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己朋友的结交
高 山
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真挚友情，与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密不可分。早在1935年秋冬，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到达陕北时，就多次研究了全国面临的政治形势，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从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对被俘虏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耐心宣讲：“东北军和红军打仗，不管谁受损失，都是削弱抗日力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愿意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抵抗日寇侵略，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这时高福源还看了话剧《你走错了路》，因取材逼真，很受感动，愿意回到东北军向少帅报告红军政策，希望东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不忘国难家仇。周恩来遂决定让高福源利用其特殊身份，回到东北军，建议他们的少帅改弦易辙，联合抗日。此后，张学良思想弯子转度扩大，决心不打内战，愿与红军代表谈判。
1936年2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布置李克农单枪匹马前往洛川，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商量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问题，但张学良要进行一揽子全部交易，希望能与中共主要负责人见面。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和张学良谈判，于4月8日到达离延安不远的川口。因天气阴沉，风雪交加，电讯中断，次日始转晴，张学良驾飞机由海川飞抵延安，立即派人到川口迎接周恩来。当晚周恩来到达延安城内天主教堂的小楼上，与在那里静候的张学良初次会面。周恩来为了活跃深入交谈的气氛，首先向张学良自我介绍自幼是在东北长大的，似乎早有乡谊。张学良也坦率地说：“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先生规劝，力戒毒瘾，振作精神，因此，拜张伯苓为师，你在南开读过书，我和你是同师受诲。”这样一番寒暄，俩人虽是第一次见面，并不觉得陌生。周恩来心想，张学良真是痛快汉子，不掩饰曾有不良嗜好，敢作自我批评。张学良也暗自敬佩周恩来的勇气，竟毫无顾忌，不带随从，单身和我会面，如果我把他扣下来，不能脱身，该又怎样？因而他们内心相互倾慕，缩短了谈话距离，气氛逐步融洽。开诚倾谈，将近通宵。
张学良在畅谈中表示完全赞同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说：红军是真正抗日的部队，我们不敢并存抗日与“剿共”的方针。希望和周恩来进一步商讨解决联共抗日的几个大问题。他对当时红军东征山西，准备进入河北与日寇交战，甚表欣慰。这样便于他公开地与红军采取一致行动，否则他只能悄悄地和红军订交，预作抗日准备。他对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也热忱欢迎，并慷慨表示：“不论来多少人，经过东北军防区，我们都可以让路。”
另外，在这次交谈中，张学良提出独特的政治观点，主张联蒋抗日。认为蒋介石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的力量越多越好，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他以国民政府名义提出反对，就不好办了。周恩来说：“中共过去主张反蒋抗日，那是因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头子，视人民群众为仇敌，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侵犯面前，所持的态度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其基本政策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所以我们提出反蒋抗日。现在南京各方面派系对日本侵略的态度也不尽一致，蒋介石的错误在于“安内攘外”，只要他把这个错误扭转过来，也就可以一致抗日。” 张学良感到他的看法可能被考虑接受，增加了信心，又对周恩来讲：“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并郑重其事地表示：“除非蒋介石向日本投降了，否则我是不能反蒋的”。显然，他希望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周恩来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向我党中央报告”。实际上，这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已多渠道开始接触，初步建立了联系。中共中央也正在考虑联蒋抗日的重大方针。
张学良还对发动抗战能否取得胜利，提出一些疑问，对法西斯本质也认识不清。周恩来说：要抗日，收复东北失地，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可能的，要发动民众起来抗日，必须实行民主。法西斯是反历史反人民反共的，它没有群众基础。处理中国现实问题，只有联共，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至于缺少抗日干部要靠自己培养，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们可以办军官训练团，将来可以联合起来办抗日大学。张学良感到周恩来头脑清醒，谈问题，深入浅出，合乎情理，衷心佩服。10日凌晨，会谈将要结束，张学良异常兴奋，拿出一本当时《申报》印制的最先进的地图，送给周恩来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另赠送给红军3万银元，后又补送20万元法币。
事后，周恩来对李克农说：“出乎意料，谈得真好呀。未想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有决心，有志气，完全可以诚心诚意和他交朋友。”4月22日，周恩来亲笔致函张学良说：“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真诚地表达了对张学良的感佩热情。张学良也对带这封信回到洛川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说：“你不再是我的客人，而是我的助手。周先生是这样友好，谈话有情有理，解决我很多疑难问题，给我深刻印象”。从此，周恩来和张学良成了知己朋友。
