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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如同群星般閃耀的偉大作家中，阿貝爾•加繆無疑是最富魅力的一位。有人稱薩特是20世紀人類的良心，這一評價同樣也適用於這位與薩特齊名，既是朋友，又是論敵的存在主義文學大師。
加繆於1913年出生於當時法屬殖民地的阿爾及利亞，他的父輩是最要的一批法國移民，加繆在《夏天》中如此描述道：“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屬於混血種。西班牙人、阿爾薩斯人、意大利人、馬耳他人、猶太人、希臘人聚集在那兒。大量的通婚就像美國一樣產生了極佳的結果。”作為一名混血兒的加繆，雖然出生於這塊遠離歐洲大陸的地中海沿岸地帶，但還是沒能脫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巨大影響。他的父親呂西安應徵入伍後不久，在與德國人的交鋒中陣亡，此時的加繆還不滿一歲。幼小的他從此在這塊出生地，與母親、哥哥、舅舅、外祖母開始了充滿艱辛的生活。
加繆在他的最後一部文學作品，即未竟稿的自傳長篇小說《第一個人》裡，詳細的描述了他成年以前的生活。我們有理由相信，這部作品中所記錄的生活，與加繆早年的經歷是沒有太大出入的。在回憶中，他的童年雖然生活貧困，但卻不乏簡單而平凡的快樂。或許與功成名就之後富裕而煩惱不斷的生活相比，他更加懷念儘管貧窮，然而卻無憂無慮的童年時代。加繆的母親、舅舅、外祖母都是文盲。由於他的母親和舅舅在聽力方面存在遺傳的缺陷，這個家庭的大權自然就由粗暴、傲慢、專橫而且吝嗇的外祖母來掌控了。但也正因為有這樣一位勤儉持家的婦女，加繆一家的生活，才沒有完全的陷入困頓。而他和哥哥之所以能進入學校接受教育，不得不說得益於外祖母把一切都安排的井井有條。在上學之前，家人幾乎沒有給過他任何的教育，之後也是如此。
加繆的小說《第一個人》和薩特的《文字生涯》，雖然都是自傳性的回憶作品。但同時也不同程度的帶有成長和教育小說的色彩。這點在《第一個人》中，體現的尤其明顯。加繆在接受記者的採訪時說：“因而我設想了第一人，他從零開始，他沒有文化、沒有道德、沒有宗教信仰。可以這麼說吧，這是沒有教育者的教育。”雖然加繆這部重要的作品最後沒有完成，但是從已經寫出的部分來看，他已經記述了主人公的這種在生活經驗中，自然形成的道德觀念發展過程。
加繆的母族是西班牙移民，信奉天主教，但卻並沒有多少宗教的熱情。在《第一個人》中，加繆這樣寫道：“說實在的，宗教在這個家庭裡不重要，無人去做彌撒，無人引用或教授戒律，也無人影射彼世的報應與處罰。”對於這種信仰淡漠的情形，加繆解釋道：“如果說生活中充滿了鬥爭及日常操勞的艱難，而雅克的家庭，還得加上貧窮的可怕消耗，這便很難再有宗教的位置了。”在他的童年時代裡，儘管生活一直非常拮据，但生活給他的印象仍然是“神秘而燦爛”的。儘管物質生活的貧窮沒有給他帶來衣食方面的滿足，但大自然和生活本身卻饋贈給他很多。海灘、大海、陽光、足球、書籍，這些無需花費多少金錢，幾乎免費的來的生活禮物，“足以佔據他的整個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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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生活帶給他的是溫暖的陽光的話，那麼宗教留給他的則是冷峻的陰影。雖然外祖母對宗教的態度淡漠，但作為法國人和天主教徒，宗教上的一些禮儀是無法不遵守的。加繆在《第一個人》中回憶道，初領聖體儀式，就給他留下了極壞的印象，之後在一堂教理課上，他因為一個調皮的舉動，被神甫狠狠的打了一個耳光，險些跌倒。臉頰內側被打破了，他把血吞進了肚裡。或許正是這件事，讓他產生了對宗教的疏離之感。他曾幻想在幽暗的夢境中，到處金光閃閃，他與無名無姓的神秘相遇，但又覺得這種神秘與教理課上命名並嚴格確認的聖人們毫不相干。
在上教理課的同時，加繆在上他的小學教師貝爾納先生的輔導課，以便通過助學金考試。能否上中學，對他的人生意義重大。貝爾納先生是加繆的恩人，如果不是他說服加繆的外祖母，同意讓小加繆繼續升學接受中學教育，就不會有日後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繆。與教理課神甫教師的威嚴相比，貝爾納先生的溫和體貼，給加繆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加繆曾經說過，在他的一生中，他只為仁與愛落淚，從不為苦與難流淚。相反地，這隻會使他的心更堅強，意更決。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出加繆那種既堅持與苦難和邪惡相鬥爭，又充滿寬容與愛的人道主義情懷和人生態度。這同時也構成了他的作品最主要的基調和傾向。
