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北京西郊八寶山革命公墓之西半公里處出土了《華芳墓誌》，全稱《晉使持節中都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幽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博陵公太原晉陽王公故夫人平原華氏之銘》，西晉永嘉元年（307年）4月立。志高130釐米，寬57釐米，形制之大為迄今所見西晉墓誌之冠。
《華芳墓誌》全文1630字，四面環刻，志陽700餘字詳細記述王浚與前後三位妻子文粲、衛琇、華芳四個家族的譜系。其次才是墓主華芳個人的生平事蹟，第三部分記載了墓主的兩名子女、兄姐四人的姓名及其婚配對象及臨終前後的描述。
若非志文中對華芳的頌讚，實難看出這是華芳的墓誌，倒像王浚本人的墓誌。志首題“晉故使持節中都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幽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博陵公太原晉陽王公故夫人平原華氏之銘”46個字中，彰顯王浚本人官職、地望的敘述，就佔了37字，而墓誌銘中所術衛夫人的祖父衛顗、伯父衛瓘，華芳的曾祖父華歆，皆是西晉初期赫赫有名的人物，這塊墓誌銘很清楚地呈現了西晉以後世家大族，如何透過婚姻關係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突顯本家族地位。墓誌的出土，為魏晉南北朝門閥制度的發展作了最好的註腳。
王浚(252年-314年)，字彭祖，太原晉陽(今山西太原)人。西晉時期將領，曹魏司空王昶侄孫，驃騎將軍王沈之子。官至司空、領烏丸校尉。
王浚出身太原王氏，其父王沈為西晉開國功臣，封博陵郡公。王沈無子嗣，王浚以庶子繼嗣，襲其爵為博陵郡公。元康初，王浚作為駐紮於許昌的東中郎將參與了“八王之亂”，受賈后的命令與黃門孫慮一起殺了幽禁於許昌的太子司馬遹，因其功勞得封寧北將軍、青州刺史。此後不久，趙王司馬倫打出“為太子報仇”的名義而起兵，廢掉賈后，誅賈后黨羽，然後矯詔賜死賈后。這時王浚因遠離京師政治旋渦中心，所受衝擊很小。加之他在幽州地區已取得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的頭銜，“擁眾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保持相當實力，“浚恃鮮卑、烏桓以為羽翼”，為了自安之計，把鮮卑段部等異民族當成他的“左右”。
其實，太原王氏與匈奴、鮮卑等胡族相交，源於其始祖王柔、王澤兄弟。據《後漢書·郭林宗傳》：“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從護匈奴中郎將的職責和代郡所處的地理位置推測，王氏一族早在東漢就已經與匈奴有了接觸。
漢魏之際，太原王氏一族顯於史籍者首先是王浚的叔祖父，即他父親的叔父王昶。據《三國志·王昶傳》載，王昶在魏武帝時，歷任太子文學、中庶子。至文帝時，官至兗州刺史。後因在對吳作戰以及平定淮南叛亂的過程中立有大功，升任司空，位列“三公”之列。
終結西晉的匈奴人劉淵、劉聰父子與太原王氏的交往就始於王昶。《晉書》卷101《劉元海載記》雲：“（淵）齠齔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踴號叫，哀感旁鄰……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這，並遣吊賻。”後劉淵從學於上黨時，“太原王渾（王昶子）虛襟而友之，命子濟拜焉”。其後，又有“太原王渾見（劉聰）而悅之，謂元海（劉淵）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由此可見，劉淵父子與自王昶以下祖孫三代都保持著較為密切的關係。
在劉淵至洛陽當“質子”期間，王渾還向晉武帝推薦“任劉淵以東南之事”，但被當時的大臣孔恂、楊珧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為理由反對，此議最終作罷。王渾對劉淵不僅有提攜之誼，更有救命之恩。《劉元海載記》雲：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視之，元海在焉，言與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幷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王渾此舉也最為後世史家所非議。《晉書·武帝紀》有云：“（武帝）迷王渾之偽策……元海當除不除，卒令擾亂區夏”。
王浚雖不與匈奴為誼，卻與鮮卑交好。不僅嫁二女與鮮卑貴族，“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恕延”，305年還上表封段務勿塵為遼西郡公，假大單于印綬，使鮮卑被西晉政權所認，從而逐漸發展壯大。作為回應，與之相爭的幷州刺史劉琨與拓跋部的拓跋猗盧結為兄弟，表其為大單于，並以代郡封之為代公。從此，匈奴、鮮卑等胡族先後發展壯大，並進入中原，開啟了長達數百年的“五胡亂華”時期。
據學者考據，王浚經營幽冀時，其主要軍事實力為鮮卑段部和烏桓突騎，在他以聯盟、羈縻、統屬及姻親等幾種方式整合的軍事將領來看，其中鮮卑族7人，烏桓族8人。在鮮卑和烏桓異族勢力之外，王浚在非常時期不排除援引匈奴和拓跋人來對抗石勒軍團，其中拓跋猗盧日律孫正是在段部鮮卑背離王浚的情況下，成為王浚拉攏的合作伙伴。（見範兆飛《兩晉之際的士族生態與幽冀形勢——以王浚為中心的考察》，《學術月刊》2011年第3期）
太原王氏拉攏匈奴、鮮卑等胡族，可能是為了鞏固自身實力，提升家族地位，但在客觀上，卻起到了引胡入華，壯大胡族勢力，最後禍亂中華，迫使晉室南渡，造成南北對峙，分裂長達數百年的亂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