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都知道科舉對於古代的讀書人來說是改變命運最直接的方法，和現在考公務員差不多，正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都想通過考試一舉成名。
多少窮書生指望著一朝考中，走上人生巔峰，從此高官厚祿、一生無憂。看看范進和周進就明白，為什麼他們窩囊半生、屢試不第還要如此鍥而不捨的參加科舉，甚至變得瘋癲。
就是為了頭頂這項烏紗帽，無數的舉子們都打了雞血一般嗷嗷叫著往科舉這根獨木橋上衝，比現在高考、國考殘酷得多。人人都希望“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但科舉終究是殘酷的，想通過科舉一舉奪魁的人有增無減，考上的就只有那麼幾個名額，於是更多的人就是年復一年的報考，名落孫山，再考。如范進雖然辛苦了半輩子但好歹考上，成了別人口中的“範老爺”，更多人則默默無聞淒涼的死去，成了炮灰。
現在考研、考公等輔導機構宣傳的熱火朝天，什麼“紅皮書”、“四套卷”、“三年高考，五年模擬”這種輔導資料鋪天蓋地，在教育並不普及的古代，是否也有相應的培訓機構和參考資料對科舉的士子們進行輔導呢？
還真有，您千萬別小看了古人的智慧，哪裡有需求哪裡就有市場，古人把培訓機玩的那叫一個風生水起，絲毫不遜色於現在。
宋代培訓達人呂祖謙老師，進士出身，呂學鼻祖，他辦的學院就有相當的課程，是專為科舉而生，幾乎相當於現在的“中公”“華圖”。
呂祖謙老師出一種類似於《三年模擬五年高考》的東西，還有各類輔導書，黃皮的，故而稱作“黃冊子”。宋詩所謂“區區黃冊子，所事惟奪魁”，說的就是黃冊子的存在，完全是為了輔導學生考高分兒。
但宋代人普遍鄙視黃冊子，認為應試教育不能為朝廷培養真正的人才。然而鄙視的話，並沒什麼卵用。因為黃冊子在當時千萬人過獨木橋就是管用，考生用這個，就是比不用的考得好。
朱熹以前很煩呂祖謙這一點，認為人踏踏實實做學問就可以了，學問做好了，科舉自然能考好。但實際上，考試和學問真是兩碼事。就像高考，你學問再大，不明白考試的章程，不知道應對科考的技巧，也是十分不行的。朱熹的兒子朱塾，水平不能算差，就是屢次都考不上，又沒老師敦促，十分貪玩，最後也只得送到呂祖謙那裡複習去。
元、明、清的科舉培訓，比現在“高三”有過之而無不及，比現在培訓機構更虐、更嚴苛，學校會給適齡學員發放各色教育心得和科場指南，也就是現在的考試大綱。那時候是宗族制度，所以也有科考大族。因為往往是某個家族的教育搞得非常好，考中的特別多，這個家族的前輩，就更有可能教育出高分子弟。譬如王世貞家，四代出了十個進士，這種情況可以類比現在高考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勻的現狀，其實這種問題早就存在。
總之，把“國考上岸”的人和舉人、進士劃等號，不是沒道理，古代確實是有“上岸者輔導”這個工種的，科舉時代的“中公”、“華圖”也是很專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