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蘇在1900和1930年代,不同選擇的不同命運

上文“美國的1904到1991:從經濟第一到軍事第一再到世界超霸”,我們談到了從經濟第一到軍事第一再到霸權橫行的歷程,也就是從區域大國區域霸權到世界強國世界霸權的歷程。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關鍵經驗:經濟發展好,問題多也不怕;經濟發展不好、不平衡的話,問題會越來越多,甚至出現嚴重問題。

美蘇面對國內問題採用不同的應對方式

1920年代後期到1930年代,蘇聯的斯大林模式在逐步發展過程中,先後出現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大清洗三件大事兒,而這三件大事兒的基礎就是在“複雜的被周邊敵視”狀態下,蘇聯該如何儘快發展、壯大的問題。蘇聯採用的方式是以個人迷信為核心,打造高度集體化權威,集全國之力發展重工業、軍事國防。

美蘇在1900和1930年代,不同選擇的不同命運

這種方式符合俄羅斯民族的歷史特點和民族性格,但是,在新的世紀裡,這種發展模式因為過於集中化出現很多問題。因此,受到後世許多人的批評。但是誰也無法否認:蘇聯通過“斯大林模式”迅速強大。因此,這種行為模式如果作為應對緊急狀態的下是可以被歷史認可的。

當時的蘇聯幾乎受到世界列強的敵視,而且當時的社會完全是一種叢林世界。現在你可以用現代理念去批評那個時代的人,但身處在“叢林世界”裡的國家“生存下去”是最關鍵的問題。蘇聯的問題在於,斯大林去世後,仍然採用的是該模式,而且問題更多。“時移世易”改革應該是動態的改革,而不是在一個範圍內上下浮動。

在這一過程中,典型的悲劇事件“烏克蘭大饑荒”(1932—1933年)爆發,而這一年正是農業集體化運動蓬勃發展時期。各種問題(例如掩蓋、拖延問題;腐敗問題;官僚問題等)使得這一饑荒問題日益嚴重。

可以說,蘇聯的經濟“一頭輕一頭重”問題過於嚴重,雖然快速提高了實力,但基礎並不牢靠,發展

不平衡,也因為“聯盟”(蘇聯內部、蘇聯與其他盟國)內部的“單方面供給”問題一直存在。特別是“華約”集團在1950年代逐漸形成過程中,蘇聯對其他成員就屬於單方面控制和供給。沒有像“北約”那樣內部成員間有互相促進作用。

美蘇在1900和1930年代,不同選擇的不同命運

美國如何應對國內問題

美國自“南北戰爭”後,其國內經濟發展比較順暢。到了1890年代,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其國內問題也特別多,“壟斷問題”“遊行工人運動問題”“長期的種族歧視問題”“男女平等問題”“退伍軍人遊行問題”等都亂七八糟的事情,比今天要嚴重得多得多。

問題是,美國為何挺住了?這就在於美國的資本家非常善於“妥協”,他們追求的是一種“總體穩定”,什麼時候妥協、什麼時候讓渡權利拿捏得很準。更關鍵的是,因為美國的經濟發展相對好,大部分人都有發展的希望、奮進的希望,你退一步大家就開始滿足了。因此,這就說明一個關鍵問題:什麼時候最適合改革?經濟發展好的時候。

經濟發展好的時候,解決國內問題就相對容易。經濟發展不好了,你再去解決問題其實就比較難了。因為,只要改變政策,就會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損失。那麼,他們就會反對這種改變。利用自己的話語權、個人(乃至集團)的影響力阻撓改革。

面對內部問題,美國和蘇聯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蘇聯採取的策略是“極限施壓”國內各個政治勢力,甚至採用“大清洗”這種方式謀求“一個絕對聲音”現象。

美蘇在1900和1930年代,不同選擇的不同命運

美國則不同,因為美國的政治派別、宗教勢力、總統和州長權限、三權分立等諸多原因,美國的總統乃至某個集團,很難取得絕對優勢。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說話的人就很多、觀點就很多,美國統治精英則通過“扒糞運動”對國內最主要的問題“企業壟斷”問題進行打擊。一方面保證了美國經濟的總體發展;一方面催動了“自由競爭”繼續存在。

在1890年代到1920年代,美國諸多總統中,其最成功的人當屬被雕刻在國會山上的總統雕像西奧多·羅斯福(1901年9月14日—1909年3月4日)。

美國的“進步主義”的“進步”在何處

18世紀後期到1920年代,有理性的美國精英面對國內的政治腐敗、壟斷、貧富差距等問題,特別是其國內的各種遊行反抗非常多,內耗問題比較嚴重。那麼,未來美國將如何再發展,便成為美國精英階層的思考重點。

