘的是讓中國購買更多美國產品，認為中國過去佔了美國太大便宜，他要通過“公平貿易”把損失要回來。這就是貿易談判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美國很清楚，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中國的和平穩定繁榮對美國也有重要意義，過去幾十年美國從中國獲得了巨大利益。
可以說，美國大部分全球化大公司能站在全球之巔，在中國的成功是重要墊腳石。從國家層面看，中國為美國提供廉價貨物以抑制通脹，讓美國老百姓用更少的錢買更好的東西，同時中國在服務貿易方面對美國大量支出（如留學、旅遊、就醫、知識產權、運輸），掙的是辛苦的工錢，買的都是價格不菲的服務（如學費）與品牌。中國把大量外匯儲備用於購買美國國債，讓儲蓄率低下的美國可以獲得便宜資金維持繁榮，同時美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回報率則遠超美國國債收益率。
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截至2018年底，美國對華投資項目累計達7萬多個，實際投入850多億美元。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統計，截至2018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收益率（投資收益/投資存量）為8.9%，而在中國的投資收益率為11.2%。
從這些角度看，美國會罔顧自身巨大利益和中國完全脫鉤嗎？不會。特朗普想的是，該拿的利益一個不能少，過去應該拿但還沒有拿到的，現在也要拿回來。中美貿易摩擦邊談邊鬥，邊鬥邊談，最終還是走向“合和之道”，取得了進展，說明只要有更大的利益，美國就不會脫鉤，因為脫鉤意味著放棄利益。
美國對中國在高科技投資等方面有諸多限制，本質也是為了守住最重要的利益環節。
對特朗普的做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裡·薩克斯去年5月曾撰文，《中國不是我們經濟問題的根源，企業的貪婪才是》。他指出，真正的戰爭不是與中國，而是與美國自己的大公司，許多公司在賺大錢的同時卻無法給自己的工人支付像樣的工資。美國的商業領袖和鉅富們推動減稅、增加壟斷權力和離岸外包——一切為了獲得更大利潤的事情——同時拒絕任何讓美國社會更加公平的政策。
今天看起來中美矛盾重重，且有擴大化之勢，但因為分歧就導向分裂，這種可能性其實並不大。對美國來說，真正謀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如尼克松所說，現實的和平是“一個處理和控制競爭中的各國、各種制度和各種國際野心之間發生的衝突的持續的過程”。矛盾衝突是客觀存在，也會持續發生，但無論從現實利益還是長遠利益出發，中美之間的衝突，有很大可能還是會沿著“處理和控制”的軌跡加以解決，而不是陷入“放大與加強”的泥沼。
在1972年那麼意識形態化的年代，中美關係能夠破冰，顯示了兩國的遠見，對世界也是巨大貢獻。此後近半個世紀，中美間既有風和日麗，也有風雲莫測，走過來並不容易。
中國第九任外交部長李肇星在《說不盡的外交》一書中有過這樣的敘述——
蘇聯解體後，美國國會一些議員出於意識形態偏見，把最惠國待遇作為武器用來對付中國。從1990到2000年（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和1993年克林頓上臺第一年除外），每年美國國會都要就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進行辯論，持續兩個多月，但討論的不是中國是否允許自由移民，而是人權、宗教、計劃生育、臺灣、西藏、核不擴散、貿易逆差、勞改產品等不相干的問題。這實際上成為美國國會牽制政府對華政策和要挾中國的重要手段。（注：最惠國待遇指締約國雙方在通商、航海、關稅、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相互給予的不低於現時或將來給予任何第三國的優惠、特權或豁免待遇。）
那些年，不管兩國關係出現什麼問題，都會反映到美國國會審議對華最惠國待遇的辯論中。給兩國關係帶來嚴重干擾，導致中美關係出現“上半年波動、下半年穩定”的怪現象。美國這麼做還在國際上造成一種印象，好像美國每年都要恩賜什麼東西給中國，中國有求於美國；中國得聽話，否則就會被美國國會“修理”。
中國老百姓很不高興，明明是互利共贏的事情，美國憑什麼拿最惠國待遇說事兒，這不是霸權主義又是什麼？