就宗教信仰問題，加繆如此說道：“我不是基督徒。我出生貧寒，生活在一片幸福的天空下，周圍的環境讓人感到和諧不是對立——但我有一種希臘式的心——希臘人並不否認他們的神，但他們只是將自己的命運託給神。”加繆並不否認神秘的命運，他不是薩特那樣的徹底無神論者，但他卻不願意承認有組織和儀式的宗教權威，甚至是世俗的黨派和團體，他曾經短暫的加入過共產黨，但因為支持阿拉伯的激進分子而被開除。從此，他既反對宗教，又反對革命，堅持他以維護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為目標的人道主義。因此，薩特稱加繆是一個“反有神論者”是有道理的。
其實加繆繼承的是“地中海精神”，即遠自古希臘，近到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中一直存在著的，一種理想的，世俗的人道主義思想。近代的啟蒙哲學取消了上帝和諸神的存在，在康德的哲學中，是以人的理性無法認識物自體，來懸置上帝存在與否這一終極本體論問題。但啟蒙主義者又不想放棄道德在社會中的作用，盧梭和康德都強調道德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康德用先驗的道德律令來取代道德的外在宗教來源，加繆同樣反對外在的道德規範。他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指出：“荒誕精神通過其推理找到的不是一些倫理規範，而是對人的各種生活的闡述與感觸。”加繆終其一生，都懷有濃厚的地中海情結，無論是在現實中，還是在精神上，地中海沿岸溫暖的陽光和海灘，都是他永遠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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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是一個偉大的小說家、戲劇家和散文家，一個具有人道主義思想的政治活動家。但並不是一個哲學家，這一點，無論是他自己，還是他的論敵，以及研究者，基本都同意這一說法。加繆曾在給弗朗西娜的信中寫道：“我不相信在討論或思想衝突中所表達出來的思想。我不是哲學家，對我來說，思想是一種內心的冒險，它可以使人成熟，但也會給人傷害，或者使人著迷。在書寫方式上，他和蒙田、帕斯卡爾、盧梭、尼采更為接近。而薩特則屬於笛卡爾、康德、黑格爾、胡塞爾這些體系論哲學家。
加繆和薩特代表了戰後西方知識分子的兩種基本立場，在冷戰的時代氛圍中，堅持歐洲啟蒙時代的自由、平等、博愛理念，還是繼承法國大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暴力實現社會公正傳統，成為戰後歐洲知識分子的兩種主要思想傾向。在現實中，表現為同情共產主義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站在勞動人民和受壓迫民眾一方；或是自歐洲近代由來已久的，源於基督教博愛精神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一方。薩特在戰後是親共左翼知識分子的代表，公開宣稱將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一起。這種立場可以追溯到左拉和羅曼•羅蘭，社會公正要求被壓迫的勞動人民採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來實現人類的自由和平等。而加繆雖然也承認被壓迫者有權採取反抗的鬥爭行為，但他並不贊成反抗行為，以一種暴力流血的方式進行。在他看來，以暴力抗惡的結果，難免會再次落入新的惡中。因此他對斯大林時代蘇聯的極權主義深惡痛絕。
