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之西半公里处出土了《华芳墓志》，全称《晋使持节中都督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幽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博陵公太原晋阳王公故夫人平原华氏之铭》，西晋永嘉元年（307年）4月立。志高130厘米，宽57厘米，形制之大为迄今所见西晋墓志之冠。
《华芳墓志》全文1630字，四面环刻，志阳700余字详细记述王浚与前后三位妻子文粲、卫琇、华芳四个家族的谱系。其次才是墓主华芳个人的生平事迹，第三部分记载了墓主的两名子女、兄姐四人的姓名及其婚配对象及临终前后的描述。
若非志文中对华芳的颂赞，实难看出这是华芳的墓志，倒像王浚本人的墓志。志首题“晋故使持节中都督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幽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博陵公太原晋阳王公故夫人平原华氏之铭”46个字中，彰显王浚本人官职、地望的叙述，就占了37字，而墓志铭中所术卫夫人的祖父卫顗、伯父卫瓘，华芳的曾祖父华歆，皆是西晋初期赫赫有名的人物，这块墓志铭很清楚地呈现了西晋以后世家大族，如何透过婚姻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突显本家族地位。墓志的出土，为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的发展作了最好的注脚。
王浚(252年-314年)，字彭祖，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西晋时期将领，曹魏司空王昶侄孙，骠骑将军王沈之子。官至司空、领乌丸校尉。
王浚出身太原王氏，其父王沈为西晋开国功臣，封博陵郡公。王沈无子嗣，王浚以庶子继嗣，袭其爵为博陵郡公。元康初，王浚作为驻扎于许昌的东中郎将参与了“八王之乱”，受贾后的命令与黄门孙虑一起杀了幽禁于许昌的太子司马遹，因其功劳得封宁北将军、青州刺史。此后不久，赵王司马伦打出“为太子报仇”的名义而起兵，废掉贾后，诛贾后党羽，然后矫诏赐死贾后。这时王浚因远离京师政治旋涡中心，所受冲击很小。加之他在幽州地区已取得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的头衔，“拥众挟两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保持相当实力，“浚恃鲜卑、乌桓以为羽翼”，为了自安之计，把鲜卑段部等异民族当成他的“左右”。
其实，太原王氏与匈奴、鲜卑等胡族相交，源于其始祖王柔、王泽兄弟。据《后汉书·郭林宗传》：“王柔字叔优，弟泽，字季道……柔为护匈奴中郎将，泽为代郡太守。”从护匈奴中郎将的职责和代郡所处的地理位置推测，王氏一族早在东汉就已经与匈奴有了接触。
汉魏之际，太原王氏一族显于史籍者首先是王浚的叔祖父，即他父亲的叔父王昶。据《三国志·王昶传》载，王昶在魏武帝时，历任太子文学、中庶子。至文帝时，官至兖州刺史。后因在对吴作战以及平定淮南叛乱的过程中立有大功，升任司空，位列“三公”之列。
终结西晋的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与太原王氏的交往就始于王昶。《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云：“（渊）龆龀英慧，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时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这，并遣吊赙。”后刘渊从学于上党时，“太原王浑（王昶子）虚襟而友之，命子济拜焉”。其后，又有“太原王浑见（刘聪）而悦之，谓元海（刘渊）曰：‘此儿吾所不能测也’”。由此可见，刘渊父子与自王昶以下祖孙三代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在刘渊至洛阳当“质子”期间，王浑还向晋武帝推荐“任刘渊以东南之事”，但被当时的大臣孔恂、杨珧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理由反对，此议最终作罢。王浑对刘渊不仅有提携之谊，更有救命之恩。《刘元海载记》云：齐王攸时在九曲，比闻而驰视之，元海在焉，言与帝曰：“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王浑进曰：“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帝曰：“浑言是也。”王浑此举也最为后世史家所非议。《晋书·武帝纪》有云：“（武帝）迷王浑之伪策……元海当除不除，卒令扰乱区夏”。
王浚虽不与匈奴为谊，却与鲜卑交好。不仅嫁二女与鲜卑贵族，“以一女妻鲜卑段务勿尘，一女妻素恕延”，305年还上表封段务勿尘为辽西郡公，假大单于印绶，使鲜卑被西晋政权所认，从而逐渐发展壮大。作为回应，与之相争的并州刺史刘琨与拓跋部的拓跋猗卢结为兄弟，表其为大单于，并以代郡封之为代公。从此，匈奴、鲜卑等胡族先后发展壮大，并进入中原，开启了长达数百年的“五胡乱华”时期。
据学者考据，王浚经营幽冀时，其主要军事实力为鲜卑段部和乌桓突骑，在他以联盟、羁縻、统属及姻亲等几种方式整合的军事将领来看，其中鲜卑族7人，乌桓族8人。在鲜卑和乌桓异族势力之外，王浚在非常时期不排除援引匈奴和拓跋人来对抗石勒军团，其中拓跋猗卢日律孙正是在段部鲜卑背离王浚的情况下，成为王浚拉拢的合作伙伴。（见范兆飞《两晋之际的士族生态与幽冀形势——以王浚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
太原王氏拉拢匈奴、鲜卑等胡族，可能是为了巩固自身实力，提升家族地位，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引胡入华，壮大胡族势力，最后祸乱中华，迫使晋室南渡，造成南北对峙，分裂长达数百年的乱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