這時,進步主義成為一種盛行的社會哲學,而西奧多·羅斯福就是這一運動的典型代表。

“進步主義”的“進步”主要是講對待國內,反對任何激進的改革或革命,主要是追求資本家間的平等競爭,其國內主要是進行經濟“妥協”,阻力就是各種大公司、大企業。

美蘇在1900和1930年代,不同選擇的不同命運

它明裡暗裡地支持以“言論自由”為目的進行各種“扒糞運動”,用新聞言論逼迫壟斷企業、反對自己政治主張的勢力就範。用以實現進步主義者眼中的平等、公正,逼迫大部分美國精英階層讓渡部分權力給普通民眾,以讓民眾們為“美國的整體利益”而戰。

通過媒體扒各個企業的“黑歷史”,讓民眾意志、選票壓力逼迫所在政黨妥協,妥協之後帶領大眾向壟斷企業發動衝擊,迫使壟斷企業更溫柔的行事甚至分解它們。這樣做確實讓美國的中小企業的競爭力、活躍度增強,也舒緩了當時的一些社會公平問題。同時,也讓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看上去變得更合理。

從這個意義上說,“進步主義”屬於溫和的做派。但其實在本質上並沒有脫離侵略性的本質,特別是在對外問題上,奠定了直到今天我們的感覺——對國內民眾百般討好,對外部那是秋風掃落葉般的無情。

羅斯福在對外關係上最著名的政策就是“胡蘿蔔加大棒政策”(carrot and stick)。這一政策,有人說是出於1901年。那年,羅斯福在發表演講時曾說過一句名言:溫言在口,大棒在手。這被認為是“胡蘿蔔加大棒政策”的起源。當然,也有人說是來自於西方的民諺:要使驢子前進,就在它前面放一個胡蘿蔔同時用一根棒子在後面趕它。

打敗西班牙之後的各個殖民強國,說實話以美國當時的軍事實力是無法與英德蘇法抗衡的。所以,在殖民入侵上,胡蘿蔔就成為最公開使用的招數。

胡蘿蔔的最大代表行為就是“跨國公司投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跨國公司其實是一種軟性經濟殖民。一方面為了給國內產品尋找出路,一方面為經濟殖民的崛起提供壟斷利益。

雖然,“跨國公司”在美國國內漸漸老實,但在國外,它們卻以“國中之國”的“治外法權”,讓他國人民受到更殘酷對待。特別是拉美國家。

美蘇在1900和1930年代,不同選擇的不同命運

直到今天拉美國家中的許多國家,特別是加勒比海各國都沒有擺脫這種“軟性殖民”的惡果,充當著美國的“原材料”“水果”批發市場,每個國家負責向美國輸出水果、蔗糖等。

因為早在百年前,作為原材料供應基地、跨國公司的樂園,某個國家只被限定在某幾種水果或某種農產品的種植基地,從生到死那個國家的人只會幹這些。

“原材料”“初級產品”是賺不到利潤的,再加上美國扶植各國的某個家族、某個勢力作為統治上層賺取大部分利潤,造成大部分人學歷低甚至文盲,國家根本無從發展。這就是拉美許多國家守著水果、農產品卻沒有糧食保障的原因。因為,各個“代工”之間可以通過“交換”取得所需,但“交換”能否完成要看“老大”國家的態度。

與其說,這是胡蘿蔔還不如說這是實實在在的毒藥。在美國龐大需求下,拉美特別是加勒比海諸國的單一化經濟二百年來(甚至西班牙統治時期的五百年來)都是如此,這個問題就極為嚴重了。歷史原因、現實原因、心理崇美因素造成,問題非常難以解決。雖然,許多人都知道這樣做不好,但難以改變。

有了胡蘿蔔,那麼大棒就不用說了,看看當今世界就知道“大棒”是什麼了。輕者制裁他國,重責武力推翻他國政權。

美蘇在1900和1930年代,不同選擇的不同命運

總結陳詞:美國很幸運

如果說美國的“進步主義時代”只有我說的上面諸多內容的話,其實算不上什麼“進步”。但美國很幸運。在經濟獲得高度發展過程中,趕上了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

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德國和美國異軍突起,打破了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工業革命中英國一股獨大的現象,雖然總體科技英國仍然是第一,但是與德國、美國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而20世紀後的世界競爭將是科技的競爭。

限於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我將以專文的形式詳細說明這一問題。下文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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