薩特和加繆的分歧，在表面上看來是冷戰思維下意識形態的對立，從更深層的根源上來看，是正義與愛的衝突。這種衝突由來已久，在狄更斯的《雙城記》和雨果的《九三年》中，社會正義與人性善之間難以化解的矛盾，被以悲劇的方式表現了出來。這兩位歐洲最傑出的文學大師，在同情革命的同時，又都將人道主義的犧牲行為，作為主人公的最後選擇。超越歷史的永恆人性之善，最終戰勝了為實現社會正義而出現的暴力流血行為。在以俄國民粹主義者為主人公的戲劇《正義者》中，加繆表現了與雨果《九三年》立場相類似的態度，來處理主人公的結局。這也是他在《反抗者》中所表達的一個重要思想，即用自殺來為有正當理由的殺人贖罪。這種思想再理論上雖然說得通，但在現實中，卻難以讓革命者接受。與薩特哲學的理性冷峻相比，加繆的思想更加的理想化，他所追求的是一種團結、和諧、統一的人類生存狀態，他在《反抗者》中指出：“反抗者進行反抗的理由是基於人類的團結。事實上，只要殺死一個奴隸主，這位反抗者就背離了自己的初衷。”
加繆的地中海精神，不僅是希臘式的，同時也浸透著基督教的愛的精神。對於加繆和薩特來說，他們的分歧，是一種各自思想發展的必然。他們在1943年的抵抗時期開始建立友誼，讓他們走到一起的是他們作品中的共同之處。他們彼此都評論和分析過對方的早期作品，《噁心》、《牆》、《局外人》、《西西弗斯的神話》。無論加繆如何反對存在主義的標籤，一種他認為的由克爾凱郭爾所創立，加布裡埃爾•馬塞爾所命名的神學思想，或是薩特的哲學。但他的所有作品，所體現出來的都是存在主義的，即關於人的生存論的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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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和黑格爾的時代，哲學家所關注的興趣是精神、理性、認識、邏輯、歷史、文化，即便涉及人的生存，也是一種倫理學的態度。只是在叔本華之後，人的存在及如何生存，才成為西方哲學和文學所關注的中心，無論是尼采從生命意志的角度，馬克思從歷史社會的角度，還是弗洛伊德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探討和分析，所有的問題最終都歸結為一個。即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裡，人應該如何生存。當然，與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相比。從叔本華到薩特的泛存在主義思想家們，更傾向於從脫離內在的意識和外在的社會，從人的生存態度來回答這一問題。
薩特的早期自由選擇和加繆的荒誕抗爭思想，其出發點都是世界的荒誕。在《噁心》和《局外人》中，這種荒誕是無論在歐洲的文明城市，還是在地中海的殖民地，都幾乎無所不在。從荒誕的存在境遇出發，尋找人類生存的意義，是他們所共同面對的主題。薩特所指出的道路是自由選擇，在無意義的荒誕世界中，抽身而出，從虛無中積極的創造意義。在這一點上，他更接近尼采，而不是啟發他寫作《存在與虛無》的海德格爾。而加繆所指出的道路則相反，是以放棄自身的冷漠，來擁抱和理解荒誕的世界，從中感受快樂與幸福。在這一點上，他更加接近海德格爾，而不是尼采。
儘管如此，他們之間還是有共同之處的，那就是對個體自由的絕對肯定，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走到了一起。但是在抵抗運動結束之後，薩特和加繆的思想各自發生了轉變。
首先，他們認識到，個人的自由雖然是要被肯定的，但他人的自由和尊嚴同樣值得肯定。正是抵抗運動讓他們從對孤立個人生存問題的抽象思考，轉向對社會歷史境遇中人類命運的具體思索。在抵抗運動中與馬克思主義的接觸，讓薩特認識到社會革命對歷史進步和人類解放的重要意義。戰後，他致力於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融合，將個人的生存放入社會歷史的辯證運動中思考，成為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代言人。而加繆相反，雖然他承認社會對反抗壓迫者的正義性和必要性。但對於革命的暴力手段和極權主義的後果，卻非常擔憂，認為以暴力抗惡的結果，最終會導致新的惡。