二、应邀共商大计
国 家
1936年底，全国处在日本强盗全面进攻的前夕，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席卷全国，各阶层爱国力量强烈要求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团结御侮。张、杨在这种形势下，利用西北的有利地理位置，与靠拢红军所形成的军事力量，决心兵谏，逼蒋抗日。
周恩来
1936年秋，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变”后，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的兵力，统统北调，他认为这时红军主力集中到陕甘地区，是他“围剿”红军的好时机，为了部署最重要的一次大“围剿”，蒋于10月22日从南京飞到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谈话，宣布他的“剿共”计划，准备在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并责令张、杨做好一切“剿共”准备。张、杨向他反映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如再命令进行“剿共”，军心涣散，难以执行任务。蒋介石听后十分恼火地说：“在共匪未消灭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
蒋介石又于12月2日由海阳到了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刚到住地就紧张地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长以上军官进行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7日，张学良凭着破釜沉舟的决心，痛切陈说利害，再次想说服蒋介石。张学良说：当前是抗日第一，红军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现时东北军抗日情绪高昂，不可压制。此刻张学良声泪俱下，恳谈了二三小时之久。最后，蒋介石还是不管不顾，顽固透顶，把桌子一拍，严厉地说：“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说：“共产党你想剿也剿不了”。蒋问为什么？张学良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有人心”。经过这番争论，张学良立即转回西安，找到杨虎城，一见面就急着说：“劝说不成，我们失败了”。于是张、杨两人共同议定，只有走兵谏这条路了。
张学良(右)与杨虎城（左）
十二月八日，张学良、杨虎城再次会商，初步确定兵谏计划，并分别进行紧张的准备。十一日，蒋介石召集在西安的中央军将领，商量军事行动计划，定于十二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十一日晚，张学良召集东北军有关要员，宣布十二日凌晨实行兵谏的行动。他沉痛地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骂名，全国人民很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事实证明，对日本不抵抗丧失大好河山是根本错误的。近几天在临潼，我又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又遭到严词拒绝，并且受到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他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然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和杨虎城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要委员长住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是拥护他做领袖。随后，张学良又请刘鼎将这一行动电告中共中央。张学良又于十二日凌晨五时前，直接致电毛泽东，内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接着，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统一认识，作出力争和平解决的决定，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十二日中共中央复电，拟派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红军立即南下，向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靠拢，以应付各种事变。
十五日，红军毛泽东、朱德等十五人致电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的爆发“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如扩大内战将“国亡种灭”，恳切希望采纳张、杨八项爱国主张，变内战为抗战，红军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
十七日，张学良吩咐刘鼎用飞机将中共中央所派的代表团，由延安接到西安。这个团由周恩来负总责，奉邦宪(博古)管党和群众工作，叶剑英管军事工作，李克农是秘书长。为了做好统战工作，讲究礼貌，周恩来来到西安后，就先把留了多年的长胡子剪掉了，然后住进金家巷张学良公馆。
张学良在公馆等待周恩来一行，见面后立即商谈。张学良首先说明蒋介石顽固地逼迫他们去打红军，不用强制手段，无法使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被兵谏后，最初固执己见，拒绝商谈，现在已允许商谈抗日问题。周恩来赞扬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同意对蒋介石所采取的方针。周恩来分析当时事态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未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
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了蒋介石，团结抗日，另是蒋介石拒绝谈判，进行公审，宣布罪状，予以处置。这样，势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亡华创造便利条件。我们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结局，就是说要采取说服蒋介石的方针，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接着，周恩来又指出：根据国内外形势，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张学良说：当前军情紧急，如果南京方面挑起内战，红军必须用主力打击西线的胡宗南等部，十七路军守卫西安，东北军主力集结渭南备战。周恩来通过这次会谈，感到张学良是发动事变的首要人物，没有个人野心，是个了不起的青年将军，贯彻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没有太多的困难。张学良确认中共大公无私，诚心抗日。随后又说共产党给他们作了很好的参谋部，所有的意见都是为了未来考虑的。二十四日晚，宋子文、宋美龄陪周恩来去见蒋介石，蒋勉力坐起与周寒暄。蒋说：周曾是他的部下，应该听他的话。周当场表示，只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从蒋先生指挥。