如果今天發生最惠國待遇的事，我相信很多中國年輕人都會拍案而起：“理他什麼最惠國？！我們自己有這麼大市場，自給自足算了。”
但歷史是怎麼走過來的呢？
當初中國堅持推動“入世”談判，特別是在和美國談判中千方百計排除干擾，哪怕“黑髮人談成了白髮人”也不放棄。終於，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國入世達成雙邊協議，為中國“入世”掃清了最大障礙。
這時美國就面臨著選擇：要麼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後改稱“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使美國能從中國“入世”中獲得好處；要麼援引互不適用條款，將中國開放市場帶來的機會拱手讓給別國。當時美國三大廣播公司和CNN長時間播放支持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廣告：從太空俯視地球，看到美國和中國，接著出現中國商人、學生和他們的老師，還有人在打籃球。畫外音說：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新的貿易協議將使中國向美國的商品和服務打開市場大門。現在是國會作出選擇的時候了，是選擇孤立還是接觸？
通過各方共同努力，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分別於2000年5月24日、9月20日通過有關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議案。中美關係向前邁出了一大步。
“入世”對中國的作用這裡不多說了。中國的外貿企業解決了全國20%-25%的就業，創造了巨大的外匯儲備，建立了中國供應鏈在全球的優勢，這都和“入世”分不開。
如果當初，因為人權、宗教、計劃生育等等任何一方面的分歧，就放大，就升級，就誅心，就不玩了，中國經濟會有今天嗎？要鬥爭，但鬥爭也是藝術，而鬥爭的目的，是要服務服從於一個更大的大局。
以上從美國和中國兩方面的視角，表達了中美雖有分歧仍可破冰合作的觀點。
接下來直面一個更棘手的問題：從制度和意識形態看，中美之間的分歧是不是不可調和的？
無論中美，很多人的回答都是Yes。
在不少美國人的潛意識裡，美國富有特殊使命，是天選之民，是世上的光，“如山巔之城，為萬眾瞻仰”。一部從拓荒奮鬥到稱雄世界、開闢新秩序的美國史，也讓美國人的自信有著堅實根基。
而在中國，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自覺挺中，並不是因為不瞭解世界、盲目自大，而是走遍世界，看到中國實實在在進步了，而美國在某些方面反倒停滯不前，還要經常指責中國，自然會站到聲討美國的一邊。
這是新興大國崛起過程中必然經歷的常態。但我覺得，儘管我們對自己有信心，也沒有真正回答好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到底是靠什麼崛起的？中國特色道路和美國的價值觀與制度只有不同、沒有交匯嗎？
我的基本觀點是：
1、人類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無論是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還是選擇改革開放與世界擁抱，說明在制度和意識形態上，中國和世界存在著同心圓關係，即在根本價值觀上有相融的一面。中國常說“借鑑吸收一切人類文明成果”，也是這個意思。如果這一點我們不明確，而有些含混，很可能導致中國越強大國外越擔心，因為這好像是一個“異質的”乃至“可怕的”存在在崛起。
2、現代化是人類的共同主題。 現代化背後是現代價值觀及其制度安排，也就是現代性。現代性在不同的國家、文化、情境下，實現方式不可能完全一致。現代性是每個地方的人民都能從內心長出的觀念，如自由、平等、獨立、公正等等。這裡不存在“命定論”，即只有在某個特定之地（所謂“上帝應許之地”）才能產生現代性。
3、由此，中國在邁向現代化、建構現代主體性的過程中，也必然形成自己的特點與差異，和美國有所不同，再正常不過。正如人類文明有不同的發源地，當今世界的文明發展，也有“和而不同”的多種形態。差異性不排斥一致性，形態的差異，不等於“本體的對立”。