地中海希臘精神的秩序與節制，以及基督教的人道主義，成為他戰後採取一種和諧、適度、統一的道德理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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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與薩特的立場分歧，與他們的出身，也有重要的關係。薩特出身於中產階級文化家庭，而加繆卻是地地道道的無產階級，文盲家庭。在薩特的《文字生涯》和加繆的《第一個人》中，對他們的童年成長經歷，以及性格的形成，都有詳細的描寫。有一個有趣的巧合是，他們由於剛出生不久就都沒有了父親。因此都由年輕的母親帶回孃家撫養，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但薩特頗受外祖父的寵愛，而加繆則受到外祖父專橫的管制。
在他們童年的記憶中，薩特是在文化和書籍中成長的，他沒有現實中的夥伴，大部分時光是與書籍中想象的英雄一起渡過的，這讓他日後可以遊刃有餘的扮演各種生活和公眾角色。在他看來，人之所以可以自由選擇，是因為人的存在本身先於某種被規定的本質，他的哲學是一種主體哲學，這種哲學要求主體為了實現自由，對現實境遇進行一種超越性的改變，這種思想一旦上升到社會歷史的高度，就與馬克思主義不謀而合了，即受壓迫者為了實現自身的解放，需要對社會現實進行根本性的變革。而在加繆的童年記憶裡，陽光與陰影是相互交織的，如果沒有生活上的貧困和辛勞，就不會充分的感受到陽光和海灘的可貴，與薩特孤獨的童年不同，加繆經常與街區的孩子們玩耍，尤其是一起踢足球，令他心醉神迷。正是在遊戲中的團結和友誼，讓他認識到人和人之間和諧相處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革命與反抗、公正與仁愛、否定與肯定，成為薩特與加繆分歧的要點，從根本上來說，他們都堅持一種人道主義，這種人道主義的內涵是自由、平等和尊嚴。但是他們卻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們的衝突，不僅表現在對待冷戰中兩個不同意識形態陣營的立場上，更體現在對待阿爾及利亞的問題上。薩特堅持法屬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人對法國當局殖民主義壓迫的反抗，堅決的站在被壓迫的民族一方。而加繆雖然承認這種反抗和鬥爭的正當性，但同時又不滿其採取的暴力流血方式。他想採取一種理想的和平方式來解決問題，但是發生在地中海沿岸激烈的殖民鬥爭，並不是他所熱愛的地中海精神能化解的。因為鬥爭的原因，是法國對殖民地的佔領和殖民壓迫。
薩特比加繆更清醒的看到，只有法國當局自動撤離或者在當地的反抗鬥爭中失敗，問題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決。事實的發展證明，薩特的看法是正確的。“我相信正義”，“但在正義面前，我要保護我的母親”。殖民主義是罪惡的，但阿爾及利亞的歐洲移民是無辜的，對於這些已經在阿爾及利亞紮根的近百年移民來說，這裡已經成為了他們的家園。儘管他們之中的很多人仍然生活在貧窮之中，但是地中海沿岸溫暖的陽光和海灘，足以讓他們像熱愛自己的故鄉一樣熱愛這片土地。
出身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的薩特，堅決的站在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勞動者一方；而出身於無產階級文盲家庭的加繆，卻對資產階級抱有好感。他們的思想立場，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這種現象並非偶然，馬克思也同樣出身於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對於社會正義和人類進步的追求，讓他選擇了革命和鬥爭。加繆的一家人，完全可以說是被剝削的無產階級，對於生活的貧困和艱辛，他比別人更具有切身的體會。生活在貧窮的陰影中，沒有讓他失去對生活的希望。陽光、沙灘、大海的自然之美和人間的溫情，讓他看到了生活中的美好，感受到了幸福和快樂。他的心中當然有對自由的嚮往和渴望，外祖母的專橫和神甫的嚴厲，早已讓他在童年就埋下了反抗的種子。但那是一種西西弗斯式的反抗，在荒誕中尋找樂趣、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在痛苦中尋找幸福。因為他知道，有正面就必然有反面，有陰影就必然有陽光。雖然人有時改變不了環境，但卻能改變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正如《局外人》中的默爾索，雖然改變不了等待死亡的事實，但卻能坦然的面對過去與現實，從而產生一種幸福感。薩特希望通過自由選擇來創造人自身的價值，以社會革命的方式來實現人類的自由和解放，這是一種理性的現實想法。