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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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晚清重臣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 ），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 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 ）。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清朝末年，风雨飘摇。大清帝国摇摇欲坠，在这个危急存亡之秋中国出现了一批忠志之士，挽大厦于将推，他们就是晚晴中兴四大名臣。在他们领导下的中国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大力发展国家经济，师夷长技以治夷，颇有一番景象。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湖广总督张大人的平生“三不争”。
“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这是张香帅的临终遗言
张之洞经手筹建官办新式企业无数:在广东，筹建的官办新式企业，就有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调任湖广总督后，他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并开办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
别看他承办了这么多实业，可是他生活过得很清苦。他为官清廉，从不索贿受赂，因为家中人口多，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实在挺不过去，他就派人典当衣服过日子。
张之洞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一生主要做了四件事：办新式教育，办实业，练新军，抵外辱。毛泽东曾评价他“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遗嘱中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这掷地有声之言，自古至今，有多少官员敢这么说?
可谓对人性了解至深。俗人所最在乎，乃是利益。为小利即仅仅计较，何况大利?有奶便是娘、见利忘义者，更不在少数。文士又不同，能不为五斗米折腰，视金钱如粪土，却对面子非常在意、对名气非常在意。你不尊重他、不给他面子、不给他名气，他便恼了。无谓之人即是非之人，善是非者，人在家中好端端地坐着，他也能找上门去，与人争斗一番。凡有志之士，贤达之人，决不会与庸俗之人计较那蝇头小利，也不会与那些“无足观”的无聊文人们争虚名，更不会去和社会上的市侩无赖们斗嘴怄气。这不争的内核是不争于此必争于彼。张之洞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功勋昭着，他在匡正时弊、以工兴国、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卖国投降等大事大举上，不仅慨当以慷，义无反顾，还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义胆刚烈去实现利国利民的宏图。正由于此，他才以豁达的浩然之气和高山仰止的君子风范，不与那些人争名争利，以宽容之心，铸恢宏之道，这是很让人垂敬的呵!看到身边的一些人，胸无大志，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让区区小饵和是是非非的市井红尘，遮蔽了双目，堵塞了情智，到头来只能是碌碌无为而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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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 字孝达 ， 号香涛 ， 人称“张香帅”。他在出任湖广总督期间，大力推行洋务运动，办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矿务学堂、卢汉铁路等一批企业、学校、铁路，还送了一批优秀学子到日本留学。
而搞洋务运动其实是一件很“烧钱”的事情。张之洞做这些事情又特别舍得花钱，简直就是跟钱过不去，因此得到了“钱屠”的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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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人称张香帅，原因在于他的号，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这就是“香”字的由来。而“帅”字，则出于其三次担任湖广总督，民政和军事的一把手，属“大帅”，故，人称张香帅。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当年科举是进士第三名，也就是“探花”。最早的探花，是在进士中选择两位容貌最出众的学子，人称“探花郎”。后来才特指，进士第三名，但这个名次的进士，仍然是选择相貌出众者。
所以，张之洞的张香帅称呼，一方面跟自己的身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对他的美称。
都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可是张之洞五十多岁时，不认天命，一心搞洋务。于是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大力办学，创建了各种学堂。现在武汉的几大重点高校，比如武汉大学、华中农业、武汉科技等大学基本都源自于张之洞。
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把武汉建造成清朝最大的重工业基地，比如全亚洲最大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大型现代化企业均落户武汉。我们现在常讲的九省通衢，其实也是源自于张香帅，正是他主持修建的京汉铁路，才把武汉纳入了铁路中枢。
这也好理解，为什么导致清政府倒台的决定性事件，辛亥革命，会在武昌（武汉下的一个区）爆发了？
但是张香帅，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花钱如流水，人称“钱屠”，这是怎么回事呢？
最早汉阳铁厂的预算是246万两银子，但是在建造过程中，张之洞不停向朝廷要钱，后面先是追加了42万两，后面又多次追加，最终花费近500万两银子。
清朝廷有那么多的封疆大吏，像张之洞这样花钱如流水的，还真是少数。他有点好大喜功，凡事喜欢往大处做，但为人清廉，花钱基本都用于了公家。
像在《走向共和》中说的他的汉阳铁厂出产的都是废铁，根本不能用于铺设铁路，这种情况很普遍。所以，后人也很惋惜，如果张香帅，在通盘考虑的时候，能再谨慎一点，或许在洋务运动上，他会超越李鸿章的贡献的。
其实不仅仅在兴办实业上，张香帅花钱如流水，在一些公务接待，以及个人行为上，也是奢侈浪费严重。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朝廷的财政危机已经很困难了，1889年伊藤博文访问湖北。张之洞是大摆宴席，规格几乎跟慈禧皇太后的满汉全席对标了，两天时间就花了八万两银子。
这种好大喜功的行为在伊藤博文看来，也是太过分了，临走时也是感慨：
“这钱花得真可惜！”
等到了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慈禧太后跑到西安去了，收拾烂局的人中就有李鸿章。或许是感受到了清廷的被欺负，坐镇东南的张之洞几乎一天一个电报给李鸿章：
“洋人不能这么不讲理，也应该懂礼义廉耻。不但不应向洋人赔款，反而应当据理力争，让洋人向中国赔礼道歉。”
甚至张之洞还讲，如果李鸿章不能对付洋人，他坐火车北上，亲自来骂洋人，而李鸿章却给他回了一句话：
“电报每字两角四分太贵，无事勿再多言！”
而张之洞的这封电报多少字呢？
总共5000多字，也就是说，这一篇电报就花了2000两银子！
所以说，张之洞人称“钱屠”是名不虚传的，但是万事等辩证的去看待，李鸿章是没有花这么多电报钱，但他死后，却给后代留了4000万两银子。而张之洞死后，却没有留下一分一文，从这一点上来看，真正的“钱屠”实际上是李鸿章。
张之洞是一心想替朝廷办事，而李鸿章，却有自己的私欲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