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各國的經濟紛紛陷入了停滯狀態。但仍有一些國家採取了“另類”的抗疫手段，例如瑞典，其沒有和大多數國家一樣實行嚴格的封鎖措施，也從未停工停產。
事實上，早在3月12日，瑞典官方就已決定不再進行大規模檢測，只檢測已收治入院的患者；公佈的統計數據也裡沒有“疑似病例”這一項；不呼籲民眾戴口罩，也不實行強制社會隔離令；邊界、幼兒園、初中、小學、酒吧、餐館、公園和商店仍保持開放。
“瑞典即將在5月迎來群體免疫。”4月22日，瑞典流行病學專家安德士·泰格內爾在每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在他看來，無症狀者或輕症感染患者眾多，是通往群體免疫的黃金之路。儘管群體免疫並非政府政策，但斯德哥爾摩最早在5月實現這一目標——超過六成人口感染後康復獲得免疫力，進而保護高危群體乃至全社會免受感染。
不過，比起一味的樂觀，也有相反的聲音。根據瑞典當地英文媒體The Local Sweden報道，瑞典副首相伊莎貝拉·洛文警告稱，如果疫情顯示惡化跡象，政府可能會實施更嚴厲的措施。
那麼，疫情下的瑞典實際情況到底如何呢？
2002年大火的警匪題材電視劇《插翅難逃》主演“豪哥”趙燕國彰常年旅居瑞典，在當地成家生子。疫情發生後，他於首都斯德哥爾摩拍下了瑞典人民的日常。
疫情初期，踴躍向國內運送物資的華人們。
一月底，傳來國內疫情暴發的消息。瑞典當地華人開始踴躍購買口罩、體溫計等防疫物資，配合使館向武漢等城市郵寄，支援祖國抗疫。上圖為籌集物資向國內運輸的當地華人們。
當地連鎖藥店APOTEK一景。
當地華人對防疫物資的大量採購，幾乎讓整個斯德哥爾摩藥店的口罩、體溫計全部銷售一空，時至今日，補貨的速度依然十分緩慢，口罩、體溫計仍然屬於緊俏物資，極難買到。圖為當地知名連鎖藥店APOTEK。
從國內寄來的口罩。
別無他法，當地華人只能求助於國內的親朋好友為自己郵寄口罩。上圖趙燕國彰捧著的規格為200只裝的醫用口罩，正是自國內郵寄到斯德哥爾摩的。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像趙燕國彰一般幸運。據他所知，一些朋友選擇了英國某公司的中轉物流服務，結果這些口罩全部“寄丟了”。
超市中堆積如山的衛生紙。
疫情初起，陷入恐慌的民眾開始大量囤積物資，除了罐頭和瓶裝水之外，最先被搶購一空的永遠都是衛生紙。
無獨有偶，3月初開始，搶購衛生紙的情況在歐美各國發生，但誰也說不清楚這種搶購行為背後的心理成因，相關專家只得將其歸因於盲目從眾的心理導致的跟風現象。
為了滿足當地人這種“特殊情結”，超市老闆們都進了大量的衛生紙，並且把它們堆成一座小山，擺在門口最顯眼的地方。就目前的供應情況來看，衛生紙不太可能會再次斷貨了。
斯德哥爾摩的地鐵上，車廂空曠，幾乎沒有乘客。
根據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經濟商務處數據，瑞典屬於小型開放型經濟國家，其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對外貿易。近年，瑞典的外貿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0%—45%。瑞典人口只佔世界總人口的0.2%，其貿易額卻佔世界總貿易額的2%。如此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使得瑞典在經濟上的確難以承受停工停產的後果。
在經濟和健康之間，遠程辦公成了折中的妥協手段。如果員工有發燒，或感冒症狀，即便只是輕微過敏，都可以向公司報備請假。
至於疫情期間的公共交通，為了滿足“安全社交距離”，瑞典的公共汽車上會限制乘客人數，用安全帶扣住的座位都不能乘坐；地鐵上的人更少，經常一整個車廂都空無一人。因為地廣人稀，某種程度上產生了自覺隔離的效果。