而加繆則希望通過有限度的反抗和人類彼此間的團結和理解，實現人生的快樂和幸福，這是一種理想的浪漫想法。正是兩者的相互對立與補充，才構成了二戰之後存在主義文學的完整景觀，他們的區別不是對與錯，而是看待一個問題，採取正面和反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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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義是現代主義的核心，也可以說現代主義是一種泛存在主義。如果我們用最簡潔的話語來描述現代主義的本質的話，那麼就是在“上帝死了”的世界裡，人應該如何生存。所有的現代主義者，都試圖從各自的思想立場出發，來回答這一問題。
最早的現代主義哲學家是叔本華和克爾凱郭爾，他們代表了兩種傾向，即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和有神論的存在主義者。現代主義者與啟蒙主義者不同，他們是在理性王國破產之後，從世紀末的悲觀絕望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因此他們之中的第一個哲學家，必然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就是唯意志論的創始人叔本華。對於人類前途和命運的悲觀看法，早在18世紀的感傷主義和浪漫主義那裡，就已經瀰漫開了。但他們不敢直面悲觀的現實，從而以想象逃遁到中世紀的田園風光和異域的神秘冒險之中，更有甚者，迴歸到上帝的懷抱之中。
現代主義者與浪漫主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不再選擇逃避地獄般絕望的現實，而是採取接受的方式。叔本華從東方的印度思想中找到放棄慾望的方法，這種通過智慧來達到解脫痛苦的方式在畢達哥拉斯學派和柏拉圖的哲學中，都有所體現，只不過沒有佛教那麼明顯罷了。叔本華的最重要貢獻是將被康德劃分在理性認識範疇之外的物自體，確定為意志。當然，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與叔本華的生命意志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是一種按照辯證理性邏輯運作的精神法則，而後者則是盲目、無序和不可捉摸的生命意志，恰如古希臘神秘的命運。
現代主義者認識到他們生活在一個無序而混亂的世界裡，沒有人能預知明天會如何。因此最早的一批現代主義者，是藝術至上的頹廢主義者，他們的代表是馬拉美、王爾德和波德萊爾。在他們的眼中，瞬間就是永恆，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裡，盡情的享受眼前一切能給生命本身帶來歡娛的事物，就是人生的意義。印象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成為現代主義的第二階段特徵，現代主義不但向多元和多樣化方向發展，而且影響到歐洲以外的拉美、東方的中國、日本和印度。這一時期現代主義思想大廈是由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支撐的。非理性、無意識、神秘象徵、原始衝動，給陷入悲觀絕望中的人們，帶來一股不屈不撓的生命激情。
現代主義者認識到世界的荒誕和人生的不幸，但他們並沒有向命運低頭，而是以古希臘式的悲劇英雄氣概，來與這個世界展開頑強的抗爭，這是一個“超人”和“英雄”輩出的時代。第一代現代主義者是頹廢的，第二代現代主義者是激進的。而第三代現代主義者，則是冷漠的，他們就是存在主義者。他們的先驅是一個生活中屢遭挫折的小職員卡夫卡，生前幾乎默默無聞，而戰後卻越來越受到文化界的關注。他的全部作品充滿了冷漠的氛圍，深刻的揭示了世界的荒誕與人生的荒謬，在他的筆下，人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放者，他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更不知道向何處去。