宋美龄说：“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以后不能剿共了”。蒋考虑后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会见，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
随着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宋氏兄妹就要求张学良早点放蒋离开西安。二十五日早晨，宋子文收到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和幕后马占山、杜斌丞等的联名信，提出放蒋的条件，必须签字和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否则张、杨两将军即使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宋子文因此大惊失色，蒋介石、宋美龄也十分惊慌。下午，张学良对杨虎城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也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从你和于学忠指挥”。他们急匆匆地一同前往机场，蒋介石看到机场上有两千多群众(预定为欢迎抗日将军傅作义所组织的)有点紧张，忙对张、杨重复一遍所答应的条件，特别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改组政府，容纳抗日主张。张学良对送蒋的事，可能因急于成行，没有顾及通知周恩来。这时，周从东北军军官孙鸣九口中，获悉此事，非常惊讶，立即动身，赶往机场，可惜飞机已经起飞了，来不及向张学良表示不必送蒋的意见，只能望天兴叹说：“汉卿中了旧戏的毒，还要负荆请罪啊”。1949年，周恩来劝说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留在北平，不要回蒋管区复命了，免遭不测。还后悔地说：“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就是指张学良主动送蒋这件事。
三、悠悠故人情
团 结
周恩来常讲：“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无论风云怎样变幻，都没有淡忘和张学良在短暂共事中建立的友谊。始终称赞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为中华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周恩来于1946年在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大会上，深刻论述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历史功绩。他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从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西安事变二十周年时，周恩来再次高度评价张、杨两将军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郑重指出他们的英名必将永垂史册。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了解到张学良在台湾撰写历史资料，读到西安事变的经过，赞扬他在形势严峻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仍然光明磊落，不惧权势，坚持尊重历史事实，具有“大丈夫做事，敢作敢当”的品格。
周恩来念及张学良，对他在大陆的亲属更是关怀备至。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学良就很喜欢他的四弟张学思。1934年，张学思由于愤恨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决心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张学良全力保送下，入了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军事，并积极物色东北籍爱国进步同学，准备在军校毕业后，一同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几年后，张学思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他的足迹踏遍了华北敌后抗日战场和东北解放战场，实现了大哥张学良的夙愿。解放后，周恩来一直关心张学思的成长和使用，知悉他初任一届政协会议代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后被任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在十年动乱期间，当周恩来获知张学思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未及时医疗而病重时，立即通知所在医院设法抢救，如果力量不够，可约请301或其他医院协助。但张学思不幸于1970年5月含冤病逝，年仅54岁。周恩来闻讯非常悲痛，几次下达指示，要彻底清查迫害张学思的问题。海军成立了张学思专案复查组，经过几年的努力，于1975年4月，终于为张学思错案改正平反恢复名誉。
1951年，周恩来与张学思在大连
1974年，国庆节前夕，周恩来见到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内有原全国政协委员张学铭的名字，感到十分宽慰，认为邀请张学良另一位弟弟张学铭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能见报，在国内外都有积极影响，很有必要。
1927年张作霖的8个儿子在张氏帅府的合影，从右至左依次为：张学良、张学铭、张学曾、张学思、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张学铨。
张学良与二弟张学铭（左）、四弟张学思（右）合影
周恩来和张学良是有不同的身世和经历，属于不同的政党，但都具有优良的民族道德素质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始终保持着大义凛然的正气，怀有永不衰减的真挚而深厚的情谊。现在这两位友人都先后逝世了，但他们热爱祖国的精神会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