4、價值觀落實為制度。制度非常重要，它是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競爭最終是制度的競爭，看誰能建立更有效的制度，看誰的制度更具自我更新能力。但制度並不是簡單抽象的概念。首先，制度是一系列用於約束人的行為、調整人與人利益關係的社會規則，既包括成文的正式法律、法令、章程（他律規範），也包括不成文的習俗、傳統、道德倫理（自律規範），等等。其次，制度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不斷演進和動態調整的過程。制度不是一顆貼了某種標籤的種子，丟到地裡，就能長出標籤認定的模樣。制度是活的，是無數參與者的共同創造。凡是能動態響應社會需求、以人為本、傾聽人民呼聲、不斷改進的制度，就是進步的制度。一種制度有沒有生命力，關鍵看實際的治理效果。善治是良序的最佳證明。
相反，一種當初被歷史證明是優越的制度，如果形成路徑依賴，以為自己的制度到頂了，可以一勞永逸了，就會忽略從人類社會新的創造實踐中汲取營養。那麼，這種制度所能帶動的創造力，就會逐步下降。
用上述邏輯來分析美國和中國，會有什麼結論呢？
先說美國。
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有願景，自由開放，有奮鬥精神和創新精神。歷史上美國不僅為世界提供了大量商品和服務，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創新、制度、秩序等等。
尼克松說：“我們的制度旨在使個人在不違反公共秩序和不侵害他人權利的前提下有最大的活動餘地。我們解放了個人的創造力，而蘇聯人則囚禁了他們之中最有創造力的人。我們創建了一個生機勃勃的制度——其最令人豔羨之處不是它的產品而是它的自由——而蘇聯人則建立了一個被官僚機構窒息的停滯的社會。”這是對美國製度的總結，前蘇聯確實也在這樣的制度競賽中失敗了。
前蘇聯的瓦解，根本原因是人民凝聚力的瓦解。
前蘇聯瓦解後，美國的制度和秩序作為一種公共產品，更通暢地供給了全世界，並獲得了巨大紅利（如美元紅利，知識產權紅利，文化紅利）。但紅利的另一面也有“負利”。靠資本、品牌和知識產權打遍天下，不知不覺就弱化了製造能力和生產性創新的能力。全世界都相信美元，都買美國國債，也會助長無需進行結構改革就能沉浸於太平勝景的虛浮感。 作為規則開創者，美國還有一種巨大優勢，就是訴訟力，美國的律師無所不在，無孔不入，但訴訟主義的過度興盛，不僅是巨大的交易成本，從根本上是保護既得利益群體和既有遊戲規則的，從客觀上是妨礙創新和自下而上的社會流動的。
美國製度有其優越性，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和深層次矛盾，很多美國和世界上的學者都做過嚴肅研究，特別是在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
再說中國。
改革開放是中國製度的重大變革之始，是一場危機驅動（農村是飢餓驅動，城市是失業驅動）的自我革命。當時相比發達國家，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法治化水平很低，制度很不完善，但中國通過變革進行制度完善的努力從未停止過。
西方經濟學家強調“斯諾增長”（源於貿易與專業化分工的增長），“熊彼特增長”（源於創新的增長），“奧爾森增長 ”（源於改進激勵、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創新的增長），這些增長在中國一直在發生。中國經濟制度的演進方向，和尼克松引以為傲的“解放了個人的創造力”並無二致。
除此之外，中國還有超級奮鬥的人力資本，有地方競爭背景下的兩個經濟人（企業是市場主體，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有多種成分並存的混合經濟，有後發成長易於使用新技術、發展新經濟的“彎道超車”……這一切結合起來，讓中國脫胎換骨。
所以總結來說，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從深層價值觀層面，和全世界所有可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沒有根本性的差別。
大家都是現代文明運動隊的成員。一切發展都基於人性，離不開對人的尊重、激發、滿足、保障。而從制度層面，中國演進的方向，就是人與人重複博弈所形成的原則，如誠信，合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因此，中國的道路不是奇奇怪怪的道路，而是證明了人類共同價值的作用。中國一直都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但只有當這種特色和以人為本的方向，和人類共同價值，和全球化開放合作秩序相結合的時候，中國才脫穎而出。
中國道路也證明了，哪怕一開始很不完善，但只要是“活的制度”，即制度始終處在改善之中，其所激發的創造能量，會比那些優越的“固化制度”更大，更多。