深受猶太思想影響的卡夫卡，以絕望的方式揭示了現代人的生存狀態：原罪的不可擺脫與拯救希望的渺茫。對於他所提出的問題，存在主義者給予了不同角度的回答，有神論的回答當然是在深淵中向神呼求，因為只有神才能將人從地獄般的處境和巨大的罪惡中拯救出來。而無神論的存在主義者，其立場是鮮明的，人只有靠自身的努力來拯救自身。這就是加繆和薩特的思想出發點，在無神論和有神論之間，存在著一種泛神論的現代主義者，他們放棄了對基督教上帝的信仰，但是卻承認超自然的神秘命運，其代表是尼采，他們是古希臘精神的繼承者，作品中的象徵性人物大多數來自古希臘和異教的神話傳說之中。海德格爾、榮格、里爾克、都屬於這類神秘主義者，他們對基督教抱有一點的好感，但是對啟蒙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徹底無神論，保持一定的距離。從這個角度說，加繆屬於他們中的一員，歐洲南方明朗快樂的地中海精神，如陽光一樣普照著他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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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不僅是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最年輕的作家之一，也作品數量最少的一位。不但與著作等身的薩特相比少的可憐，即使與任何一位與他同時代的稍稍有點名氣的作家相比，也是無法向背的。就如同很多大師落選讓人感到遺憾一樣。1957年加繆的獲獎，確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當年的候選人中，有大名鼎鼎的馬爾羅。大多數人，包括加繆在內，都認為獲獎者非他莫屬。即使在加繆獲悉自己確實獲獎後，嘴裡卻仍然不停重複應該由馬爾羅拿獎的話。但無論如何，這位沒有任何團體推薦的候選人，在45歲時直接被瑞典科學院授予了這項偉大的殊榮。與馬爾羅一起落選的還有《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等待戈多》的作者貝克特，這樣日後的獲獎者。
加繆獲獎的消息一經傳開，就立刻引起了震撼性的效果。他的擁護者和敵對者，紛紛對此表態。雖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給加繆帶來巨大的榮譽和財富，但是對正處於創作枯竭狀態的他來說，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他的敵對者沒有放棄這個攻擊他的好機會。《藝術》雜誌以“諾貝爾向加繆授獎，為終結的作品加冕”為標題來對他進行嘲諷。《法蘭西觀察報》也不客氣的稱他為“溫文爾雅的小思想家”，《人道報》則稱他為“幻想家”。加繆為了對此進行回應，在關於此事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他要丟棄戲劇，集中精力寫一部名為《第一個人》的教育小說。如果不是加繆未及完成這部作品就早逝而去的話，《第一個人》非常有可能成為他最重要的小說作品。儘管如此，數量不多的小說、戲劇和散文作品，足以讓他當之無愧的成為獲得此獎的又一位文學大師。
作為長期論敵的莫里亞克，拋棄成見給加繆的評價是十分可觀的：“這位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是青年一代最崇拜的導師之一，他給青年一代所提出的問題提供了答案，他問心無愧。”這位法國曆史上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和存在主義文學大師，在人生進入巔峰三年之後迅速的隕落，他的早逝讓所有曾經認識他，讀過他的作品的人感到惋惜。作為一個進入創作成熟期的作家來說，他實在是太年輕了。加繆曾經說過，沒有比死於車禍更荒誕了。但作為一個畢生研究荒誕的思想家來說，人生的這種荒誕結局，對他來說彷佛是最適合的了。兩年之後，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獲得了獨立，加繆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終於發生，包括他的親人在內的大批移民不得不離開這片他們熱愛的土地。加繆一直孜孜以求的地中海精神，最終連同他本人一樣，成為一個巨大的神話，但這卻是一個不朽的神話。