沒戴口罩的超市收銀員，其面前裝有透明玻璃板以阻隔飛沫噴濺。
用於標記“安全距離”的藍色圓圈。
超市裡排隊等待結賬的顧客。
超市等公共場所亦然。超市的地面上每隔1.5米畫了一個藍色圓圈，相當於參照物，提醒人與人之間應該保持的安全距離。為了防止飛沫噴濺，一些收銀員會在收銀臺前裝上一塊透明玻璃。
但這些政策的施行大多隻能依靠人的自覺。例如上圖中排隊等待結賬的顧客們間距顯然不足1.5米，而且很明顯，包括收銀員在內，所有人都沒戴口罩。
一所小學的學生們在上戶外活動課，當地中小學仍在正常運行，沒有停課。
當地的幼兒園和小學仍在正常運行。沒有停課，學生們也沒有戴口罩。據趙燕國彰介紹，疫情之下，當地幼兒園、小學、初中不停課，是因為法律、文化多方因素死死扣在一起，相互影響，難以變通的結果。
瑞典法律規定，無自主能力的孩子不能獨自在家，至少得有父母雙方中的一人照看。所以某種程度上學校起到了保姆的作用。一旦學校停課，大量成年勞動力需要請假或辭職回家照顧小孩，即便抗疫一線醫生和護士也不能免俗。屆時瑞典經濟生活很可能徹底崩潰。
在中國，帶孩子的問題往往可以求助老一輩幫忙解決。但北歐國家由於親情關係較為疏離淡漠，這一點對很多家庭而言也很難做到。
學校不停課，學生也不能私自曠課。疫情暴發初期，很多當地華人不讓孩子上學，打算全家自主隔離。但《瑞典教育法》規定，所有兒童和青少年都應有獲得教育的均等機會，不論性別、居住地或任何社會或經濟因素。兩週後，這些家長們就收到了法院的傳票，罪名是涉嫌剝奪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權利。無法可想，華人只能讓孩子繼續上學。
“它是幾百年形成的社會機制，不像我們能夠靈活調控。”趙燕國彰說。
斯德哥爾摩一間咖啡館。
疫情期間，受衝擊最大的是餐館、酒吧等服務業。雖然大多數店面依然開放，但前來光顧的人還是越來越少。
當然，反應最迅速的還是華人，早在歐洲疫情於意大利開始擴散，當地華人餐飲從業者就已經陸續把名下中餐館關停。
趙燕國彰在火車站，身邊路過的一名行人臉上戴著防毒面具。
不過，隨著感染率超過千分之二，許多原本“大大咧咧”的瑞典人們身邊傳來親友離世的消息，才終於感受到了疫情帶來的衝擊。街上戴口罩的人陸續多了起來，一些人甚至戴上了防毒面具。不過，據趙燕國彰觀察，
這部分人佔比不超過總人群的兩成。
當地醫院，沒有佩戴口罩的掛號員。
目前瑞典主流專家的意見仍然不變：口罩阻擋病毒的效果微乎其微，不建議佩戴。所以，瑞典各大醫院，從護理員，到掛號員、到護士，再到醫生至今仍全部不戴口罩。唯一的主張是勤洗手。
因為醫院有拍攝禁令，因此趙燕國彰只能“偷偷”留下這一張照片。照片上的女士是這家醫院的掛號員，其也沒有佩戴口罩。
瑞典實施公費醫療制度。普通瑞典公民，包括僑民在內都有醫療證，每年僅需自行支付1200元人民幣左右的費用充作額度。倘若生病，治療所需費用超過1200元人民幣的部分都由政府承擔。
但全民免費的結果是醫療效率極低。根據趙燕國彰介紹，瑞典醫院平日對小孩、孕婦、老人等弱勢群體有一定的資源傾斜，照顧稱得上盡心盡力。但普通成年病患倘若體感不適，要就醫則必須打電話提前預約。醫生一般不會立即接待，只是建議患者居家休息觀察。當地華人有病不在當地看，選擇飛回國檢查，是常有的事。
新冠期間亦然，對於輕症患者，醫生給出的建議大部分也是居家。只有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呼吸問題，或者暈眩、神志不清、嚴重高燒等症狀。醫生才會判斷患者是否需要住院。
長此以往，醫患之間反而達成了某種“默契”：因為瑞典人都習慣了只有急診才可以去醫院，所以世界各國最為擔心的情況——醫療擠兌——反而不太可能出現在當地了。
根據最新數據，瑞典確診人數超過21000人，死亡人數2586人，治癒人數1005人——考慮到瑞典總人口僅在1000萬左右，這個比例已然不低。