如果有機會跟美國朋友講中國故事，這就是我的基本脈絡。美國精神的閃耀時刻是西部探險，是硅谷傳奇，中國的改革開放也造就了無數中國的探險與傳奇。這背後都是“夢想加努力，再有一點好運氣，你就可以實現它”的綻放與勝利。因為基數低，更因為充滿危機感和追趕意識，中國的制度變遷速度更快，創造增量的意願更強。
中國的制度並不是最完善的，還有不少漏洞和不足，但中國製度的完善速度可能是世界最快的國家之一。這是中國的力量之所在。我從太多案例中可以預見，中國創造力的噴發遠未結束。依託今天的資源、技術、合作與想象力，中國為人類做出新貢獻，創造出各種“新四大發明”的時代才剛剛開始。
我在上世紀80年代所受的大學教育中，將現代價值觀融入了血液，其中有很多知識和觀念都源自對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學習。
從中美貿易摩擦起，我寫過很多文章批評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但我反對逢美就反，反對只要誰說了一句中國的不好，他就會被認為不好。如果我們的國家一直都是如此之好，好的什麼都說不得，那根本用不著搞改革開放。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特別是忘記歷史的真實。
正是在接受現代價值觀的過程中，我也深深體會到，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要有勇氣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簡單地把某國的今天作為中國的明天，這恰恰是主體性思維遺失的表現。
歌德在《浮士德》中說：“凡是賦予整個人類的一切，我都要在內心中體味參透，保留在我精神的天地之中，在我心中堆起人類的苦樂，讓我自己的自我發展融入人類無束縛的自我。”不經自己獨立的觀察、判斷、思考，則主體性人格就無法建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也無從達成。
大學畢業後的30年，我很幸運，主要是在珠三角和長三角，親自採訪見證了中國經濟改天換地的過程，這些實實在在的經歷讓我深信，現代價值觀青睞中國，中國有機會成為現代價值觀的踐行者，真正造福人民，併為世界做出應有貢獻。司馬遷嘗言：“居之一歲，種之以谷；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百年復興，百年功業，不靠巧，不靠術，靠德，靠誠，靠和人類文明接軌的現代價值觀。對此須臾不可忘懷。
今天是一個新的關鍵時刻。
尼克松在1988年展望千年一遇的2000年的時候說，“在這歷史性的一天，人類將首次面臨這樣的選擇：不僅是我們能否使未來變得比過去更美好，而且是我們能否活下去過未來的好日子”。
美好的價值有時也很嬌嫩，需要不斷照料和培育，如果疏怠，無所謂，它也會凋萎以至死亡。
我們要努力防止全球激進主義，民粹主義，盡力維護作為全球化基礎的互信。即使接下來，全球化進入一個迂迴期、困難期，也要相信，全球化體系在一定調整後還會以新的形態出現、以更高的水平呈現，併為此付出努力。
我們要進一步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從“政策驅動型的制度變遷”邁向“價值觀驅動型的制度變遷”，如此不僅可以使中國價值在全球獲得更大的通約性、認同感，在我們這個14億人口的大國內部，也能讓所有人感到，改革、開放、激活、發展的道路不會搖擺，而將更加定型化，更加可預期。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利益而變革，這是中國道路活的靈魂。
越是外部環境出現壓力，我們越要清醒。
我們不是要活在別人給自己造成的陰影裡，我們要活在為明天創新價值的努力中。關關難過關關過，辦法總比困難多。
中國需要新的話語體系。讓中國夢也成為世界夢，文明夢，開放夢。中美之間需要再認識，再平衡。
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如同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先輩們做出的歷史選擇一樣，將對未來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責任不可謂不重，選擇不能夠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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