無論是對於阿爾及利亞，還是法國來說，作為出生於殖民地的移民後裔，加繆都是一個“局外人”。而在他生活的年代，人類在荒誕世界中的存在，也如同一個被拋入這個陌生之地的局外人。但他卻並沒有因此而悲觀和絕望，冷漠的看待周圍的一切，而是選擇了西西弗斯的反抗和普羅米修斯的犧牲。他以不屈的自由精神對抗世界的陰影，以無限的愛擁抱這個世界的陽光。陽光和陰影只是一個事物正面和反面的關係，因此這個世界需要團結、和諧、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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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義是這樣一種哲學，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在荒誕的世界中發現生存的意義。我們不得不佩服無神論存在主義者的勇氣，他們敢於承擔這個已經失去根基的世界的重量。在歐洲漫長的文明中，或許只有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才具有這樣的勇氣，儘管他們遭到命運的打擊，陷入痛苦和不幸，但仍然昂首挺胸的承擔這一切。西西弗斯、普羅米修斯、還有揹負蒼天的阿克拉斯，就是希臘精神的代表。或許我們可以將這種希臘精神稱為酒神精神，這種精神在尼采的哲學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達。
加繆和薩特無疑都繼承了這種精神，但地中海精神，同時還包括適度、和諧、秩序的日神精神，這種精神在柏拉圖的哲學中得到了最好的表達。加繆對這兩種精神不同程度的加以接受，但又都拋棄了一些東西，尼采的酒神哲學，要求人們熱愛自由、生命和藝術，但是卻強調超善惡的強力意志及其鬥爭，這是加繆所不能接受的。而柏拉圖的日神哲學，要求人們熱愛智慧、和諧與至善，但又忽視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這是加繆所不能接受的。這也是加繆不能接受基督教的原因，超現世和感性生命的彼岸世界，與他所信奉的陽光、大海、命運，這些此世自然神靈是格格不入的，也是自文藝復興以後歐洲的世俗文化和啟蒙理性所排斥的，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主義所反對的。加繆的地中海思想是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的結合，是尼采的《悲劇的誕生》中，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的和解，被尼采所放棄的，被加繆所繼承。
加繆和薩特作為存在主義哲學和文學的代表，標誌著現代主義文學的成熟。卡夫卡作為先驅，提出了存在主義所要面對的問題，但他並沒有做出回答，悲觀和絕望，始終瀰漫在他的幾乎所有文學作品之中，或許他自己早已感覺到了這一點，因此讓好友布羅德將他的作品毀去。但他提出的問題本身是偉大的，他對人在世界中存在狀態之荒誕的揭示，讓存在主義者更明晰的看到了問題的所在。加繆對荒誕作出了這樣的定義：“荒誕是在人的需求與世界的非理性的沉默這兩者的對抗中產生的。”人與世界之間的疏離，也即世界對人來說成為陌生的異己存在，是荒誕的實質。“在這個驟然被剝奪了幻想與光明的世界裡，人感到自己是一個局外人。這是一個得不到解救的流放，人被剝奪了對失去的故土的記憶和對福地樂土的希望。這種人與生活，演員與佈景的分離，正是荒誕的感覺。”既然世界對人來說是一種異己而且敵對的存在，並且沒有上帝的拯救和諸神的幫助，人就必須靠自己的力量來對抗世界的荒誕。
在加繆的哲學中，人與不合理的荒誕現實的鬥爭，被稱為反抗。這種反抗是一種英雄主義的超人行為，在他前期的思想裡，西西弗斯成為這種反抗行為的代表。當然，這一被他重新演繹和詮釋的著名希臘神話人物，已經被賦予了“荒誕人”的特性。在卡夫卡的小說《城堡》中，主人公為了能在村子裡居住，幾乎使用了他能想到的各種方法，直至身心疲憊，也未能接近神秘的城堡一步。徒勞而絕望的抗爭和追求，什麼也改變不了。在《審判》中，主人公同樣耗盡心力想擺脫被判處死罪的命運，但最後仍是難逃一死。
加繆與卡夫卡一樣，深知人的任何努力和行動，都難以改變人生最終的悲劇結局，但也並沒有選擇懦弱的自殺行為，即生理和哲學上的自殺。因為這兩種方式，都是對荒誕的逃避，對現實和精神兩方面的逃避。即便是卡夫卡，也沒有放棄抗爭，儘管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勞的。他雖然熱愛尼采，卻不是他的信徒，猶太思想是他的根基。古希臘那種悲劇英雄的氣質，是他所不具備的。海明威、薩特、加繆，都是抗爭的代表，“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兩次世界大戰，並沒有將他們的意志摧垮，反而讓他們顯示出了與命運抗爭的大無畏英雄氣概。這種與命運相抗爭的行為本身，在無意義的非理性世界裡，從虛無和荒誕中創造了意義和價值。這就是海明威的“硬漢精神”、尼采的“酒神精神”、加繆的“西西弗斯精神”、魯迅的“摩羅精神”。
像古希臘的英雄一樣，不畏艱險和死亡，與神秘和殘酷的命運相抗衡，活出人的勇氣、價值和尊嚴。這就是希臘的悲劇精神，這就是大地上的真理。尼采認為他所提倡的是一種“快樂”的哲學；加繆稱反抗的人生是“幸福”的；魯迅說，戰鬥和復仇，是“生命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存在主義是一種英雄主義，無論是薩特的“我寫作，故我存在”，還是加繆的“我反抗，故我存在”，都在張揚一種人的主體性，存在主義是一種人學，同時也是一種人道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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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義者與尼采的那種“斯巴達式”的酒神精神不同，他們在強調人與命運的抗爭的同時，將反抗的行為與愛和正義聯繫起來。正是因為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加繆和薩特才從孤獨的個體反抗，走向了對人類命運負責的人道主義。從尼采超善惡的純精神藝術領域，進入到具體的社會歷史層面。法國知識分子自啟蒙時代起就有激進的左派傳統，二戰後的薩特和加繆，都屬於左派，但仍有積極和溫和之分。在五、六十年代，以薩特為代表的法國左翼知識分子非常活躍，但隨著戰後一代人的出生和成長，戰爭和革命的記憶逐漸淡化，以介入時代著稱的存在主義，被新興的結構主義取代。
1960年加繆逝世後，雖然薩特仍然活躍在法國的思想文化界，但他更多是作為一位社會活動家而不是文學家而存在。以列維•斯特勞斯，福柯、羅蘭•巴特、德里達，拉康為代表的結構—後結構主義者，開始登上歷史的舞臺。他們將文化關注的重心，由歷史現實轉向文本符號，以“主體之死”、“作者之死”來消解人的主體性和作者的權威性。而之後出現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在1868年“五月風暴”為代表的大學生造反運動的推動下，逐漸風靡歐美思想文化界。
18世紀啟蒙思潮所建立的各種關於歷史、進步、解放的宏大敘事被解構，一種對規訓社會中微觀權力的反抗，成為新左翼思潮的代表。儘管薩特一如既往的支持1968年的大學生造反運動，但他所期望的反政權行為，並沒有出現。聽爵士樂長大的一代青年，對於政治已經失去了興趣，他們關心的是音樂、電影和戀愛。隨著後工業社會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到來，社會、歷史、階級這些傳統詞彙，漸漸的被種族、人權、性別所取代。現代主義那種張揚人的主體性的英雄主義，孤獨而崇高的抗爭精神，已經不復存在。
隨著加繆在60年代初的逝世，現代主義文學在西方走到了盡頭。以羅布—格里耶為代表的新小說和海勒代表的黑色幽默小說，逐漸成為歐美文學的主流。羅蘭•巴特對加繆《局外人》的解讀，不啻為一種“後現代”對現代主義文本的“解構”。“零度的寫作”，在抹平存在主義介入精神的同時，預示著現代主義文學進入了歷史的危機。或許，加繆的《第一個人》，註定要成為未竟之作。這部作品，無意中已經成為了現代主義文學難以為續的象徵。
現代主義作家，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到薩特、加繆，他們兼文學家和哲學家於一身，將小說思想提高到哲學高度，同時也將哲學思考以形象化的方式傳遞給大眾讀者，實現了詩與思在小說中的融合。儘管加繆和薩特的時代，已經隨著存在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成為歷史，而漸漸遠離我們的時代。但這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和文學大師，卻將深邃的哲學思考，精湛的文字藝術，偉大的人道精神留給了我們。他們的作品以經典的魅力，吸引著一代代精神的求索者和文藝愛好者，去重溫他們那些永遠鮮活的思想和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